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明朝历史的书，本书以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一天普通的上早朝为起点，记叙了万历皇帝朱翊钧执政的48年期间，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军事等整体状况。

本书以“大历史观”为着眼点，以当代人的视野，透彻分析了明代社会的体制症结，指出了以儒家思想的道德治国替代法律治国，以文官治国替代文武并用治国，以局部集团小利益来统治剥削社会大众的治国选择必然导致帝国从兴转衰。同时，还以与其他历史书不同的画像呈现给我们真实的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这本书对挖掘中国社会传统体制之弊端，探索中国未来之路，不无积极的意义。下面，将本书的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一、社会体制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道德是一切事业的根基。

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其以诗书作为立政根本，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明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稳状态里维持现状而实现。

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明朝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不发展商业及金融业，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帝国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只是使大批饥民不为饥荒所困而造反，在维持基本生存标准下实现长治久安。

统治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从男人，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帝国治理农民的根本方法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

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被列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乡民只是一群动物，浑浑噩噩，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帝国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

民穷的根本原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二、统治阶层

帝国是皇帝和一批文官形成的共同利益集团。

中央的管理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的大厦坐落于无数含糊暧昧的基础之上。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是否成败，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难于执行。

他们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官员既具有道德伦理，也具私心贪念。

文官的双重性格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 另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罅隙，给他们以强烈的诱惑。

百官之所以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

按照“四书”，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灭的真理。

“四书”中的原则，一些人一丝不苟，身体力行，而另外一些人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

皇帝是一种社会制度，而皇帝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万历皇帝深感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而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却属于文官。

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

由于奉薪清廉，大多数官员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

帝国的文官，虽称公仆，实为主人。

三、重要历史人物

1 张居正

张居正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注重仪表。他一开口就能揭示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从1572年到1582年，他作为首辅使明朝复苏，呈现欣欣向荣的十年。

张居正的错误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对文官集团中威望最高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树敌太多，处于孤立的地位。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国富兵强。但他的这种维新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的变革。

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改革，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启迪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征银，最终因缺乏支持而半途而废。

2 海瑞

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

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海瑞是一位清正廉洁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海瑞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

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为仁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

海瑞认为，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

海瑞认为，要杜绝官吏的依法，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

3 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和执行者。

戚继光没有把他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戚继光认为，严峻的纪律是治军方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起重要作用。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与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训练部队时，除注重士兵掌握娴熟技术外，还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武将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原则，标榜稳健和平。

在文官的心目中武将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

文官推崇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

一个帝国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会趋于保守和迂腐； 忽略“武”，就会遭受祸乱和侵略。

四、作者简介

黄仁宇，美籍华人，教授、学者。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享年82岁。

1936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6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黄河青山》、《万历十五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