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蜀先民的圣树、树神、树木崇拜

前不久，在四川省博物馆，有一棵名为绿釉陶座铜摇钱树的展品，树座为红陶绿釉，上塑“天禄”、“辟邪”二神兽，树身为青铜质，由树干、树叶和朱雀组成，树干分6节，上挂大小叶64片。小叶分别插在大叶片两侧，大叶片分三种造型：一是桑叶状，上铸“五铢”9枚和西王母坐像、仙人骑驴、狩猎等图案；二是松柏状叶片，上铸“五铢”5枚；三是小叶片，上铸“五铢”3枚。树梢则是一只展翅朱雀。这棵摇钱树见证了东汉时候四川地区的树崇拜。

《海经·海外南经》中说：“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兕兕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窳西弱水上。氐人国在建木西。”传说建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由于伏羲、黄帝等众帝，都是通过这一神圣的梯子，上下往来于人间、天庭。

从近几十年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来看，发现了大量巨大的乌木和树根，在青白江地区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残长27米、直径2米左右的乌木，都显现出当时成都平原及附近有高大的乔木林，植被十分原始。由于成都平原湿热的环境，当时较多流行干栏式建筑，十二桥遗址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船棺葬，船棺都是用整根大的楠木挖空而成。如在成都商业街遗址发现了l7具船棺和独木棺，长达l0-11米，直径达1.6-1.7米。

1987年在成都岷山饭店附近出土的一件金丝楠木古树根，6500多年来碳化形成的洞洼和流水状纹路，就像直插云霄的山峰上开凿出神仙居住的山洞。一根直径7米，重约8吨的乌木，埋藏在地下的年代为距今7300年左右。1996年，工人们将其从广汉鸭子河的河道搬出来。它盘根错节的天然放射形态，极似太阳的焰火腾天、光芒四射。

据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刘兴诗介绍，成都平原常见的乌木多为距今七八千年至两三千年前之间，而这根乌木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木材石化的转化过程。出土时，它的树皮还在，但是，触摸裸露出来的部分树干，已能明显感觉出是石头。这种保留石化过程的标本，对古环境、古气候、古地质的变化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有人认为，正是这些无数参天古树的凝聚升华，才形成了古蜀人的圣树——建木。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才孕育出了古蜀人的圣树崇拜。

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气候温暖湿润，适合树木生长。吃住作为古蜀人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从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上所刻画的图案可以看出，古蜀人森林为动物提供了生存的场所，古蜀人在森林中猎狩动物，作为食物解决温饱问题，古蜀人对树木形成了一种依存的关系。树木的生命力远比人类要长，它们的生长也会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枯萎、繁茂，周而复始，不曾间断。古蜀人把这种自然现象归结为是神的旨意，甚至将参天大树奉为神树，认为它们能与上天进行沟通。

民间收藏的一株带铭文的古蜀文化玉石神树，高247厘米，由五节契合而立。高矗的形体上，可见人形刻于主干、龙身化为树枝，还有盛花与枝桠、神鸟与花苞、铭文与符号。玉石神树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三根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玉石神树的底座呈圆锥状，如同山丘般隆起，有圆形圈足，底座与圈足都有云气纹和纹构成的图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神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龙的头朝下，尾在上，夭矫多姿。神树与神龙的一体形象，使神树显示出非凡的魅力与深厚的象征意义。玉石神树用具象的形式，表达诗意的想象、表现出和谐优美。其美仑美奂，可谓旷古绝今。它静列一角，神秘的气息聚合成一股张力，散发出浓烈的吸引力。

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版画中，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神树的场面：身材巨大的三个神像居于神庙的中央，他们长着人面鸟身，眼睛突出于眼眶之外，巨大的双耳张开着，仿佛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三座神像之下，一个高大的青铜立人象带领着人群，他头戴花冠，脚踏祭台，手持法器，表情庄严神圣。在他的身后，人们也各持礼器，或站立或跪坐，虔诚地行礼。

