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闾巷之故事 绘一时之人情

——从通俗小说之演变看李印功的《野女镇》

文/仵 埂

   李印功将他的长篇《野女镇》放在微信朋友圈，也私信发我，每日两章三章，仿若民间说书人，并不一口气说完，也没法一口气说完，说一段，停一下，在听众听得正带劲时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就这样今天一段明天一段地读下来，阅读了他的这部长篇。

   李印功的这部作品，要说来真是好看，故事蛮是热闹，人物也确实有趣，写的是1980年代的生活，农村中的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小媳妇斗嘴，二流子偷瓜，闲汉子捉奸之类。我无法以现成的评价尺度来衡量这部作品，因为现有的文学律法大都是将宏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典型性人物形象塑造等等作为尺度，但我似乎在李印功的小说里提炼不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思想来，只是强烈地感到，他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是原生态的那种农村日常性描写。这一点对我构成吸引。我想，是不是中国小说向来如此，必须通向一个宏大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的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那种主题？我不由得重新回溯打量中国古代小说，想看看其源头都有哪些形态？

   其实在小说开始萌芽发轫之初，其地位本也卑下，所谓的小道末流，被人们目之为“街谈巷语之说”，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在小说发展到17世纪时，产生了一个令那些看不起小说的学术中人，产生了很矛盾的心理，这就是它所日益拥有的广大受众群，就是说，它的影响力日炽，地位却很低下。这就让人很分裂，你不爱它吧，它的影响力大得惊人；你爱它吧，它的模样儿完全是下里巴人，高贵不起来。就是说搞学术的人不屑于去碰小说。第一个对小说的价值给予崇高评价的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1608—1661），他把《水浒》与《史记》、《战国策》进行比较，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在他所生活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大约只有“怪杰”才敢说出这些看起来令人侧目不知深浅的话来。当然，尽管金圣叹这样说了，也不等于小说自此就步入了高堂，显然不是。小说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在学界的地位却照样渺小这种境况，一直持续。这种分裂，到了250年后的梁启超（1873—1929）那里，才有了一个大的转折。梁倡导“小说界革命”，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从此，小说成为唤起大众，动员大众，教育大众的有力武器，更重要的是，小说从此与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多少丧失掉了它原有的世俗性和娱乐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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仵埂教授（右）和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老师在一起

   这一点正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中国小说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明清之际，当然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在之前已有孕育。所以鲁迅将明代小说分为这样几种类型：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宋市人小说。对清代小说的发展，分为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等。从以上的划分里可以看出，小说的路径，是实实在在以大众的偏好为鹄的，迎合了大众的趣味，甚至可以说有点儿低级的趣味。可以想见的是，那时的大众，或者说广大的听书人，不识字的文盲居多，他们的精神里，本来只是戏曲所给予的那点儿养料，所以，小说的进入空间就极为阔大，神魔鬼怪之类，市井人情之类，侠义公案之类，就成为吸引大众的有力宝典。那时小说的思想是什么呢？大抵不离因果报应，仁义礼智，除暴安良之类。当然，免不了的还有市井风情，人间生活百态，这些本来就是小说家的看家本事。大众化的娱乐，导引小说的走向和发展。它的存在，首先是有人爱看爱听，这至为关键。梁启超之后，到了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时期，小说就被作为有力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的工具，要唤醒民众了。这一崇高的政治要求取代了小说本身娱乐大众的世俗化低阶性功能。自此小说从民间进入庙堂，引来大量学术中人的青睐，于是，那些林林总总不合乎文人精英趣味的东西被归化。小说也进入了文学史，大学里有了专门的文学教育，于是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小说创作，精英的欣赏趣味成为尺度，底层百姓的阅读，被一再挤压。尽管阅读市场广大，但是却被忽略，不大能进入庙堂之上。比如，在黄修已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通俗文学竟被完全遮蔽，连一字也未提及。

