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海派60家之01：吴昌硕《梅》欣赏（下）

文/潘飞翔

 

吴昌硕画梅，表现出梅的不同形状，用以表达人的不同情感。他说：“有的梅花，秀丽如美人，有的梅花，孤冷如老纳，有的梅花，坚贞如诤臣，有的梅花，孤傲如侠客。”吴昌硕画的红梅意欲表现出古逸苍冷之趣，否则，他认为无以与夭桃秾李之区别。此外，吴昌硕画梅，常常画石。他说：“石得梅而益奇，梅得石而愈清。”他画梅经常不点色，作品《红梅图》上偶然点色，几方岩石，几枝红梅，横陈在岩石前，花枝茂密，错综交叉，枝条上的朵朵红梅，鲜艳夺目。另有两枝淡淡的红梅，挺立直上，高耸于岩石之上。既表现了梅花的美，又传达了诗人的情。

吴昌硕画梅题诗中常有“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之句，他笔下的香雪海多指杭州余杭的超山，那是他一生眷恋的地方，也是他的归宿所在。而“梅花忆我我忆梅”是物我观照，思念相永。吴昌硕画梅花并非花讯时候才画，思念是可以反季的，这在他的创作中比比皆是。此画作于“光绪戊戌人日”即1898年的1月28日，此时早发的梅花已绽初蕾，但是吴昌硕人在上海，作此画是“我忆梅花”——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想到梅花。所画不是“疏影横斜”，而是密枝繁花，虚实与浓淡的处理特别好。尤其淡墨所绘，不仅衬托了画的“黑”和“实”，也淡出了一种空灵和虚缈，不仅让人看到了梅枝正面、侧面的花，也让人看到了梅枝背面的花。梅花富含诗意，画家画梅也必须以诗意的眼睛去观照。诗意在哪里？在绽放的花蕊里，更在虚缈的氛围里。书法也好，所题是两首七言绝句，气势与画相匹。这令人想起了吴昌硕那句著名的“三十学诗，五十学画”的话，“五十学画”？才几年时间能画到这个程度？可见是谦词。吴昌硕心气自少年时起就极高，但是言谈举止却谦虚，他是传统文人，有大德之美。

吴昌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篆刻家和书画家，名俊卿，字昌硕，号苦铁道人。他一生酷爱梅花，生前种梅、赏梅、画梅、咏梅，死后葬于超山梅林。他的诗和画中，以梅花为主题的占了近三分之一。为此，他还为自己起过一个“苦铁道人梅知己”的绰号。人们也喜欢用“梅知己”来称呼他。吴昌硕的老家在浙江安吉彰吴村，村外十里处有一小溪名“梅溪”，因两岸遍植梅花而得名。吴昌硕小时常借钓鱼为名，步行十里到这里赏梅，与梅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为其日后画梅打下了基础。所以后来他专门镌刻了一枚“梅溪钓徒”的印章。

吴昌硕早年专攻书法、诗词和篆刻，后在任伯年的鼓励下学习绘画，先从画梅花开始。他认为，梅花具有“冰肌铁骨绝世姿，世间桃李安得知”的孤傲冷艳和清逸豪放的气质，所以他以画梅来“缘物寄情”，以物附意。他画的梅花，不仅画意深刻，还都配以寄情的诗词，以表达内心的情感。在他60岁的那年，一位日本友人出于对他的敬仰，赠他一口日本古名刀，并希望能得到他的一幅墨梅。当时，中国正遭受列强的侵略，吴昌硕便为这位日本朋友画了一幅《古梅图》。他将老梅倔强不屈的虬干，画成怒龙冲霄之势，并题诗道：“报国报恩无蹉跎，惜哉秋鬓横皤皤。雄心空对梅花哦，一枝持赠双滂沱。”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吴昌硕画梅很注重气势。他喜欢用大篆、草书的笔法画梅，作画之前，他总是先凝神静气，然后便运笔如风，一气呵成，自称为“扫梅”，所画之梅自然气势非凡。

