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千钧：（1904—1997）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04年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民乐县萝村，1997年逝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先生为我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了奠基工作。

1979年后，为历史系取得该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论“资治通鉴”——与聂崇岐、王崇武两先生商榷》、《论范晔<后汉书>的巨大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韩非子新传》、《韩非子书考》等。

关于陈千钧先生的历史  

乱中有治之书
    曾经，在教学区到北区教工宿舍的路上，几乎每天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个子不高不矮，衣服颜色多是黑、灰、白，手臂上挂着一把伞，步履轻快。他就是陈千钧。
    从历史系原来木板房课室回到家，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陈先生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一路上都有人与他聊天，毫无架子的他非常乐意与人说话。有人曾说：“陈先生见到石头都能说话。”
    虽已年逾古稀，陈先生心态却很年轻。有人问他多大年纪，他不直接回答，总是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年轻人？有点小孩子脾气？”陈先生的学生黄宝权说：“陈先生八十岁仍在教学一线，他拥有四十岁的心态，六十岁的外表，生活上还有些许童真童趣。”
    陈先生喜欢读书，以此为乐，他曾说：“我什么书都看，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每天都看，就像与古人为友……我把清诗人黄仲则的诗句改为：‘好书未必因书瘦’。”陈先生生活朴素，花费多在书上，每月到古籍书店。
    “陈先生藏书万卷，他的卧室很小，书房却很大。床头、案头上都堆满书。他的老伴想帮他收拾整理下书，他一口拒绝了，说：‘我的书乱中有治。’治是治学轨道，就像课题研究地图。他读过的书写满眉批、札记，都是圈圈点点，香烟纸制成的小标签夹在里面。陈先生很欣赏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他认为读一本书就是读‘烂’它。”黄宝权分享陈先生的读书经验。

    “人治无为，故能使众为之”
    在生活、工作上，陈先生受到了诸子百家的影响，其中儒道最深。
    当时，历史系要籍教研组有三位教授：邱可贞先生是客家人，讲课非常细致，一字一句地解读；曾在法院任职的谢先生，讲课逻辑严密；还有陈先生。陈先生是教研组主任，为人处事的观点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治无为，故能使众为之”，他认为，只需要完成任务，做好本份工作，至于其他方面，则自由发挥，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创作”。每次改选主任，另两位先生都推选陈先生。
    有所不为，必有所为。陈先生非常重视教研室的教材建设，多次组织编写教材。他认为中国历史文选是专业基础课，初步培养学生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进而分析、运用史料，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被重视。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上，华南师院成为理事单位，陈先生被聘为顾问。在陈先生指导下，中国历史文选课衍生了十二门课程，由陈先生及其后学教授，其中《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使用自编教材。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陈先生自称“杂家”，做综合之学，容纳一切。司马迁治史方法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不仅搜集诸子百家的著作、社会流行的史料，甚至碑石上的资料也采纳，做到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陈先生非常赞同一网打尽各种资料的治史方法。
    对待史料，陈先生提倡容纳的态度。他认为，做历史研究“利用好原始史料，而史料的范围是很宽的，只要是材料就收集、整理，去粗取精，不要有偏见。”需要宏观地考察历史，怀有天下的观念，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陈先生也研究诸子百家，认为“诸子百家各以其说易天下，都要拿取他们的学问改变天下”,达到“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相互辩难”的状态。

