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突然发布了一条讣告，沉痛宣布现任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当天于纽约“在工作地点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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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尔金算得上是当代俄罗斯除外长拉夫罗夫以外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外交官，并且以政界标准，6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年，这样一位著名外交官的猝死离世在俄罗斯国内外都激起强烈反应，从推特上发声悼念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萨蔓莎·鲍尔，到自发前往外交部门前献花的莫斯科普通市民，对丘尔金的纪念活动一时间铺天盖地。

而与此同时，与此前任何一次俄罗斯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一样，也有不少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试图讨论大使之死的“真正原因”。

丘尔金自2006年起即出任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尽管由于最近几年俄罗斯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多有摩擦，一心为莫斯科政策辩护的丘尔金因此对外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强硬派的形象，但作为职业外交官，无论俄罗斯国内外都很少有人质疑丘尔金的专业性和忠诚程度；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门秉承苏联传统，长期游离于国内权力光谱之外，在最近几年其“执行者”身份尤其得到空前强化，也让他的意外离世殊少政治上的影响。

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丘尔金的猝然离世应当只是一起单纯的悲剧事件，换言之，存在某些不宜公开的“真相”的可能性其实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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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在于，对于莫斯科而言丘尔金的猝然离世只是近年来几乎难以统计的高官死讯中的一条。

仅2017年刚刚过去的不到两个月，丘尔金已经是俄罗斯第三位突发急病离世的驻外高级外交官——俄罗斯驻希腊雅典领事馆负责人马拉宁1月9日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54岁，驻印度大使卡达钦1月25日同样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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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和丘尔金的悲剧类似，这两位驻外官员的逝世都被当地警方认为没有怀疑他杀的可能性，但考虑到此前的12月俄罗斯还有三位驻外官员——其中包括遇刺的驻土耳其大使——分别死于枪杀，这样的频率也实在令人不免想问一句“俄罗斯怎么了”。

而“猝死”“心脏病突发”等理由近年来在俄罗斯政治新闻中使用频率之高，还远远不止如此。

2016年12月26日，俄罗斯石油公司一位高管——61岁的前俄罗斯特工艾洛维钦被发现死于他自己车子的后座上，莫斯科警方向媒体表示其死因为心脏病突发。稍早之前的11月8日，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清晨，另一位名叫谢尔盖·克里沃夫的俄罗斯外交部安全官员被发现死于纽约的俄罗斯领事馆内——领事馆工作人员后来也表示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与三位不幸英年早逝的驻外大使不同的是，2016年年底传出死讯的这两位人物身份敏感，艾洛维钦被许多人认为是向英国前情报部门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声称俄罗斯政府握有特朗普“黑材料”的那份报告的作者——提供相关情报的俄方线人，而那位克里沃夫虽然名不见经传，当时却正在纽约的俄罗斯领事馆负责该栋建筑的反监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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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一点，在俄罗斯“兴奋剂”事件沸沸扬扬的2016年4、5月间，某种程度上担当了揭发者角色的俄罗斯反兴奋剂协会在一周内猝死了两位前主席。2015年12月到2016年1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进行的谈判紧锣密鼓之际，俄罗斯军方也在一周内猝死了两名地位重要的高级军官——其中一位是后来被《金融时报》爆料称担当了普京与阿萨德之间秘密谈判代表的俄军方情报部门总负责人伊戈尔·谢尔贡。2015年11月，名义上已经退休但对俄罗斯政治仍举足轻重的前“媒体皇帝”米哈伊尔·列辛被发现死在自己位于华盛顿的公寓里，享年57岁。除了列辛在四个月后又被美国警方改口宣布为死于头部外伤之外，这五位死者在第一时间被公布出来的死因都是“心脏病突发”。

由于生活习惯等原因，俄罗斯人，特别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不高。对比65岁左右的男性平均寿命统计值，这些政商军各界要人在五六十岁的年纪纷纷突发心脏病猝死，看上去倒很像是统计数据的直观体现。

然而无需更多解释，这样的结论显然无法服众。最近几年俄罗斯国内真真假假的“政治暗杀”传闻此起彼伏，过去几个月因为美国大选“黑客门”，对外谍战也变得尤其公开化。当前俄罗斯的国际处境无疑算不上好，而俄罗斯媒体有意为之的引导性叙述又进一步复杂化了普通人对局势的认知（不仅限于俄罗斯国内），正是在这些难以查证又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的高官死讯的背景之下，丘尔金在纽约的意外离世才让很多人习惯性地试图探求很可能并不存在的“水面下的真相”。

2月21日本应是丘尔金65岁生日，无论对他的逝世如何归因，这场悲剧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但讣告发布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季洛夫对“乌克兰阻止联合国就丘尔金逝世发表声明”的抗议为标志，双向阴谋论和新一波俄罗斯民族情绪的爆发都正呈现出蓄势待发之势，在俄罗斯当前以扑朔迷离为特色的政治生态之中，可以预料丘尔金的逝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仍将是各方解读和利用的重要材料。

世 界 说

路 尘

发自 中国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