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不能说我现在不想挣稿费了，但比起没有退休之前，如今的确没有把稿费当作一回事了。由于不过分看重稿费，写文章也放开了许多手脚，想想也是乐事。 

人到末年，难免要经常反思自己的人生，但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想通。我父母都是搬运工，连一加一等于二也没有教过我，我怎么就爱上了写作呢？我们当年所处的那个年代，不可能卖稿为生，我也不可能只凭稿费生活，稿费仅仅只是一笔额外收入，多少能够补贴一点家用而已。所谓稿费，又称稿酬，也就是写文章所得的报酬。中国人羞于言利，过去一直将其称为“润笔”。虽然此生也挣了一些稿费，按广义的稿费来计算，也就是包括撰写那些并非正式出版物（因工作职责而写的除外）所获得的报酬，也包括为他人捉刀代笔得到的劳务费，总数或许可达四五十万。但是，我的“笔”好像并没有“润”，至今依然言词生硬，缺乏文采，更没有过笔下生花、泄流千里的感觉。因此，此文只能说说挣稿费的糗事。

最早知晓稿费的含义是因为父亲。那时我还小，父亲当时所在的港务局动员职工写民歌，父亲写了两首交上去，没想到其中一首竟然被选中，编入一本民歌集。更没想到，《诗刊》从那本有两三百首民歌的集子里选了8首，其中竟然也有父亲那一首，父亲因此得了8元钱的稿费。8元钱，相当于父亲六分之一的月工资，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对我们家来说可为一笔“巨款”。我不知道这笔钱父母是怎么用的，反正给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给母亲“打薄”，挑10匹砖（16匹砖100斤）从河边爬到临江门城里只有五六分钱。想想8元钱我要爬多少趟啊！

也可能是父亲为我做了榜样，从那时开始，我就幻想当作家，后来就开始写诗写小说什么的。1976年5月16日，我终于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有三四千字长，可惜“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革”了稿费的“命”，我一分钱也没拿到。三个月后，《重庆日报》又发表了我的一首散文诗，依然没有稿费。

第一次得到稿费已经进入了80年代。我在在《红岩》上发表了小说《愿他在地下安息》，15000字，每千字7元，得了105元稿费。那时，日本的磁带录音机刚刚传到中国，“手提录音机逛大街”成为时尚。在朋友们的怂恿下，我用这笔稿费（还加了点钱）去买了一个。新鲜了一段时间，就再没有用了，后来送给办公室一位高工的儿子，让他拿去学英语了，也算物有所值。

后来稿费就逐渐多了起来。望江厂新修了一个公园，我写了一条消息，两三百字吧，复写多份，投到报社电台，有4家用了，每家给了两元稿费，加起来就是8元。当时我在车间当工人，做一个月，才有5元奖金。两三百字加上复写，最多只花十来分钟，想来也划算。开始时迷恋写小说，写了很多很多，却总发不出来。如果把报废的稿件算在里面，其实是很不划算的。看看写小说不行，就写论文。没想到论文好写得多，写一篇发一篇，几乎没有落空的。进入90年代，各种各样的报刊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需要大量的稿子，我就什么都写了。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时事史地，衣食住行，甚至奇谈怪论，都写。有几年，仅仅只是重庆本地的日报、晚报、晨报、商报、企业报、经济报、体育报等等什么的，我都投。不说每天都可以见到我的稿子，每周至少也有四五篇吧。过那么几天，就会有汇款单来，每张一二十元不多，有时一来一大把，最多时竟然有二三十张。老婆去取，邮局的人把她都认熟了。那时望江厂已经陷入困境，工资低，奖金少，连当厂长的也过得紧巴巴的。我多了一笔稿费，有时候稿费收入甚至还超过了工资，也就比身边的同事们过得稍微好了一点。儿子至今还说，他是他们同学中最早玩游戏机、最早学电脑的人。我家可能也是全厂几千户家庭中最早打地砖、安空调（只是小1P的窗机）的之一吧。

稿费也是要上税的。我出版的第一本专著《质量心理学》，有18万多字，本来有1600多元稿费，扣去税金120多元，只剩1500多元了。那是1990年年初的事，那一年正好遇到政府调整稿费的个人所得税，打了个七五折的优惠，否则还要扣得多。

