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邮的大专班是挂靠在扬州师范学院之下的，高邮师范以前一直是中等师范学校，只有我们这一届是大专。

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都是邮师原先的老师。虽然这其中的不少老师后来都到了大学任教（也反映了他们的水平与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可在当时，我们是第一次上大学，他们也是第一次教大学课程。

应该说，这些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兢兢业业从事教学的，为我们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很感谢他们。

四十多年过去了，可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的身影却清晰地留在我们记忆之中。

教我们古典文学的陈克猷老师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学识是深厚的，只是他的浓浓四川口音让人听起来有些吃力。加上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对一些字词的考证十分细致，我有一度时期对古汉语不是太兴趣，花的时间不多，总是在恶补世界文学的名著，所以平常这门课的考试成绩平平。有一次扬州地区（当时还不是市管县）五所师专联考，我下了些功夫，结果考了个地区的第一，陈老师很高兴，在课堂上还表扬了我。

还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是教历史的童老师。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上他的课很轻松，他也会在讲课中穿插一些历史故事，并不是枯燥的照本宣科。他还特别体会我们这些大年龄的学生，总是说“你们要学习的课程还很多，历史科不是主要学科，我就不布置作业给你们了”，当然同学们很高兴。临近考试时，他会说“五千年的历史内容太多了，但有一些是必须掌握的，比如……”然后让我们记下一些重点。果然，考试时都会有这些内容。他也会卖个关子：“你们想知道全部试卷的内容也是不可能的，我会出一些你们想不到的题目。”所以，历史考试八九十分很容易，但满分也很难。

政治课的杭干老师是同学都非常佩服的一位老师。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哲学，他都驾轻就熟，总是把深奥的道理解释很通俗易懂。他的烟瘾很大，上课前走到教室前手里还夹着半根烟，站在门口狠狠吸上两口，在上课铃声结束前两秒扔掉烟蒂走进教室，开始讲课。政治课是两节连上，课间休息时，他又点起香烟。他每节课的安排内容丰富，没有冗余的套话，往往一段话恰好结束，下课铃声就响起来了。

除了这三位老师，其余的老师都是与我们年纪相仿的了。

班主任陈群老师是一位儒雅的谦谦君子，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甚至大声说话都没有。他教授现代文学，讲课时不疾不徐，舒放自如。现代文学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名家荟萃，名著迭出，要在三个学期的有限课时内学完本应双倍时间学习的内容，选择精讲的内容是关键。陈老师在备课时一定花了大量的精力的，所以他的课大家也很愿意听，在名家名著的世界中遨游是一种享受。

与陈群老师风格完全不同的是教现代汉语的宣敬文老师，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说起来话来语速很快，口若连珠。起先我们对现代汉语不太重视，可刚开学不久的一次测验，我竟然只有60多分，差一点不及格。原来我写字很不规范，木字旁我带上一钩，冒字上部的两横是不关口的，吉字上面是士，我写成土。我还会写异体字和不规范的简体字，比赛的赛写成宝盖头下面一个西字，本写成大字下面一个十字，等等。汉语拼音我觉得我北京话都说得很好，谁知许多读音也是错误的。宣老师是严厉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这使我们受益匪浅，养成了当老师（包括我后来当编辑）对汉语治学严谨的态度与作风。

我们还有一门课是写作，是曹民光老师教的。曹老师是三泰地区的人，说话有口音。也许是自己也热衷于行文走笔，曹老师是深得写作个中三昧的。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是《新春纪事》，写得是1969年与1978年两个春节截然不同的情况。曹老师看了以后问我，是真实的吗？我说，是真实的。在课堂上他读了我这篇文章，很多同学都落泪了。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推荐到创刊号的《珠湖》杂志上发表了。我很感谢曹老师对我的鼓励与栽培。

这些老师毕业后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有一位老师却在十年前就联系上了，虽然也没谋面，但神交已久。他就是教文学评论的成授昌老师。我们是在新浪博客上会面的，他的网名是“我心想事”，暗扣一个“成”字，是他的姓。成老师年龄与我相仿，兴化人，也是插队的，所以他的回忆学生时代和插队的生活的文章我看起来都有共鸣。成老师当年讲课举重若轻，一节课上把该讲的内容轻描淡写地都讲到了，这与他的行文风格逼似，语言简洁轻灵，又有散文诗的韵味。

曹老师和成老师现在依然笔耕不辍，他们是《扬州晚报·东关街》的常客，经常看到他们的文字。

当时朱延庆老师没有直接教我们，但上过他的几次大课。是他在参加一些文化界全国性的会议或活动后给我们文科班作的报告。记得有关于王蒙的情况，关于谢冕对朦胧诗的看法等等。扬师院中文系也曾经来过两三位老师给我们上过大课，一位是教写作的李林先生。我前几年曾经邂逅另一位扬师院的张泽民教授，他对我的小文章也很喜欢，我们说起来，他告诉我李林先生已经过世了。

我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后提出搞一套《江苏县邑风物丛书》，每县出一本。我就想到了朱延庆老师，他那时担任了高邮的副县长，我去了高邮好几次，得到了朱老师的支持，他在百忙中撰写了《高邮》一书，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后来在他的鼎力支持下，省委宣传部与出版社联合在高邮召开了全省县级宣传部长会，将这套书全面推开。

还有一位老师是要提及的，可能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只有我曾亲聆他的教诲。他就是莫绍裘老师。莫老师的经历在学校时，朱延庆老师在一次大课上为我们详细作过介绍。他年轻时就很有才华，笔名叶橹，是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后来被打成右派。我们离校前，他刚平反调入邮师。我因为喜欢写诗，离校后还不揣冒昧给莫老师写信，请他对我的诗作指点。我和莫老师大约通过五六封信，他每一次回信都很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都会写上三四页。我记得他说要写好诗，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有童心，二是要有想象。在他的指导下，我有两首诗在《星星》诗刊发表。而我的那个时候，理性似乎更多一些，经历了家庭二十多年的艰辛，对社会、人世的看法似乎更趋成熟，而童心渺渺，我也感到我写的诗确实诗的味道不够，后来就很少写诗了。调入出版社工作后，又忙于冗务，只是有时写些散文而已。

我们的体育老师姓张，好像是上海知青。可与我接触最多的却是蔡老师和刘老师夫妇，因为几乎天天和他们打篮球。他们的宿舍就在篮球场附近，我们到了叫一声他们就出来了，一直打到天黑。

我从邮师毕业后到宝应中学工作，才感到当时邮师的老师的平均年龄要比宝中低得多，很多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中青年，都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之时。能有幸成为这些老师的学生，也是一种荣幸吧。

最近听说邮师要旧址新建，新建的项目要充分彰显这个历史悠久老校的风采，我想如果能有一个高邮师范的纪念室，陈列一些邮师的珍贵资料与存留的照片、实物，也是很好的举措，这样，让我们这些邮师的学子们，有一个怀旧的场所和重温当年学校生活的温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