我的领导  

李亚民

这篇文字的主人翁是我当年的领导。老先生先是工厂技术科科长，后来，企业发展了，捋顺了管理关系，技术系统分成总工程师办公室、设计处、工艺处、检验处、计量处、教育处等部门，由他担任设计处处长。时间不长，他就出任了工厂的副总工程师。他在副总工程师位置上，一直干到年满六十岁退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始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1978年，我从工厂7.21工人大学学习结束，回到车间做现场技术工作。这时候国家的干部政策变了，干部必须经过正规院校培养，一般不再从工人农民中直接提拔，厂办大学当然算不得正规，为解决转干问题，我又到武汉后勤学校企业管理系学习。学习回来，我就在工厂劳资部门上班了。1980年年底，厂里接了一批冲压件外协任务，由于设计工作量很大，工艺装备设计成了瓶颈。我在车间工作时，搞的就是冲压模具设计，也算熟手，就抽到技术部门搞突击。任务完成以后，他认为我还可以，就把我留到了技术部门。由此，我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打那时候起，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是老牌大学生，属于那种谦谦君子，对于莽撞粗鲁无知的我，包容很多、关照很多、帮助也很多。我这个老领导的理论基础扎实，业务能力很强，这些年，我能有些许进步，是和他的关心、提携、帮助分不开的。

我这位领导的经历颇有些曲折。他是浙江湖州人，出身贫寒之家，早年并没有读几天书。但由于生活在经济繁华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的英华荟萃之地，受良好的环境熏陶，加之聪明好学，很小年纪的他就把一些古典文章背得滚瓜烂熟。16岁时，为了生计，他去上海到一家裁缝店当学徒。

建国之初，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一大批有文化的国民。青年人相应党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学习热潮之中去。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一切领全国之先，当时各种形式的夜校、业校如同雨后春笋。这个来自湖州的青年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成为攻读文化知识大军中的一员。人聪明，门门功课都是高分，不长时间，他就学完了初中、高中的文化课。人就是这样，登上一个山峰，就会眺望更高的山头。所谓余勇可贾，他打算放弃工作考大学。考哪所大学呢？心劲儿极高的他自然瞄的是最好的学校——地处上海当地的交通大学。考什么专业呢？重工业是国之重器，而建国之初这一块儿却是一个薄弱环节，位卑不敢忘忧国啊，优秀青年应该担当重任，自然是理工机电了。

有志者事竟成啊！参加高考，他如愿考上了交通大学，时间是1955年。这时，这所建校整整一个花甲的大学正面临着一件大事——西迁。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工业布局需要，要将这所源于甲午海战惨败警钟提醒，盛宣怀等有识之士以：“自强首在储才，储才首在兴学！”教育强国信念而建的名校迁往西北重镇——西安。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好事，不同的时代，爱国志士知识精英发扬光荣传统，致力于国家繁荣富强的宗旨以一贯之！

这是一个大事件，大政方针的决定不是一个学生所能参与或影响的，但是，举校千里的大迁徙，必然影响到他这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我的领导1955年在上海老校区入学，1956年迁徙西安继续学业。东南水乡西北荒原，南国吴语北地秦腔，上海鱼虾西安小米……差距大得不可思议，事情绝不是往事如烟那么简单或者诗情画意，其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其实呀，认真地说起来，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和不适应，与那场令人刻心铭骨的政治事件比起来，就真是毛毛雨了。

1957年，整个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交大西迁的必要性成了一个讨论焦点，社会上以及师生中间都有些不同的意见。涉及面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出现不同的声音实属正常。既然是讨论，听听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法也塌不了天。可是，随着“鸣放”的不断深入，提意见的人就有些忘乎所以起来，尺度不断地加大，当局者容忍到了极限。过了那个“不平常的春天”，迎来骄阳似火的夏季，形势陡变，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西迁讨论与政治挂上了钩。最终，“西迁”之争以极其冷酷的形式宣告结束：划为右派的师生约为全校师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而这些背着右派标签的师生以后的几十年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西迁”之争，最后以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两校分治而宣告结束。那场争论波及很广很远，十余年后，西安交大的缔造者——彭康校长，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迫害而死，也与之有关。政治运动的可怕，由此可见一斑。

说起来，世界真是不大，我姐夫曾和我这位老领导当年的交大同学老吴同事。老吴是一个江南才子，思维敏捷语言便捷，属于胆汁质型性格。在那场“鸣放”中，他表现得激进活跃，和来校考察调研的中央领导当面辩论。在那个年代，这种过激的做法，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到后来，老吴不但被划成右派，还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可谓遭遇坎坷。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老吴发展得很好。他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搞得风生水起，成了省级劳模，事迹刊登在省报上。再后来，老吴调入一家研究所担任所长，同样是腿杆子上绑大锣，走到那响到那，做出了骄人成绩。那代人的风范以及专业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很有幸，我和我的领导这位老同学也有交集，而且很能聊到一块儿。在老吴那里，了解到我的领导的一些情况。这位老兄是一个锋芒毕露的爽人，他对我说：“你这个科长啊，可是了不得呢！他是通过自学考进大学的，基础不够扎实、系统。第一学期，他的成绩属于中下，第二学期就名列前茅了，再后来，他就雄踞全班之首！我当年很傲，可在这个老大哥面前却是俯首帖耳不敢张狂。哈哈哈哈……”说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位老兄感慨万分：“唉，要说呀，还是我影响了你的科长我的老大哥的前程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快来告诉我！”

