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自命为“文明”者，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负，睥睨“野蛮”。

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摩尔人的商船。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放过我们吧！”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当“人”看？他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舷窗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听着他们苦苦地哀求。最后下令开炮，把商船彻底击沉。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人”。这就是所谓“文明”对“野蛮”干的事情！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这样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人为什么要对一个被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这些暴行很有可能是在那些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罪行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是野蛮落后，“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他们认为征服中国之后，中国人才会听日本人的话，进而接受“高素质民族”的改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文明”。

我们相信，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是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的那类人，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却有着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我们不能再被野蛮——外部的野蛮与自身的野蛮——征服。

              摘自2022年3月14日《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