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瑞章是桂林人,自青少年时期便爱好打篮球,并且打得很好。高中尚未毕业即考入军校,不久便代表国民党海军篮球队于1948年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赛事结束,因其球艺高超,技术过人而被推为国手,入选国家篮球队。同年,代表中国篮球队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国篮球队获得第十八名的成绩。

　　于瑞章与我的父亲黄汉材(原桂林地区体委副主任)是同年所生的,长我父亲三个月,他们不仅是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而且是桂林逸仙中学校篮球队队友。同为同学兼球友的还有邹伯常(医学院教授)、马行达、以志雄、林定球、白先泽、陆福根等10余人,指导老师兼教练是李福基老师,老同学还有于平(市文史馆员)、熊忠敏(医学院教授)、蒋志坚、吴琴等人。当年的逸仙中学篮球校队在1940年期间是支了不起的球队,在中锋兼队长于瑞章的率领下不仅打败了本市所有的院校球队,而且在当年的8月份,将从广东来访的中山大学校队也打败了。此事曾轰动了整个桂林城,令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大家誉称该球队为“小老虎球队”。1943年于瑞章考上了黄浦军校第六分校,旋即成为该校篮球队队员。不久,便入选国民党海军篮球队。从此,于瑞章步入了他的职业篮球生涯。

　　于瑞章在去台湾前,曾于1949年春回了一趟桂林省亲。其间,专程来我家与我父亲话别,却不想这一别就是40来年。当1988年春夏之际,于瑞章伯伯携夫人自台湾首次回桂探亲访友时,我与他在桂林的家人于平、于翠容、于昆等及他在桂林的老同学、老球友共20余人到机场去迎接他,我曾用照相机拍下了一个个难忘而珍贵的镜头。那热烈的拥抱,亲切的问候,热泪盈眶的情景,真让人感动。从照片中可清楚地看到于瑞章从机场出来后第一个拥抱的人就是我父亲,然后是邹伯常、于平、熊忠敏等。欢迎结束,父亲把我拉到于瑞章前并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长子创芝,你走的时候,他还不满两岁。”我上前叫了一声:“于伯伯,您好!欢迎您回桂林来!”于瑞章伯伯随即拉紧我伸出去的手并把我紧紧抱在胸前,拍拍我的肩膀,又摸摸我的头,声音洪亮地笑着说:“哈哈,你就是当年我抱过,并高高地抛向天空的胖儿?!你那时虽一两岁,但胖嘟嘟的,好重啊!我一抛你,你就咯咯地笑,真好耍!你母亲在旁边老劝我不要再抛了,怕我接不住,摔伤你呢!哈哈,想不到几年不见,都成了大小伙子了,长得比我还高啊!”我兴奋地告诉他:“伯伯,这已过了几十年了,我今年已40出头,成了老杆子啦!”于伯伯愉快而又有点严肃地回答我说:“我和你爸爸是快70岁的人了,还不敢称老杆子,你怎能称老杆子?完全是小伙子一个嘛!哈哈!”这就是于瑞章伯伯给我的第一印象(虽然我小时候见过他,但那时候的事我是记不住的,根本谈不上有印象)。现在见了他,只觉得他是位健康、健谈、风趣而乐观的人,在随后无数次的接触、交往中便一一得到验证。

　　于伯伯自1988年首次返桂省亲,5年当中,共回了三次,每次都要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于伯伯第二次返桂探亲时,时任桂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甘树立先生亲临宾馆拜会了他,与他做了长时间的愉快交谈,随后宴请了他及他的桂林亲戚。在桂林探亲访友的日子里,总有好多话要说,有好多的事要问。每次回来,他都要邀请过去的老同学、老球友们来家小聚,并一一询问他们的生活及家人等情况。他不抽烟,也不饮酒,但他的话特多。虽说乡音不改,但毕竟在外漂泊多年,桂林话也说得不太标准了,几句对话中时不时夹进一两句“国语”,但彼此之间都还能听得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对家乡的建设面貌大有改善十分感兴趣,一有空便叫我陪他到处走走,问问这叫什么路?那叫什么街?我陪他去游览过阳朔,又去逛过灵渠。每到一处,我都会给他及他的家人、好友们拍照合影,留下一个个美好而珍贵的镜头,以作纪念。