在古蜀先民的心目中，树和人类一样，都有生命。白族史诗《创世纪》第一部分“洪荒时代”描写：洪荒时代，树木会走路，石头会走路，牛马会说话，猪狗会说话，鸡鸭会说话，飞鸟会说话，等等。正是对此观念的生动说明。同时，古蜀先民看见有些树木年年落了旧叶，又换新叶，循环不已，其旺盛的生命力远非人类所能企及。有时，具有天然毒素的树木更会让古蜀先民中毒受伤，甚至死亡。于是，古蜀先民便认为树木都有超乎寻常的神秘力量存在。这些，无疑都是圣树观念产生的基础。因此产生了圣树、树神、树木崇拜。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高诱注：“建木在广都，南方，众帝所从上下也。复在白民之南。建木状如牛，引之有皮，黄叶若罗也。日正中将下，日直，人下皆无影。大相叫呼，又无音响人声。故谓盖天地中也。”《海内经》亦有关于建木的记载，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可见建木不但是天地的中心，而且为黄帝所造作，是众帝上下于天的天梯。

毫无疑问，作为天梯的建木，自然为想象之物，而非现实中所实有。它最初是古蜀先民崇拜的圣树。古蜀国里，权力最大的是祭司，而且也是部族里最博学多才的人。他们在部族里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驱鬼念咒的人，也是沟通天地的代表。他们的身份也是多重的：部族里有人生病时，他们充当医者给人治病；出现天灾人祸，需要祭祀时，他们代表的又是沟通天地的神；需要预测灾难时，他们又成了占卜师。给人治病，必须精通医理知识；沟通天地、预测灾难，又必须具备天文常识。当然，这一切在古蜀先民眼中，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神赋予了他们能量。因此，祭司无疑成了部族里最受尊敬、最有权力的人。神树既然可沟通天地，那么祭司就成了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从神树上取下的树枝，也就成了祭司手中观天测地的工具。

二、森树鸟类的天堂

有一种古代传说，太阳在巡行天上的时候需要龙来驾车，而龙要从海面负重升空，则需要沿着某种树木的帮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扶桑树上，就盘绕着一条这样的龙。东西两条迎送太阳起落的神龙，可能就是后世中国传统图案“二龙抢宝”的原形。古蜀文化玉石神树，在很多细节上都与神话中的扶桑和若木相似，它们可能是一株象征着东极的扶桑，一株象征着西极的若木。太阳是天空中最显著的天体，它能够给人们光明和温暖，是万物生长必需的能源，崇拜太阳是许多古族共有的思想。

《山海经》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意思就是说，在东海汤谷，生长着一棵名叫扶桑的神树，树上居住了十个太阳，每天由三足乌驮着轮流值日。每当一个太阳升起，其他九个就在神树上休息。这与广汉三星堆青铜神树上九只神鸟的造型不谋而合，青铜神树很可能就是古书记载的扶桑。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十个太阳及扶桑若木神话的文字，记载是在东周时期。古蜀文化玉石神树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上述神话的产生时间，至迟已经可以提前到商代后期。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个本来产生在东方沿海地区的神话早在商代也出现在了西南的古蜀国。《海内经 • 都广之野》所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 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明朝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说得更明确：“在成都附近双流县境。”

古蜀文化玉石凤鸟，又称凤凰，雄鸟为凤，雌鸟为凰。栖于树上。与龙一样，凤鸟也是古蜀时期神奇而美丽的瑞鸟。相传，黄帝统一华夏各部落后，被推举为天下共主。他在位期间，施行仁政，天下太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但是，一直没有凤凰出现。黄帝很是不安，于是就召来有学问的大臣询问凤凰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大臣说：凤凰前部像大雁，后部像麒麟，脖子像蛇，尾巴像鱼，身上的花纹像龙纹，背像龟，喙像鸡。她具备道德、仁义、忠诚、公正各种美德；她羽翼华美，五彩缤纷，飞舞起来，灿烂夺目；她神通广大，往来于天地之间；她只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只喝清莹的甘泉、吃洁净的竹实，只栖息在梧桐树上。黄帝听后，更加勤于政事，终于凤凰飞来了……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在汉代仍然广为流传。

古蜀文化玉石器中，就有许多“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的圆雕凤凰。古蜀文化玉凤凰之一，长19厘米、高14厘米，长着鸟头、鸡冠、鹰喙、凤眼、鸡爪，长长的尾羽如同孔雀，颈部和腹部装饰有云纹，翅膀微张，似乎刚刚降落，正在收拢羽翼，回头鸣叫。

古蜀文化玉凤凰之二，是一只短尾凤鸟。图中的梧桐树，树根卷曲，树干挺直，树冠不大，并分出四根枝杈，枝杈上有下垂的花穗。

古蜀文化玉凤凰之三，凤鸟造型别致，头上有羽冠，长喙、大眼，双翼形状别致，尾羽较短，腿爪粗壮，腹部有龟甲纹，双翼有密集的斜线纹。喙中衔一环。不同造型的凤凰有十几种，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有的凤鸟尾羽很长，有的比较短。尾羽的长短可能是为了分别雌雄的，像孔雀一样，尾羽长的是雄鸟——凤。短的是雌鸟——凰。