    厚积薄发
    陈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资治通鉴”——与聂崇岐、王崇武两先生商榷》的文章，是一篇随笔而就的即时之作，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的写作，有这样一段渊源。
    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资治通鉴》的校点本。随后，一九五六年七月，聂崇岐在《新建设》发表了《<</span>资治通鉴>和胡注》一文；同年八月三十日王崇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古代历史巨著<</span>资治通鉴>》一文。两篇文章扼要地介绍了《资治通鉴》的内容和编写过程，同时也指出了这部书的优缺点。
    陈先生阅读两篇文章后，发现他们在史料运用上有不同的说法，甚至相左，一些观点也有矛盾。他文中第一部分以商量的语气引出问题：从新标点“通鉴”出版与聂、王两篇论文谈起。这正是学者的胸怀。
    文中第二部分分析了《资治通鉴》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明确定位《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通史，体现了陈先生史学史的眼光。“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烂熟在心，运用自如。文中的引文不多，但都恰到好处。“他作出的正评，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史学史研究工作者普遍感觉阅读这篇文章如如雷贯耳。”黄宝权如是说。
    有人对这三篇文章作了如此生动的比喻：聂文与王文是两位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俩从比赛场上下来了，陈文像是教练，与两位运动员谈话，分别指出他们的优劣。三篇文章汇成了关于倡导《资治通鉴》研究的合唱。
    这是一篇厚积薄发的著作，虽然创作时间很短，但是陈先生在无锡国学专业学校读书时，他已经通读《资治通鉴》。这启示我们：搞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学无常师
    陈先生鼓励年青教师多游学，写好论文，多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
    “陈先生感觉当时广东的文献不够，于是想办法到上海文献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与珍本善本书库披阅典籍，通过陈先生的努力，我们有幸登上天一阁宝书楼看书。”黄宝权回忆当年与陈先生共同治学的景况，至今仍不能淡忘。
    “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到北京图书馆看了38天的书。每天早上九点钟前就赶到图书馆，下午五点半左右才离开。”黄宝权回忆：“当时看善本书、海内孤本书，这样的机会一般人很难得到。”
    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开始时，看保存较好的版本，像明朝的版本，后来可以看孤本。看书要用板子托住看，有时候用小架子推动，手不可沾摸。我们抱着敬畏之心看书，屏着呼吸来看。”当年的情景对黄宝权来说仍历历在目。“当时只能抄录，不能照相。每天非常专注地看书，只管耕耘，不管收获。38天与线装书为伍，整个人处于淡泊、宁静的环境中。”
    “北图善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北大文献专业科班出身的专家，造诣高，没有架子，但寡言少语。熟悉后，他们说：‘在这里工作真不容易啊！都是三黄：空气不好，脸黄；屋子墙壁黄；书也是黄的。”
    真正的研究者，大约就如陈先生及其弟子这般，是每天在资料中攀爬滚打，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讲述：黄宝权  撰稿：张葆瑜）

     

2014年 4月3日下午，“华师故事”第八讲暨第84期瞭望论坛在石牌校区第一课室大楼开讲。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师黄宝权教授以《一以贯之之道：陈千钧老师研究历史文献的态度和方法》为题，为现场师生讲述了著名历史文献学家、《通鉴》专家陈千钧先生的为人与治学品格。 
        据黄教授回忆，陈先生深受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领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谈及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时，黄教授兴致勃勃地翻开了陈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代表作《论“资治通鉴”》，眉飞色舞地介绍了这篇在当时历史学界“如雷贯耳”的学术论文。他还高度赞扬陈先生“每天做一点札记，每天记一点收获”的读书习惯，让在场师生清晰地感受到“厚积薄发”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谈到教学方面时，黄教授指出，陈先生虽主张无为而治，但却倾尽全力为每位学生创造宽松有利的学习环境，使每位学生都逐渐成长为名师大家。 
        在讲座的一个多小时里，黄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与陈先生共同治学的经历，重现了当年环境之艰辛，也再现了老一辈华师人“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高尚品格以及“甘坐冷板凳”的研究态度。 
        由我校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策划，华南师范大学宣传统战部、社科处、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及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华师故事”第二季至此圆满结束。第二季“华师故事”共四讲，分别由历史文化学院校友及退休教师主讲，回忆与讲述我校郑如霖、何若钧、关履权、陈千钧等四位名师的故事。华师故事以独特的形式，重温了华师的学术传统，唤醒了华师的文化记忆，有效地传播了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