　　于伯伯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他首次返桂林省亲时,就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当他得知我母亲身患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时,很表关切。亲切地询问服了什么药?疗效如何?当前应服用什么药才最有效等等。在他返台后不久,即寄了几次药来,并在来信中说明,第一批药是在台湾买的。后两次药是托他女儿(于伯伯有两个女儿,均已成家并定居美国)在美国买的,然后再转寄桂林。在他后来给我父亲及给我的来信中,均有提及并问候我母亲的健康情况。无奈我母亲因体质较差,久病难愈,任何良药均无回天之力,几年后,便驾鹤西去了。当于伯伯第三次返桂林探亲得知我母亲已不在人世时,很感悲切,执意要求要去墓地悼念我母亲。我们力劝他不要去了,说他自己也年岁已高,又有疾病在身,有这份心意已足可安慰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了。但他主意已定,非去不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作了相关安排。这些感人的场面,我用相机一一拍下,以作永久的纪念。此事虽已过去多年,每当我母亲的忌日我们翻阅这些照片时,也会怀念这位侨居外乡的亲人———有情有义的于瑞章伯伯。

　　于伯伯在桂期间,我除了向他介绍桂林的新面貌、新景点外,更多的是向他讨教篮球运动及比赛。因为我也是位体育爱好者,所以我们很谈得来。于伯伯第三次返桂省亲,是从上海转道过来的。当时他任“台湾地区篮球队”领队兼场外指导,他率球队返大陆来参加一系列篮球交流赛。赛事结束,他即告假返桂省亲,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助手王先生,这次他没带夫人来。为让于伯伯此次返桂过得舒心、自由些,我父亲曾两次邀于伯伯及王先生等来家里一叙,并设宴盛情款待他们。为更有意义,叫我专程去阳朔接来了李福基老师,让这对昔日的师生又有叙旧之机会。

　　他赞誉大陆人才济济,各省、市篮球队都拥有一批优秀的运动员,人高马大,很有潜力,但个人技能及比赛战术等方面还有待提高,我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他盼望咱们中国也能培养出像乔丹似的球星。我曾向他透露过我的一点心思,我对他说:“伯伯,将来如果我有条件了,我想开办一家青少年篮球培训中心,到时请您来当总教头,您能答应吗?”他笑着回答:“好啊!这是好事情,能为家乡作点贡献,出点力是值得的。只是年岁不饶人,教头是当不成了,当个场外指导,出点主意还是可以的,哈哈。”这件事虽已过去15年了,但他那爽朗的笑声,直到今日还不时在我耳边荡漾。

　　从1988年于伯伯第一次回桂省亲返台后,我们便有了书信来往,每年大概总有个四五封吧。元旦和过春节的贺卡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来信,有时寄给我,有时寄给我父亲。但他多数是打电话与我父亲交流,说是这样方便些,也亲切些。记得2002年时,我父亲曾提议,请于瑞章在次年夏秋之交争取回一趟桂林,与在桂林的几位同龄同学、老球友一同过80岁生日。于伯伯亦同意了,并把此事电话告诉了于平及家人,大家都很高兴,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也曾将此事告知龙丽芬女士,她也很高兴。她说她曾报道过于老先生,但无缘谋面,很遗憾。如次年于老先生能回来,一定好好款待他,并陪他去阳朔拜会李福基老师,到时再与我合作写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专访报道。大家都在殷切地盼望着。谁知半年后传来不幸的消息:于瑞章患上了糖尿病,而且是晚期,双目快失明了。返桂之事只好推迟。又过了半年,于瑞章伯伯来电话,告知身体有所好转,过段时间可以返桂了。听到此等好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并各自做好了欢迎的准备。哪知过了不久,于伯伯来电话说身体又不行了,近期返桂一事暂时取消。我清楚地记得,在2004年底以前,我家还能接到他从台湾寄来的信,次年后至今再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及电话。去于平家询问,他们也说这几年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曾打过电话去台湾于瑞章家里,电话是通了,但没人接。于家人告知,可能他去美国了。但这几年里,每逢春节前,我都会遵照父亲的交待,按时给于伯伯寄贺年卡去,并附上一封他给于伯伯的问候、祝福方面的短信。此举一直没有间断过。

　　虽不清楚于瑞章伯伯现身处何方,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我及我的家人以及于伯伯在桂林的所有亲戚、朋友、学友所惦念的。我们共同祝愿他身体早日康复!并盼望他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能争取回一趟桂林。我想,这大概也是所有桂林人所期盼的,因为他毕竟是桂林人士中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我们桂林的骄傲嘛!

　　奥运会即将于8月份在北京举行,我期盼出现奇迹:于瑞章———最早参加奥运会的桂林籍运动员能在近期返回到桂林来。届时,我一定会陪他上北京去观摩这盛大而热烈的奥运会。这对我今生今世来说,可是件天大的喜事。（作者：

黄创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