“说来话长，我们同级同班，关系很好，无论在上海的老校区还是到西安的新校区，都是一个宿舍。我们是学习好的学生，我是班长，他是年级学生会的主席。那时候，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以我们的学习成绩，只要顺顺当当地毕业，分个好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政治运动影响，我们人生的走向彻底改变了。”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就是1957年那场迁校的大辩论，实际，我们已经到这边上课一年了，并不涉及自身的什么利益，年轻心热，就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地处上海的交通大学是有六十年历史的机电学校，与当地各大工厂已经形成血肉相关的有机整体，在本土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不应该伤筋动骨地大举迁移。这所学校过去有光荣历史，现在，在工业重镇上海，交大有其应肩负的更大使命与责任。就说支援大西北吧，也可以用另外的办法啊，不一定非得迁校。几年前，迫于国际形势需要内迁，现在情况变了，就应该改变相应措施。组织征求意见，大家进行讨论，又号召大家说真话，我把这些意见倾诉出来，难道不是满腔热情吗？可是，当政者度量有限，过了限度就翻脸，我被打成了另类，这是我批龙鳞的报应！当时，弄得很紧张，要寻找证据材料，我的一些发言提纲，你们科长帮我收藏，被人揭发了。所以，他毕业本来可以留校，却被分配到一所技校当教师了……”

再后来的情况，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个大概。大学毕业，我的领导先在技校教书，不几年，那所学校改办工厂了，这些教师就成了多余。三拐五拐，才到了我们这家工厂。说来，还是凭借了交大学生的优秀，不然的话，很可能留不到省城西安。

我估计，在那场运动中，我的领导表面上没有受到惩罚，但极有可能被扫了一膀子，档案中很可能有不利的文字记录。因为，直到1981年，他入党和我一前一后。而我和他相比，不仅年龄差了二十岁，他是工厂技术科的大科长，我是一个毫不足道的技术员，差距是云泥之别，可我们的党龄只有半年之差。

以上文字，说明什么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固然有理，我们老百姓确实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但是，受所处地位限制，我们不一定看得清全局，所以，多听少说，甚至不说。就是发表意见，也一定要慎重。退一步说，既就是你真有真知卓见，也常因人微言轻无足轻重而被忽视，于事无益，批龙鳞却可能使你粉身碎骨，付出惨痛的代价！我觉的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古人云：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咱凭什么判断人家肉食者卑呢？你不是曹刿，未必有那个本事；你遇到的也不一定是鲁庄公，有那种雅量！当然了，如果当政者虚心征求意见，平心静气地交流，侃侃而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袒露观点倒也无妨。但是，无需激烈，不必动火；建言而已，取舍由它。而拍案而起，慷慨激昂，似乎很解气，实际是在做不必要的牺牲，很是无谓！

后来，我总想，如果不受那个牵连，以我的领导的优秀，也许已经是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大牌教授了。

我说我的领导优秀，绝不是信口胡说，他确实很厉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工厂是以汽车配件为主的厂家，到了七十年代末，企业转轨变型，就以生产整车为主了。我们先是照搬兄弟厂家的现成车型，再下来就得设计自己的产品了。一部整车的设计，绝不是一件易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发动机、底盘、车身以及电气系统的整体匹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以前，工厂并没有这方面的生产经验，也没有学车辆设计的专业人员。这就需要一个站在宏观位置的顶层设计者，高屋建瓴的规划一个运作程序，并对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有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计算。在当时，这个担子只有担任技术科科长的他来承担了。他也确实是一个逻辑性好能力极强的工程人员，经过一番努力，他拿出了一整套程序和具体操作办法：半承载车身的力学分析；车身刚度、强度的计算及检测办法；骨架应力检测；车身与底盘的匹配；风挡曲面数学模型建立等等。他的这套程序和办法，成了工厂车辆设计的常规。三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所修正调整，但这套办法却在一直沿用。

虽然是工程人员，可他的文学修养极好。退休以后，他涉猎广泛，常到书店买书读。有一次，我见他提溜着一捆子书回来，就问他：“领导，什么情况，你开书店呀？”他告诉我：“哈哈……亚民呐，都说鸳鸯蝴蝶派，我一直弄不清楚，就买书系统地看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记忆力极好，看书的速度很快，基本上是一翻而过，不敢说过目不忘，却能记个大概差不多。他家里一般不存书，见到我就说：“亚民，你来吧，这几本书你拿走，我看过了。”他送我的书很是不少，记得那套宝蓝色布面匣装的唐诗、宋词、元曲，还真是价值不菲呢。

我的领导对诗词格律熟悉，谈起诗词他如数家珍，很多名篇他能背诵下来。他感情丰富，特别喜欢苏轼的作品，常说苏轼是一个大才子。一次他给我讲起：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昨夜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老先生竟然眼泛泪花。我电大中文专业毕业，关于诗词，对平仄、押韵、对仗之类粗浅地知道一些，但是，我对字音的平仄、平上去入、清音、浊音等等始终稀里糊涂，根本辨别不清。退休以后，也写些顺口溜在网上与友人逗乐嬉戏，有人署名和××同韵相和。老领导是一贯的认真，一次路上碰见了：“我说亚民呐，律诗是讲究格律的，你和××写的不是律诗，就不能随便注七律、七绝。”我赶快做答：“领导，我写啥律诗呀！我是胡诌八扯，全是些顺口溜，有时弄成了四句、八句，那些玩意儿和近体诗毫无关系！××标上七律、七绝，我不好提醒。谢谢老领导，我是把人丢大发了！”老师就是老师，不久，他发来他撰写的《诗词格律琐谈》：“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