凤凰在古蜀人心目中是吉祥鸟，是美好德行的化身，是沟通天地的使者，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古蜀工匠格外用心的去创作，其形象复杂，装饰繁缛，多姿多彩。它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凤凰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也是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

汉代扬雄《蜀都赋》称：“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僰”。晋代左思《蜀都赋》也记载：“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而猗猗。孔雀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雊，猩猩夜啼。”从考古发掘的文物分析，两篇《蜀都赋》所描绘的生态环境并非虚指。

三、神树不只是古蜀国的产物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能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同时期最大单件青铜文物。但是，它不只是四五千年前古蜀文化的产物。对神树的崇拜，不光中国有，很多民族、国家都有神树文化。如满族神话说：在大地的肚脐上，宇宙之中心耸立着一棵最最大的枞树，树梢上住着天神。这种世界树也常被画在萨满的神鼓鼓面上。藏族苯教神话记载，在神话山的峰顶，有一棵垂直的树，位于世界之中心，树上有白色金翅鹰或鹫，是神的象征。宇宙树由于在世界的中心，故无太阳的投影，如巴勒斯坦Taber宇宙山上的世界树便有此特征。在古代印度的有关文献中，有一种“阎浮树”，树顶达到了天的高度，能将天与地劈开。在北欧地区的古代神话中，有一种神树，树荫可遮蔽宇宙，根、枝则可以将天与地及地下世界连接在一起。神树可以通天入地，是人类通向天堂，与天神交往的途径。巴比伦乌尔王陵的出土的神树只有八个分枝，假如能够证明九个果实与叶子属于蔷薇科杏类，则更能肯定它确实来自中东犹太人。因为，杏树在古代犹太人中间特别受到青睐。

同时，鸟也是中东地区非常普遍的装饰物和神圣的象征，一些民族崇拜鸟。而在西亚著名的乌尔王陵殉葬品中，曾发现黄金制成的“神树”。古埃及王国时代的一幅浮雕上也刻着满是飞禽走兽的大树。在古代爱琴海克里特人的宗教仪式中，女神的标志是树、树枝和鸟。一幅克诺索斯壁画的宗教舞蹈场面上，就醒目地画着几棵这样的神树。古印度的“太阳树”，树上有飞鸟，树干有多头那伽，其意象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尤为契合。

中国的《山海经• 海外东经》写道：“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 • 大荒东经》说：“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 • 地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东方扶桑是上古华夏萨满教中的灵地之一，太阳女神羲和为她的儿子金乌从此处驾车升起，也说是神界、人间、冥界的连通大门。又《山海经• 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如月所出入也。“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东方的扶桑树和西方的柜格之树，在华夏原始萨满教世界中就是世界树。

《山海经• 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 黄帝所为。”

中国古神话中天梯有两种，一是山，二是树。山为天梯，如《海内经》中提道：“华山青水之东的肇山，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海外西经》记述，巫咸国境的登葆山，“群巫所以上下也”。《大荒西经》记载：“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的灵山，西王母之山、轩辕之台就在此附近。另外，《淮南子 • 地形训》记述：“昆仑山也是天梯，昆仑之丘，……登之而不死，……登之乃灵……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把宇宙比成“树”的形象化描写，在印度许多古代经典里都能找到，如《薄伽梵歌》、《梨俱吠陀》、《阿闼婆吠陀》、《伽塔奥义书》等。释迦族来自阿萨姆地区，“阿萨姆”一词，与“世界树”有关联。

广汉三星堆 3.95 米的青铜神树上，有十只青铜鸟代表十日，与华夏上古的十个太阳的传说完全一致。青铜神树即掌握灵魂的巫仙出入上下的“世界树”。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为萨满世界树理念提供了实物证据。