   精英们以思想性艺术性为标尺，划分出小说的品级等差来，许多流行于百姓之中深得大家喜爱的作品，也往往被认为缺乏思想内涵，浅薄无聊等而被边缘化，有的甚或被弃置淹没了。在民间拥有广大读者的《封神演义》，《三侠五义》之类，便被归为思想含量低的作品中，不大被重视，很少被提及。文学确实有高下之别，《三侠五义》和《红楼梦》是不可比的。但是，可以不可以这样说，读者也有高下之别，大量的普罗大众可能终其一生都读不进去《红楼梦》而会沉迷于武侠小说之类，你尽管可以批评他艺术鉴赏力不高，但是，你无论如何难以改变他的阅读口味。人们认识生活，体验人生，仿若杂树生花，各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李印功的小说，在小说之林中，是属于那种人情世态小说之路，可惜这个路径在今日难找印痕了。但它源于明清，在民国时期也有蓬勃发展。明代时诸如《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作品，要么叙人间曲折之爱情，要么写才子佳人之风流。清代则有《林兰香》和《歧路灯》之类，其特点在于写家庭日常生活，同时带出社会面貌，人情世相。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尽管有着新文学的强大挤压，却也发展得繁荣昌盛，其主要有三个向度，一个是言情小说，一个是武侠小说，一个是社会小说。言情有张恨水，其代表性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武侠有平江不肖生，其代表作有《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还有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等；社会小说有周瘦菊的《歇浦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包天笑的《上海春秋》等。通俗小说里，描写了人世间的种种奇异境遇，奇巧姻缘，或可笑或猥琐或可叹或悲酸，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社会生活的丰富画卷。但它非重大的社会历史内容，关心的不是如红楼“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之类，鲜活有趣的生活形态，是它提供给人的娱乐化的有趣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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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女镇》属于这一文学谱系。我们在李印功的作品里，见到了当代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鲜活有趣。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那种日常的人际争斗，打架骂仗，偷情搞怪，真是鲜活得不行。农耕文明的乡邻相处之道、鸡鸭狗吠之态，还原了一个乡村生活的原始空间场域。印功说自己的作品总是脱不开“热闹”这一点。可见他在抒写时，内心充溢的那种俏皮幽默式看取生活的态度。他笔下的故事沉浸于日常生活之中，虽鸡零狗碎，却趣味毕现。长期以来，作家们习惯于将原始生活形态提升结构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这个意义，就成为对原始生活形态的重新建构，或是打碎重组。小说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本体性就成为了另一个样子，另一种形态，从而与底层大众趣味脱离。这一点，在延安时期就曾有过争论。

   赵树理的小说，可以说是将中国民间文化与现代精神结合得最好的样板，被称为“有地道的农民气质”，写出了“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的作家，其作品“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最为人们称道的小说是《小二黑结婚》，对读者而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为有趣的是二诸葛和三仙姑这样的人物，一个是算卦先生，一个是跳大神的，这类人物，置放在一个正在清除“封建迷信”的环境里，且又和两家孩子的婚事连结起来，其中的趣味性就极为引人了。假若作品没有自由恋爱这一新风尚的介入，进而重组两人的境遇的话，那么，二诸葛和三仙姑就是原生态意义上的乡村人物，它就是另一故事逻辑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小二黑结婚》，是以评书体的结构，以乡土喜剧人物为故事背景，而演绎出的新文体。

   再回头看李印功的《野女镇》，沿着这一谱系，就能看出人情世态小说之脉。作者笔下的人物，少有高大上的痕迹，即使是姜顾宁这个正面主人公，也浸透着浑身的烟火气，而非不接地气的英雄。我们在野女镇上见识了各色人等，比如说，那个配种站的二流子黄料料，那个戳是弄非的贾员，那个干练聪颖的梁香梅等等。让我们看看作者怎么向读者展示这一个个人物，也看看作者浸满乡土气息的叙事语言。

  “黄料科年届二十，已经在道上混得有点小名气，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把隐藏在心中的爱付之于行动，他对已经当了县畜牧局局长的黄西亮说，他看上了梁香梅，要黄西亮央媒提亲。黄西亮惊得以为儿子得了神经病，或者是发烧说胡话，摸摸黄料科的额颅，不烧么！于是就低声下气地劝说道：‘好我的碎爷哩，社会上的好姑娘多得把人绊得栽跤哩，你为啥要在气眼里寻媳妇？再说，婚姻从来都是讲究般配哩，梁香梅个子比你高一头，人家能答应这婚事吗？’”但黄料料就是有本事缠下父亲、拿住父亲，最终使父亲让步。黄料料的无赖相，通过父子二人的对峙，寥寥几行，跃然纸上。特别是通过父亲一番气恼且无奈的劝说，活画出儿子黄料料的赖皮相。