吴昌硕认为，要画好梅，必须要做到胸中有“梅”。为此，每当梅花盛开时，他总要去苏州邓尉、杭州孤山、塘栖超山等赏梅胜地探梅、画梅。为了临摹方便，他还在自家地里种了几十株梅花，名“芜园”。有一年大雪，临家的瓜棚被压垮了，殃及到芜园，将一枝初绽的梅花压折了。吴昌硕不胜惋惜，先是用绳绑扎救治，看看不行，又将其收入到瓦缶中供养。后来，还特意画了一幅梅花长卷，题以长句，记述了当时的痛惜之情。由此，足见其爱梅之深。

对于赏梅胜地，吴昌硕尤爱超山的梅林。他说，超山的梅比邓尉的梅耐风霜，比孤山的梅古茂，为此，他还写过一首题画诗：“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表达了对超山梅林香雪海的深深眷恋之情，现在杭州超山公园的门票上就印有这首诗，以此表示对这位“梅知己”的敬仰。

超山报慈寺旁有一株宋梅，虬枝枯干、苍老遒劲、逢时开花。吴昌硕每次来超山，总要在宋梅下反复观赏，不忍离去。1923年，周梦坡为宋梅筑亭，名宋梅亭。吴昌硕则挥毫为之画了一幅《宋梅图》，并撰写了一副对联：“鸣鹤忽来耕，正香雪留春，玉妃舞夜;潜龙何处去，看萝猿挂月，石虎啼秋。”由于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宋梅图》画得格外传神，是他的得意之作。

1927年，84岁高龄的吴昌硕再次上超山探梅作画，并在报慈寺的宋梅旁选定了长眠之所。当年11月6日，吴昌硕在其上海寓所病逝。5年后，家人按其遗愿，将他葬于报慈寺西侧山麓，距宋梅仅百余步，了却了永远与古梅为伴，做梅的知己的心愿。

 

吴昌硕（1844.8.1-1927.11.29），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原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缶庐、苦铁、大聋、老缶、老苍、缶道人、石尊者等。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

幼时随父读书，后就学于邻村私塾，10余岁时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点，初入门径。1860年全家避乱于荒山野谷中，靠做短工、打杂度日，先后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数年。1865年中秀才，1869年赴杭州就学于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习小学及辞章，编成《朴巢印存》。1872年赴上海，识高邕之。1880年寓吴云（平斋）两礨轩，识吴秋农、金心兰、顾茶村、胡三桥、方子昕等，与杨岘（见山）订交。1882年居苏州，与虞山沈石友订交。1883年在沪识任伯年。1899年11月任安东县令，一月即辞。1904年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王一亭结为至交，因王一亭的推介，使其名声大振。1914年任上海书画协会会长，1915年被推选为上海“题襟馆书画会”名誉会长。1927年逝于沪寓。

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变长，取纵势，用笔雄浑、饱满，具有篆书痕迹，将篆、隶溶为一体，形成独特面貌；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影响，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刀融于笔，篆刻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上取鼎彝，下挹秦汉，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

中年后始作画，绘画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并博采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设色大胆，别开生面，用色混而不脏，艳而不俗，自有一种古朴的美。作品重整体，尚气势，主张“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

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格局，或作对角斜势。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浓艳。因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笔墨形式。

酷爱梅花，以写大篆和草书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又喜作兰花，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

晚年较多画牡丹，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

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推崇周闲果蔬风格，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对于近世花鸟画影响深远。定居上海后，多与王一亭合作，王一亭绘画，吴昌硕写题，“王画吴题“风行一时，有”海上双壁”之誉。

对艺术创作主张“出己意”、“贵有我”，其作品具有浓厚的“性格特点”，诗、书、画、印配合得宜，融为一体，其艺术风尚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

善诗文，奇崛古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有些绝句则活泼自然，接近口语，时含有讽刺意味，抒发生活实感。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散文作品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证和题画小品之类，朴质淳厚。

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及门弟子很多，造诣尤为突出者，早期应推陈师曾，晚期当数赵云壑、王个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