四，古蜀先民用 “树”或树立 “木表”对日影进行观测，制定历法

关于宇宙树信仰与神话的来源，可能与先民用特定的“树”或树立特定的“木表”来对日影进行观测，从而制定历法有关。古蜀先民早就认识到，寒暑的变化伴随着正午太阳位置的高低变化而来。夏季，树木、房屋投下的阴影很短；到了隆冬，影子则变得很长，投影的长短变化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启示了人们，在地上竖立一根标杆，看它午时投影的长短变化来只是季节。就全年说，夏天的中午，太阳位置高，影子也短；冬天的太阳较低，中午的影子则较长。中午影子最长的那天是冬至，最短的那天即夏至，古代分别称为“日南至”和“日北至”，春分、秋分日的投影则介乎其中。测影的标木，则称“表”。

在中原殷商时期，人们就懂得用表来测日影定季节了。用“表”来测定太阳位置，确定季节、方向，当有个发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远古时代，人们可能利用天然的表，如特定的高大的树木来观测日影的。于是，各民族的神话中，就不乏特定的大树或“神树”与天上的日、月，与分别季节的历法密切相关的故事。如纳西族东巴经神话说，有一棵神树，叫“含英包达树”，远古时，上面的声音和下面的气交合，出现了一股白云和白风，白云白风交合，产生一滴白露，白露作变化，出现了“米利达吉海”，海中长出了“含英包达树”。这棵大树长出十二片叶，十二根枝杈，开出十二朵花，于是阴阳十二月由此产生，天地十二属由此产生。

毫无疑问，这样的神话故事中包含着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特定的大树或者人工树立的“表木”，测出太阳的相对位置，从而制订出历法的文化内涵。上面我们说到的“建木”，闻一多先生就已经指出它是测日影的“表木”。

广汉三星堆青铜神树，也是这样一棵能够分出季节月的历法之树，因为它能分出季节月，能够“测天”、“知天”，能够通“天人之际”，它当然也是一棵“通天神树”。由于测定时间对上古时代人们的社会及宗教生活的巨大意义，于是这样的“通天神树”往往又被作为氏族、国家的象征而受到膜拜。

古蜀神树在环绕八芒星的正圆之外有八个规则的枝叶形图案，分别指向正北、正南、正东、正西、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方向。这八个树叶图案被一个正圆圈住，正圆外又有四个与圆内相同的树叶图案，分别指向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方向。这十二个树叶形图案，暗合“四正”、“四维”的八方之数。由此，这些树叶形图案，可能代表的就是八方的社神。

 “扶桑树”、“建木”的造型与功能，同广汉三星堆青铜神树极其相似，而“扶桑树”、“建木”的原型很可能是上古时代的“社”树。后世把“社”等同于土地，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却具有更为广大的意义，人们在社坛上从事测天、祭祀天地神灵以及求雨、祈农等政治及宗教活动，这是一个沟通天人的极其神圣的场所。“社”一般建立在坛上或者山丘之上，这样的坛就称为“社坛”。古代在建邦立国之初，必首先建社，社的象征，就是一棵树或几棵树或一片丛林。作为社的标志的树，往往硕大无比。以树为社，把树作为神灵，反映了华夏社会上古时代也曾盛行树神崇拜。但华夏古代的树神崇拜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很早的时候，树神崇拜就与天、地崇拜等融为一体，社的功能具有多重性的特点。

远古的社树作为“测天”的“树表”而获得“通天”的神性，而它的“通天”功能，催使人们赋予它更多的神性，社之作为天神、土地神、战神、雨水之神、生育之神等，具有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六畜兴旺、宗族绵延、家国兴旺等神性，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古代大社，即大的部落所建立的中央大社，更能激起人们想象的翅膀，它的所在地，会被神化成世界的中心，它用来测日影的“树表”，也会被想象成是“天柱”。昆仑山的“扶桑树”、“建木”等，很有可能就是被神化的社树，三星堆神树的原型，很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一棵“社树”。

在蔡邕所著的《独断》上有言：“社神……举以为土政，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肃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可见，古蜀人将树木当作社神的化身，祈求、询问部落大事，将所问所求传达给天地并取得天地的启示，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对天地的自然崇拜。

结束语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造型奇特的青铜神树，以及那座令世人仰视的青铜大立人像，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焊接、失蜡法、分段铸造、嵌造、铆造等青铜锻造技术。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出现于古西亚地区，逐渐通过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四周传播，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尤其在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古印度得到了很大改进。

而一直热衷于与外界商贸交流的古西亚、古埃及或古印度商队，不但把大量珍贵物资带到了古蜀国，同时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古蜀国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物，却看不出青铜冶炼技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的原因。此外，大量青铜人像或青铜面具的柔和线条和夸张造型，也和线条简洁明了、形象夸张突出的古印度人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