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过去我们中国文化，都是走这两句话的路线。我们翻开历史来看，过去的人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学问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扬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后，始终离不开读书，还在求学，每个人都有个书房，公余之暇，独居书房不断进步，这是古人的可爱之处，就是“仕而优则学”，尽管地位高了，还要不断求学。

“学而优则仕”，学问提高了，当然出来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现代，几十年看来，只有“学而优则仕”，至于说“仕而优则学”就少有了，而是“仕而优则牌”，闲来无事大多数都在打牌，有的买了线装的二十五史等书，我担心放在那里将来会被书虫蛀了，因为他都在打牌，这正如《老残游记》所谓：“青琐瑯嬛饱蠹鱼。”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可贵，我们要为后一代做好榜样。历史上，如司马光做了这么大的官，《资治通鉴》是他著作的，退下来，公事之余，他就著作、读书，千古的名著，就这样来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牌。”现在这个风气又过去了，仕而优则“舞”，下班以后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样多了。这就说到社会上读书的风气的确很重要。

过去办教育的只是牺牲者，一辈子从事教育，的确是牺牲。很多人教出来的学生地位很高了，回来看老师还磕头跪拜的，学生为什么如此？是老师对教育的负责，学生终生的感谢。现在不然了，学而优则商，读完了书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优则仕”，搞一个公务员当当，公务员再搞不好，于是“仕而不优则学”，转过来教书去！这怎么得了。

时代的趋势变成这样，我们对于子夏这两句话，应该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办？

我们从文化资产中，看到历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于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郑板桥 、袁枚这几个名家，官位也只不过是当县长而已，而且他们也不想做大官，当了县长以后，年纪轻轻就辞职了，回家以后以名士的身份从事著作，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而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了。

现在天天在讲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这个读书的精神变了。最近以来，有许多年轻的同学，讨论到著作问题，我告诉他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这十几年读书，所浪费的精神的确不少，都在应付考试，孩子们真可怜，而用脑力记下来的东西，考试完了以后，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些学问到底有没有用，将来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个大问题。历史是一个天平，将来总要算总帐的。现在的年轻学生，把脑力用在不必要的记忆上，但到大学以后，开始想真正读书的时候，已经缺乏这个精力了，而且心静不下来，没有读书的习惯。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尽量地吸收，装进来，当然也启发了自己的思想，读得非常轻松，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对于以前读进来的书，统统发挥出来了。尤其碰到做人处世的时候，真的很有用。现在的年轻朋友，他们可以说没有真正读过一本书，而近年来，小学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识，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许多，但真教他对学问修养下一个决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预言的，将来我们国家民族对这个问题，会深深感觉到害多利少，会很痛苦的。这就是由“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两句话联想到的。

古人不但是读书，而且是把工作经验和学问融合在一起，所以写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准备流传。我们看古人有价值的著作，如讲中国政治哲学吧，绝对离不开《管子》这本书。《管子》这本书，而是以他一生的经验，乃至从他在历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是孔子对他的评语。管仲原是一个犯法罪人，齐桓公起用他以后，他能够九合诸侯。当时的国际关系比现在还难做好，而他能前后开了九次国际联合会议，而且大家非听他的不可，并没有用原子弹压迫别人，也没有利用石油控制别人，就把政治上一个混乱的时代，领导上了轨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这样一生的事功，也只写了《管子》这一本书。不过后人再研究这本书的内容，认为真正是他写的，不过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别人加进去的，或是后人假托他，或是他当时的智囊人物增进去的。但不管如何，这本书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比孔子的思想还早。他这样以一生的经验，只写下一本书，可见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

还有一本《商君书》，秦始皇以前的秦国，之所以特别强盛，就靠商鞅变法，商鞅是讲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说是以法律作统治工具的政治家。秦国用商鞅以来，一直主张法治。这本书究竟真假的成份多少，我们不去管他，但在中国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这几十年来接受外国哲学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学思想更多，洋装书比线装书看得多，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清军入关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虽是一部小说，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经济、军事、谋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打中国以前，几乎日本全国的人都在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看过这些小说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们研究文化问题，一定要把别人的根找出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找出了别人的根在什么地方，然后知道他下一步是怎么走，知道他必然是什么路线，而且实际上历代讲统治的人，内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与原则。虽然商鞅变法自己是失败了，而这部《商君书》，和《韩非子》等这些法家的著作一样，在中国政治的运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

这也就是说明了“仕而优则学”，一方面工作服务求经验，一方面不断求学，增加学识的渊博，以开拓心胸，再配合自己为人处世的实验，而产生的学问，这是中国文化学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现在和学人文科学的学生谈谈，真觉得悲哀，连自己中国的历史都没有读好，只学了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中国古人读历史不是走这个路子，读懂了以后，自然知道方法。现在更可悲的，有中国学生去美国研究中国学问，如中国史、中国文学等，或只研究一节中国断代史的某一点，就拿到了学位。这个样子读历史，学位是有了，而对于历史与人生的配合则不晓得。这也是我们要注意。

               摘自南怀瑾《论语别裁》（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