  《野女镇》的叙事语言，是典型的关中地区的民间生活用语，丰富强烈且鲜明，作者在抒写中，其采撷还原乡村语言的能力极强，甚而有点大胆。他的语言不仅充满乡土气息，且不避乡间粗鄙俚语，那种来自于生活之流的源头活水，仿若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使乡间村民形象，栩栩若生。加之作者本身的幽默天赋，读其小说，甚觉有趣愉悦又过瘾。我随手摘引一段对惠天鹏这个人的描写：“惠天鹏是野女镇惠家巷人，是个街勒子（住在街道上的说话做事不讲理的人），王全天跟惠天鹏同桌三年，知道惠天鹏是个过河尻渠子都要夹水的人，对他能耽搁生意做好事，有点不大相信，疑惑地问：“啥好事，值估你单单回来？”这一段叙事中，小说使用了“街勒子”“过河尻渠子都要夹水”“值估”这三组乡间俚语，一下子将惠天鹏这个人物活生生描画出来。用王全天对他一向的坏印象，来对比这次的“好心肠”，不由得心生疑惑。这些叙事，恰恰成为李印功《野女镇》成功的地方。所以说，语言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是整个小说氛围的营造问题。你若将文绉绉的都市化语言用来叙事和对话，那就很生问题，关中乡村人物生长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异，小说营造的这个小宇宙的整体感就荡然无存了，更别说小说的故事好看与否。下面我们再来摘取一段：“贾员的话，端端地戳到了董民的心疼处。董民愤愤地绷着脸，不吭声。贾员揣摸着董民的心理，又叹了一口气，说：“你比如说吧，明明嫂子跟姜顾宁去县上拉苹果树苗子，是好事，是正事，可是有些烂嘴，却胡说是姜顾宁是想咥嫂子的活哩……真是放他妈的狗屁！”这个贾员想挑事，挑起董民对姜顾宁的猜忌，但表面却是站在姜顾宁一边说他的好话，这个所谓的好话却是将一种莫须有的流言散播到董民的心里，来戳人心窝子。他似乎在安慰董民，但效果却是将董民的火气撩了起来。这才有了后面的与董民捉奸情节。作者叙事中，贾员的话“端端地戳在了董民的心疼处”。当然你也可以说，“直直地戳在了董民的心疼处”，这也行，但是关中地区的方言的味道没了。贾员想将事跳起来，说“有些烂嘴”，“胡说是姜顾宁是想咥嫂子的活哩”，这是关中地区农村说到男女关系时所常用的口语，非常生动，虽有几分粗鄙鲁莽，却有着难以抵挡的鲜活生动。这样写，故事人物确实热闹好看了，岂能不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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仵埂教授（中）和《新西部》杂志杨旭民总编（左二）与富平籍作家林喜乐（右一）李红（左一）李印功（右二），在仵埂教授老家的书柜前合影

   我看李印功的故事，具有了张恨水的遗脉；而其人物，却也得了赵树理的真传；而其语言，具有了地道的关中方言的民间底蕴。张恨水的故事，写的是市井之像，男女之趣。李印功写的是乡土之人，民间之味。相同的是皆取通俗化的路子来演绎生活。从李印功的乡土趣味而言，倒是合了赵树理，只是赵树理乃山西人，其语言味道也是晋地之风，李印功无非是换了一方秦地水土而已。陕西作家中，柳青《创业史》的语言常常被人称道，认为是普通话与地方方言融合的典范，但其确实是走向了纯净典雅诗美之道。陈忠实《白鹿原》的语言风格，有点儿欧化倾向。纯粹地道的乡土化的关中方言尚未见成功的尝试者。

   李印功说自己的《野女镇》“属于草根作品”，说它“登不了大雅之堂”，说自己努力的方向，只想“触摸的是农民的喜怒哀乐，诉说的是农民的酸辣苦甜，探究的是农民的百味人生”。我想，他多少是达到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他的“没有章法，随兴而作”，使他放下了某种模式化的裹挟，而让内心感受天然涌流。他说自己“像一个性急的菜农，把地里的菜没来得及清洗带着泥土就拿到市场去卖了，唯一的一个就是有些新鲜而已。”也正是这种“新鲜”，惹人喜爱，令人悦目。作为一个评论者，我想我不会再批评李印功的故事和人物缺了点哲学化或主题性的形上思考，我唯愿他坚持目下的这种路子，并希望他此后的创作比这部作品更加彻底，更加通俗化大众化，哪怕土得掉渣！这样的一条路，对于李印功而言，可能就是通途。若要对他提建议，我倒建议他多看看赵树理的作品，多研究一下通俗化的路子，再看看秦腔传统戏曲之类，诸如《懒婆娘》《看女》《张古董借妻》《屎巴牛招亲》《钱五舔尻子》《打脏婆娘》等等，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其实是深深扎根于民间的，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中的诙谐幽默和趣味，照样有一个无限发展的新空间，只是我们将其遗忘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