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刘仲群先生来西北坊坞村任教。有朱氏者回忆，某年夏天，先生和学生一起游泳消暑，在柳子沟老桥下，发现一石碑，仔细辨识，方知碑中记载的村名原是西北樊母村。先生系黄埔子弟，文渊深邃，讲与众人，然僻壤穷乡，文化不开，未得响应。

公元2024年，新时代家学兴启，传统文化复归。有乡亲绪友者闻得传言，约同好者，寻根问踪，辛苦万千，发掘出来，这就是《重修义合桥记》碑。该碑摹刻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尺寸为1400*66*20（CM），红色砂岩材质，正面细细磨平，背面粗錾。由于曾做桥板，石碑上下30公分处各有一条磨痕。碑中正文249字，镌刻义合桥的来历、重修原因、意义以及管理办法。另文293字，摹写捐款者姓氏、金额及助工、石工情况。石碑整体保存尚可，部分文字虽有缺损，不能完全辨识，仍能全文通读。

经笔者研究，该碑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值得保存。

一、文学研究价值。作者文笔流畅，条理清晰，阐释明白。碑刻正文二百余字，完整记述了义合桥的来历、重修原因以及管理办法。尤其是“易木椿为石础，变沮涝为坦途”的写法，前无古人，寥寥两句，生动概括了重修后的巨大变化，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文中“地主”也有别于建国后成份说法，是人人平等、当家作主的时代表述，至今人闪烁着中国传统乡村的人性光芒。

二、书法艺术价值。碑额六个大字使用隶书字体，正文楷书书写。两种字体通体规范，笔法有力，转角婉转。无论是笔画还是结体，都具有优秀书法作品的磅礴气势。这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乡村，在整体教育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表现了作者功力深厚、墨迹深邃的书写意境。同时，石工以凿为笔，以石为纸，也有匠心独具体现，可以说是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

三、简化字运动群众性基础的生动体现。碑刻中，“体”“凤”等字繁简字多次运用，说明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乡村，为书写迅速便捷，简化字已经在广泛使用，汉字简化，势在必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新中国推动的简化字运动，是在广泛群众基础上推行的，顺势而为，效果突出。通过汉字简化，中国城乡各地迅速普及识字率，降低文盲率，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

四、文物历史价值，解决了村庄名称雅化和复姓诸葛的历史悬案。传说中，河东区樊母村始建于秦汉之际，有两千多年历史，何时雅化更得现名，众说纷纭。此碑出土，改变了流传已久在同治元年（1862年）更名的说法，至少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仍使用樊母村这个传统名称。《全裔堂》是流传于苏北鲁南的诸葛氏家谱，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简字运动，现实中的许多的诸葛氏，简化成单姓葛。该碑出土，是该区域葛姓族人实际上是诸葛氏的又一铁证。

现在，该石碑露天平放在西北坊坞村委前，日晒风蚀，不利于石碑全面保护。为此，笔者建议寻一地妥善保存，并在当地开展文化复兴活动：

1、西北坊坞柳子沟桥一直称新桥，为什么？新在哪里？是否有老桥存在？伴随着该石碑的出土，现在有答案了，新桥是义合新桥的缩略称呼，新桥的全名是新义合桥；

2、有义合桥，是否有义合路？建议将通过该桥直达朱井寺的南北路，命名为义合路；

3、西北坊坞柳子沟整治工程正在进行，竹园西侧的新桥，是否也可以根据方位命名为竹林新桥，原来的桥也无准确固定称呼（2024年，拆除竹林老桥很可惜）；

4、樊母村是坊坞原来称呼，建议将北京东路通四坊坞的南北路命名为樊母路。舍弃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沉淀的樊母，懵然无知，弃置不顾，后人会笑话的；

5、诸葛亮、全裔堂是四坊坞的文化招牌，建议将村庄屋后路雅化成武侯路，使用《全裔堂》中部分名词命名新路，如同喜路、从谦路等，复制同喜公碑，条件成熟重建武侯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