我拿的高稿费都是为别人编写书稿而得的。那年我受香港品质管制协会会长的邀请，到深圳去。他要我帮他编一本关于推行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书（或许只是资料而已），说好给我5000港币。他以为我要搞两三个月，哪知我20天不到就搞定了。20世纪90年代港币比人民币值钱，让我好高兴。后来，我又在重庆给他编写了一套10本书，每本依然是5000元。10本5万元，正好做了我第一次买房（单位资助购房）的装修款。那时我已经调到公安报了，天天要上班，领导又盯得紧，经常骂我“吃家饭屙野屎”，我哪敢把“野屎”拿到单位上去“屙”？只有利用休息时间来写，一本十多二十万字，一个月一本，连大年初一也没歇一下。幸好是我擅长的，很多内容都直接使用我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作章节，好歹也按时完成了。这10本书正式出版时，给我挂了一个副总编，也算没有白费劲。但那样高强度的写作，让身体吃了亏，经常感觉头痛。有朋友知道后把我大骂一通，我也感到不划算。几年后，他又要我给他编一本书，但依然只给我5000元，我就推辞了。

为了挣稿费，我也做过很多违规事，现在称其为“学术不端”。那时候没有电脑，只有手写。不管是豆腐块式的小文章还是上万字的长论文，复写成四五份，一稿多投，漫天撒出去。此刊物发了，彼刊物不知道，也跟着发出来，最多的一篇论文竟然发了5次，得过5次稿费。虽然如今想来有点脸红，当年却还有点得意。5次稿费加起来有八九百元，比我当年一个月的工资还高。那时“学术不端”这个术语还没有创造出来，于是就继续。到后来，一些杂志不给稿费了，甚至还要作者出钱买版面。不给稿费的杂志就不投了，要我出钱发论文，更被我看作是“流氓”杂志，再也不往来。有一次，有家杂志来约稿，论文发表后不给稿费，我气愤，与其交涉，还扬言要上法院，逼着他们把稿费发给了我。我说：“不管多少，只要有就行。”写文章也是劳动，劳动就要有报酬，虽然这样的报酬可能低于“棒棒”，但不给不就否定了我的劳动吗？那些大学老师大学教授发论文，给编辑出版面费，但那钱不是他们自己的，是国家给的诸如课题费之类。发了论文，课题才可以结题，还可以为升职称之类添力。即使是自己出钱，也可以大大地赚回来。我一不可能评职称，二不可能申请课题，谁给我钱？

有几年，经济上特别紧张。儿子去俄罗斯留学，每年要花4万元左右，我的工资什么的全部供他用都不够。他妈在望江厂“内退”，每月只有180多元，家中还有老母亲，只有想方设法挣稿费。那时，我每个月只用200元。100元在单位上吃饭，早餐2元、中餐3元，感谢单位上有补贴，吃得还好。50元充乘车卡，只能坐1元的普通车，不敢坐2元的中级车。为了躲开中级车，上班下班都要走很远一段路，权当锻炼身体了。还有50元是电话费之类了。单位上有同事说，男人身上没有2000元，肯定是粑耳朵了。我马上宣布，我身上只有几元钱，比粑耳朵还不如。想想，那时一旦收到稿费单，该是多么地喜出望外了。

退休后，“财务自由”了，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为了发表一点文章，要去研究报纸杂志，要去揣摩编辑的需求和喜好。能发就发，不能发就算了，后来干脆就懒得投稿了。不投稿，就没有了稿费。但退休后有了时间，帮人写稿，帮人编稿，也有一点劳务费。如果这样的劳务费也可以列入广义的稿费中，一年下来，好像也不比当年挣的稿费少。当然，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文章还是继续在写，而且还写了几本书稿。文章发不出来，书稿出版不了，就在网上发了。网上发没有稿费，没有就没有吧，只要平台不卡不删不404就万分感谢了。此生到了末年才知道，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播，是给他人读他人看的。当然，也与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获取的某种愉悦相关。有点稿费更好，没有也没关系了，反正退休老头的“财务”已经相对“自由”。一年即使能够增加几千上万元的稿费，对自己对家庭可能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了，又何必要去硬求呢？撇开与稿费相关的因素后，更没有必要去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或不愿意说的违心话了，写作也就多少可以自由放任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