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官与上官，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言，利益具有相对一致性，上官与老板（君主）、君主与组织亦是如此，即有利益相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利益不同，所以，统治者各层群体，始终处于重复博弈的框架内行事。

下官的利益，其获取通道必须借助于上官所赋予的权位，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必须遵照上官的命令做事，毕竟下官是作为上官权力延伸而存在，尤其在针对最基层民众，也就是直接或最终生产者而言，管理好民众，最大效用从基层民众手里攫取利益，满足上官需求的同时，也就满足了自身需求。

但在具体事务中，却会因事务涉及到利害问题产生不同影响，无论是好事或者坏事的推行，总是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另一部分人员获利，因为管理的本质主要特征，就是对利益的再分配，所以，我们所讲英明的管理者只是对利益分配拿捏的比较巧妙而已。

如下官或（各层官员），借助手里的权力，名义上是为组织、为上司利益（命令）行事，但却干些私自谋利的事（瞒报、截流、分肥），甚至直接损害上司利益的事，再如上司为解决某些组织问题，所引发损害官员利益的事，官员由此暗中阻止事情推进，亦是常有发生。

以上这些只是经济利益方面的博弈问题，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上官与下官亦是无法避免。历史上，君主对待造反的处理手段，主要三种：一是诛杀；二是安抚；三是镇压。不同手段所对应不同群体，也对应不同的事态程度。

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其经济主体是农民，但在小农经济耕作模式下，农民群体虽不是绝对孤立的存在，但其内部组织却是比较松散，因其自身成不了势力集团，也就无法在政治舞台上发声，即便发声了，也得不到积极回应，且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农民发声的唯一通道就是造反，而造反的根源就在于，农民活不下去了，所以，造反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对待农民起义，任何朝代都可能发生，但起义的地点或规模是不同的，处理方式便不同，如唐太宗时，地方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唐太宗想到的问题是安抚，并认为这是地方官僚作恶导致，当然不可否认官员压迫作为，但谁又能说君主没有从中得利，既然事情发生了，总要解决，在动乱不伤统治根基之时，对待农民起义便以宽容处置，同时让地方官员来背这个锅，贪污、鱼肉百姓，在整个封建时代，几乎所有官员都会犯这种事，这是政治体制造成，是时代得悲剧，以现代法治观念来看，整个封建时代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清官，非要说有，也只是少部分人会照顾一些困难群体，仅此而已，但帝王具有自由发挥的空间，需要时，杀几个贪官，就此将事情给抹了。

在水浒中，其所指时代为北宋年间，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北宋时代很富裕，是的，但这只是官员阶层，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叫苦连天，北宋皇权对官员贵族阶层的经济（财政）大权让渡，也就是说，从皇权角度的法治来看，这些官员是被君主所允许的去兼并、搜刮、鱼肉百姓的，因此，只是富了官员个体，而民众生活仍旧十分潦倒，国家财政也同样拮据。宋江所领导的起义大军，便以反贪官不反皇权而接受了官方的招安，可以想像彼时，各层官员对经济的掠夺程度，也可以想像，接受招安为什么会被认为帝皇在利益层面上说是认真的。

秦末农民起义、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等，这些涉及面比较广，对政权具有实在威胁的起义，君主或统治阶级所主张的是积极暴力镇压，一是人数众多，安抚，便需要巨量利益输出，在大面积农民起义的现实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只能通过镇压来直接消灭有生力量，以此解决生存难题，人口少了，有限的资源才够分配利用。

在对待类似问题上，君主会依据情况选择到底牺牲谁的利益来平息动乱，而官员阶层同样会利用这些动乱来大做文章，如隋末的李渊、李密等官阶层人物，利用动乱，谋求改朝换代，在官场上再进一步发展，便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