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忘国耻的力作

            ——《纪念碑下》的使命担当

李风宇

田野调查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这种深入发展到研究对象实地进行调查的方法，在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最为著名的当属中国社会学之父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后来这种方法普及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独特方法，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田野”的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只要走出书斋，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去，就已经在“田野”中了。

本书的作者选择了一条鲜为人知的“田野”之路，从一张张实景照片打开《纪念碑下》叙事的胶片，投影在1937年至1938年的至暗时空，沿着寻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墓碑这条主线，进行探索和描述。这种调查具有解释性和研究性的特征，调查点聚焦放在了“纪念碑”上，显然，这件事颇费时间和心力的，因为时间久远，实地探访和史料的对应，这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也是必要的环节。人们通过图片直观大屠杀的血腥和残忍，而“纪念碑”上的铭文与地下冤屈的亡灵安息地，总能让人们的视觉上有沉重感，压抑感。作者更是从“牢记历史”责任感出发，来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至暗一页，将那些大量的、特定的细节重新组成一个个全新的清晰图景，提出尝试性的理论解释，通过“纪念碑”这个“田野点”，来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与战争的残酷，以警示人们“不忘国耻”、“珍爱和平”。

田野调查离不开人和事件，历史事件发生久远，现场早已褪去斑痕，与本书作者之一肖振才早在2006年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情况调查，这是中央党研室下达的重大课题，内容覆盖面很广，也可以称之为是抗日战争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调查工作过去多年，沧海桑田，有些纪念碑、纪念地几经变更，幸存者和见证者逐年减少。2014年《雨花》杂志为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而出版的专刊《不可磨灭的记忆》中，以此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这只是揭开了历史的一角，也许从那时开始，肖先生就萌生了要写一部完整调查手记的动议。《纪念碑下》作为南京市2019年文化建设工作目标的重点项目，两位作者不辞辛苦，肩负着“留住历史”和“警示未来”的责任感，开始历经两年的实地探访和田野调查。“纪念碑下”一叶知秋。村民、守墓者、见证者的回忆，就像一片片树叶，构建起一棵布满血泪的悲情树，与历史记载的对应。无辜的百姓、溃败的官兵、残缺的尸体，遍布街巷血染江河，来自外国友人、寺院的避难所的庇护，民间团体与个体的掩埋，有些事件是人们熟悉的，比如江南水泥厂、“日军杀人竞赛”，通过笔者实地调查走访，讲述更为具体、详细和深刻。这些材料被循时渐进地采用在书中的章节里，这些看起来白话平常的话语，声声血泪，在该书的意义场中变得更加真实，掷地有声！

碑文记录的不仅仅是历史，对于南京人来说，侵华日军大屠杀是一个永远的痛。笔者在走访和调查见证人的过程中，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在南京的11个县区的关联事件进行了回溯，也有为现实经济发展中纪念碑的“失落”的遗憾。从“南京东大门的呻吟”开始了《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笔者从汤山街道的调查发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并非始于1937年12月13日，而是始于日军实施的“南京攻略”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的12月初，南京大屠杀的节点也并非结束于1938年1月下旬，而在1938年2月以后，造成数十人以上大屠杀仍在南京不断发生。随着“纪念碑下”田野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江宁区是南京大屠杀的首发地和重灾区，那些为民间或私人所建的纪念碑和坟墓并未计入遇难者掩埋名录统计表，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数字远远不止30万。

历史与现实相互诠释，相互印证。本书串联起过去的历史脉络，对日本舆论和教科书中的颠倒黑白，甚至掩盖这段罪恶历史的“质疑”声，“记入家书的证词”、“首个刻有死难者姓名的纪念碑”等等，落在每一个细节里，落在了记录数据的碑文。即使书中总是在回放那段沉重的灾难片段，总是在叙述那段灭绝人性的杀戮，但叙事的坐标总是置于真实的历史时空里，不容篡改，不容抹去。这部《纪念碑下》，无疑又是一部详实的历史证言。

战争是残酷的非人道的，书中在叙述南京大屠杀那些血雨腥风的历史事件时，也用温情的笔墨记下“大屠杀的逆行者”。在南京受苦受难同胞守望相助时，众多国际友人伸出援助之后，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们当中有人们熟知的外国友人：拯救了几十万中国人生命的德国商人、被誉为“南京辛德勒”的约翰·拉贝，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和美国人约翰·马吉，还有金陵文理学院的“守护女神”——美国传教士明·魏特琳，这些释放出人性光芒的无畏义举被人们所铭记。

笔者走访了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21座，而那些鲜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求助机构-栖霞山难民所，还有那些民间资助和私人建造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也被笔者采集到，进行了调查走访。特别是湖山村守墓老人、守诺祭扫18年的清洁女工，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循迹追索，在“纪念碑下”的思路导向和结构聚力中，释放着深刻意义；国家危亡与民族受难，彼此交织的巨痛，永难愈合。掩卷《纪念碑下》，读者沉浸在悲愤中，获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守望和平的现实重心始终得以保持 。

好的“田野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辅助资料，甚至可以引入“教科书”，让每一个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从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中深刻思考，居安思危，使命担当，在共赴复兴追梦之路上，聚集民族力量。显然，《纪念碑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田野调查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