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〇六不是什么特殊的代号，是几十年前我们在高邮师范上学时宿舍的室号。当时我们住在最南面一排平房，宿舍号从东边排，从一〇一开始，起码有十二间。我们七八级四班男生的宿舍从一〇五到一〇九。我住在一〇六室。

我们这间共十位同学，宿舍门在中间，两边各三张高低床。东边五个人：徐一乘、吴孝彦、任广成、王玉林、周旭；西边五个人：我、沙成荣、张兆诚、薛昌明、殷介生。殷介生名字叫应届生，实际年龄最长，是老大哥，他是我的同桌，知识功底很扎实，人也很实在。周旭最小，当时只有18岁。我们这个宿舍的同学来自高邮、宝应、江都、泰兴，除了兴化，我们集齐班上所有同学家乡所在地。

名字中有“成”或“诚”或“乘”的四个人是抽烟的，而且他们烟瘾还不小，我上学前抽烟，上学后不抽了。

任广成是班干部，是党员，也是我们的舍长，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为班级和宿舍都做了很多繁杂而琐碎的事情。虽然家在高邮城上，但基本上是住在宿舍，只是周末回家。吴孝彦、徐一乘、沙成荣、殷介生家在高邮农村，他们并不是每周回家。

虽然来自各地，年龄差异也比较大，爱好也不尽相同，但我们相处得比较和谐。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要小聚一下，打拼伙。吃过晚饭以后，在附近街上买一些猪头肉、炸小鱼、花生米，还有高邮的特产非常好吃的蒲包肉或是捆蹄，弄一斤瓜干酒或是糁子酒倒入茶缸（高邮人叫把杯），大家轮流喝。好像除了我酒量大些，大家都不太能喝，一斤酒喝得面红耳赤，声高话多，气氛是好得不得了。那时其他宿舍、甚至旁边班级的同学都很羡慕我们。

徐一乘年过三十未婚，上学时在公社文化站当站长，看中了宣传队一位长得漂亮的姑娘，比他小得多，那时忙着结婚。我们几个人星期天骑自行车到他八桥的家，我帮他油漆家具，其他人打下手。晚上再骑车返回学校。我们还都出席了他的婚礼。可惜的是，他毕业后没几年就患肝癌英年早逝了。他是我们班的才子，是泰州中学高三的学生，聪明活泼能写会说，很活跃。我在邮师说相声，就是他为我捧哏。

周旭是班级最小的三个人之一，他原本分在小年龄的五班，可他觉得和我们这些老同学在一起能学到东西，就请求来到了我们班。他写得一手好字，完全可以作为硬笔书法的字帖。人也很勤奋，每天抱着个小收音机学习日语。他个子高高的，人也挺帅，我们想撮合他和艺术班的一位女孩子谈恋爱。他很腼腆，也不很主动，没有结果。我们都觉得是件憾事。当时我们就觉得周旭非池中物，果然若干年后，他成了我们这个班最有成就的人。在省委《江苏通讯》当主编多年，后来成为省旅游局局长，也让我们感到与有荣焉。

王玉林胖胖的，很随和。他睡觉会打呼，有时声音比较大，大家睡不着，徐一乘就敲敲巴杯把他弄醒，他却说，根本没有睡着，还听到我们说的话。多年后，我发胖了，睡觉也打呼，别人说我呼了，我也说没睡着，听得见他们在说话。看来，只是一种浅睡，而浅睡时也会打呼。

吴孝彦很文雅，话不多，也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办的《春草》文学壁报，他是，主要的抄写手。记得我在《春草》上有一首小诗《乡间小路》，后来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他还特地写了一封信（那时我们已经在各地实习了）向我表示祝贺。

我的上铺是沙成荣，他应该也算是小年龄的，他不是老三届，却又比周旭大几岁。不管是上学时还是毕业后，我和他的接触都比较多，交情也最深厚。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调到出版社后，他也被调到高邮市政协工作。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想到南京来看看我，他找了一个熟悉的医生，随便想了一个理由，说背上的黑痣有可能出问题，要到南京检查，便堂而皇之地到南京来“看病”了。于是，我们又在一起抽烟、喝酒，回忆起在学校时的日子。玩了几天，他觉得总要检查一下，就去我家对面的肿瘤医院，医生说，痣要开掉，培养一下，看看结果。谁想到结果是恶性的，医生说，幸亏发现得早，而且开得彻底。这之后十多年，竟然一直没有事，我真为他庆幸。直到2002年，他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他走了。还是因为在背上发现了那凶恶的黑痣。从发现到去世，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又是20年过去了。

我们宿舍还有两个也是宝应来的，一个张兆诚，前年宝中老三届聚会时看到过他，还是那么瘦，一口烟熏黄的牙齿已经没几颗了。另一个薛昌明，是我们班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可毕业后就一直没遇到过了。

一〇六的同学，天各一方，永远不会再聚在一起喝酒了。想到这儿，有点悲从中来。

（文首照片是2016年4月我们班部分同学去看望病中的陈中坚同学时的留影。这张照片上只有我和任广成是106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