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颇多，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幼时就受到父亲苏洵及其母亲程氏的良好教育，二十岁时与其弟苏辙随父一同出蜀，考中进士一举成名，不久因丧母回家丁忧。直至嘉祐四年苏轼第二次出川舟经嘉、泸、渝、忠、夔等地，北赴京师。宋英宗时苏洵病逝，苏轼兄弟扶柩上船由京师出发，途径几千里将父亲送过故乡安葬。丧事已毕，三十三岁的苏轼距初次出蜀已逾十年，两次三番的行程虽然心情沉重但是一路的山川文物加上其少时接触的巴蜀文化都赋予他极大的灵感和才思。可以说巴蜀地域文化为苏轼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是其风格形成的起点。在宋神宗时他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在这些地方出任时，苏轼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巴蜀文化对他的创作以及风格的影响。
巴蜀文化分为巴文化、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从秦汉到近、现代巴、蜀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许多文化领域，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巴学、蜀学、史学、道教、天文、易学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由于山川险峻所以四川盆地自古以来都在地势上处于劣势被称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困难就会为农业文明带来很大的不便，也使当地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正因为如此，又激励了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环境与文化相融便构成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含蓄的个性。这种创新精神在苏轼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坛认为词只是难登大雅之堂，难以与正统的诗相比的文学，当时的诗人也还没有摆脱“诗庄词媚”的思想，诗人们只是把词作为饭后茶消遣的工具。这个时期的词基本上是以歌姬舞女为中心，词的创作主要供他们吟唱，内容上也多是歌女的生活与思想，绝大多数是写男欢女爱、相思离愁等，风格艳丽媚俗，纤细柔脆。直至苏轼的出现，他一扫五代遗风，使词的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把前期词人很少引用的题材引入词中，把世人的目光从花前月下拉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使词不再是勾栏瓦肆之间的产物。咏史、咏物、怀古、送别、田园生活、山川风光、爱国热情、人生哲理等都可以入词，这时的词也不仅仅是作为歌词谱曲吟唱而是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受到广泛的欢迎，也有更多的诗人开始参与词的创作，渐渐地词的地位提高，达到可以与诗相提并论的位置。
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抒发的情感便是直接抒发自己的真实的从政情感，这是前人诗中常见的题材，但在词中引入爱国之情、从政之思算是苏轼的开创。我们在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到他的仕途并不是很顺利，所以苏轼在词中抒发的多是入仕与退隐的纠结复杂的情感。《江城子密州出猎》上阙“老夫聊发少年狂”写自己即使年老也有少年之志，梦想着“千骑卷平冈”。下阙直接抒发自己想要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感情，即使“鬓微霜”那又何妨，自己仍然可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还在词中广泛的将自己的情感从单纯的写给歌姬的词扩大到朋友之间、兄弟之间，相互酬答、离别思念、悼亡相思等。如写给兄弟子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抒发夫妻之情的《江城子》，都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