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练新军的时候，起初没确定这支军队叫什么名字，只想要练出一支勇军，为朝廷效力。他在咸丰三年（1853）正月，与罗泽南、王錱合作，开始练军。起初是皇帝下旨，让他帮同（意为帮忙）湖南巡抚办团练，经费自筹。而曾国藩最终没办团练，而是练了一支新军，所需经费远比办团练要多。其时，曾国藩家中虽已脱贫，但要自己掏钱来练军，肯定负担不起。他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募捐：练军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同胞，而乡里乡亲出点钱，名言正顺，因此，他开始募捐。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回到湖南。其时，湖南官僚主义作风甚嚣尘上，十分讲究官与民的界限，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而当时的士绅阶层，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民意、舆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于是，官场把持了很多事情，几乎不与民间做什么沟通。

而现在，曾国藩来了，他的风格却不一样，当然，这与他要做的事情有关，募捐本就是针对民间，他希望不论官界、民界、学界、商界，都能支持他。

他放下身段，频繁与人通信，寻求帮助。通信对象，各界都有。而在信中，他都采用平等礼节，不摆架子。他当时已是二品官，年纪也不小了，然而与平民通信，上款也用“某某尊兄”。王闿运专门问他，为什么用“尊兄”这个称呼。曾国藩说，这是《三国志》里面的典故，法正称呼别人，即用这两个字。法正这么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支持。今天，我要请乡亲帮忙，所以学法正称人为“尊兄”。平易近人，这是曾国藩在湖南创军时期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见，都可以跟他面谈，不讲究官场那套虚文。他的办公室设在长沙又一村附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第三，写布告，或是劝捐，或是募兵，或是劝人不要通匪，他都会在布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这在传统中国，又是对人十分尊敬的做法。曾国藩当时是礼部左侍郎，署名就应该是“礼部左堂曾”，但曾国藩不这样写，而是写成“礼部左侍郎曾国藩”。如今曾国藩这么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贴告示时把自己的姓名全写在上面，并不避讳，这就是尊敬士民的表现。

如此一来，效果还真不错。省城各级官员醒悟，曾国藩这么官高名大的人都能平易近人，自己也该收敛些，向他学习，不能总是摆官架子。湖南官场风气慢慢起了变化。

      曾国藩能够这样做，与他早年的志向有关。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原才”，略谓，一个人不要总是抱怨社会风气不好，不要总是说人心不古，而是应该从自己做起，尽量改变世风。你自己首先得以身作则，向义去利。你不必在意自己地位如何，是不是能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影响更多人。当然，地位高一点更好，影响力会大一点。其中的关键，在于认识“风俗之厚薄”到底是如何转化的。

天下虽大，只须一二人，他们真能向义去利，从我做起，必然能转移世风。曾国藩虽平易近人，但骨子里抱有精英主义情节。他说，老百姓“庸弱者戢戢皆是”，即大多数的人，既平凡又无力，指望他们改变世界，不靠谱。吾人精英（贤且智者），应该站出来，告诉老百姓，我们向义忘利，并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于是，“庸弱”的老百姓，才会有样学样。如此，世风庶几（希望的语气词）能够转移。整天抱怨世风如何如何，却不能率先做起来，终究不能触发群众的良知，毫无意义。

当然，曾国藩的言行也引起闲言闲语。有人觉得，吾人缙绅阶级，凭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毫无威仪？凭什么要弄得如此扁平化，跟草民搞零距离，体统安在？不仅官场有人这么想，即使曾国藩的年轻助手，也有这么抱怨的。窍谓，这些人对管理学的理解能力，不如曾国藩。用今天的例子来讲，曾国藩创军好比创业，是要做一个公司，一种创业型组织，而正在创业的公司是不需要太多制度的。这种公司首先要讲究“扁平化”，使企业不要太多层级。因为扁平化的特点是以一点对多点，固然有一个领导人，在员工之中，无论是办公开间的设计，还是内部信息系统的畅通，或是相互称名，都是为了实现扁平化管理，从而提升反应速度，降低沟通成本。快捷，实效，这是创业公司追求的主要目标。再看已经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则没有一家能搞扁平化，尽管都在吹大象也能跳舞，其实纯属忽悠，当不得真。为什么呢，创来时，尽量减少层级，公司更有效率，更能激发领导者与员工的创造性，尤其因为不受繁琐规章的束缚，员工的能动性可以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上下一体、如臂使指、相磨相荡、火花四溅，实在是创业型组织的最佳形态。这就是曾国藩所以要与部属民众以平方式交往的真正原因，他需要大家去触发他的灵感，或者给他提供建设性意见。曾国藩不会说“扁平化”这个词，但他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创军时期，他绝不讲求层级，这也成为未来湘军的自我标谤的一个优良传统，尽管后期军中官气日盛，“乡气日少”，乡气，就是撸起袖子一齐创业的氛围。

曾国藩办团练，很少说“本人是圣上钦定”如何如何，而是说“弟国藩”想怎样怎样。与人通信，他表达的意思总是：咱们是兄弟，是朋友，我与你私下写一封信，不是什么公函，咱们有话直说，毫无顾忌。曾国藩以私人论交的手法来办公事，创立湘军，成效甚著、影响甚佳。

         摘自谭伯牛著《湘军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