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在决定关乎江山社稷朝纲皇权的大事时，常邀文臣武将一同“论”之。历史上有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等，都可谓“坐而论道”，“论”出了大道理、好策略。“论”后须落实到行动上，仅论不做是成不了事的。

清雍正朝进士彭端淑所著《白鹤堂文稿》讲了一个故事：“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这个故事说明“坐而论何如起而行”。

“坐而论道”与“做而论道”，虽一字之差，但却是“空谈”还是“实干”的作风之别。“时代楷模”廖俊波刚到政和县时，很少呆在办公室，“能到现场就不在会场”，这是他的口头禅。廖俊波不是不开会，而是在开会决策前，瓶颈问题一一找到，有的放矢。也正是把握了症结，他利用四年时间，让政和县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十佳”。

“做而论道”，不仅贵在“做”，更在“做”后坚持“论道”，及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摸出规律，留给后来者路标。古代大禹治水的“疏导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的“鱼嘴分堤法”，都给后人留下了治水之道。当代兰考锁住风沙的泡桐树，东山遍野的木麻黄、太行山的“绿岭核桃”，不就是人民公仆靠迈开双脚，扎根群众，才摸索出的脱贫之道吗？

创造一个美好社会，就应该从“做而论道”开始。

         摘自2022年2月21日《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