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习字，从描红开始，渐渐过度到临帖，最后独立书写，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过程，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设置得很合理。由此联想到习文，习文的难度显然超过习字，是不是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呢？

    鲁迅对文章作法一类的东西极为反感，他曾经讲过，要把文章写好，千万不要上那些所谓文章作法什么的当，最可靠的还是要多看书。这话说的很对，但没有可操作性；再说“多看书”是长久之计，无法速成。习文毕竟不同于创作，练习而已，即便是依样画葫芦，也未尝不可，有“样”总比没“样”强。

    历来批评家大多主张“文无定法”，强调文章要有个性，应该不拘一格，避免千人一腔的程式化倾向，并没有否定文章存在着共性的东西。因此，也有人说，“文无定法有大法”，这个“大法”就是指文章的一般规律，写作和艺术门类一样，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可见，习文完全可以像描红一样，科举时代的老先生们在私塾中就做这样的事。

    在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但近代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以负面居多，特别是《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形象太深了。但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最先进的就是科举制度，其意义甚至超过西方的文官制度。为科举正名，八股文自然就在其中。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在形式方面，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对字词句一定的限制。八股弊端显而易见，一言以蔽之：僵化。顾炎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顾炎武是思想家，不谈文章作法，无可否认八股文在写作理论和技巧上的独到之处。连吴敬梓也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明清两朝是科举的鼎盛时期，也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有云：“唐诗宋词明八股”，的确也有一些八股文的佳作，令人拍案叫绝。如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王阳明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与“唐诗宋词”并立而毫不逊色。非常值得后人借鉴。

    为文之道也讲天赋，有的人才华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如李白，天马行空，挥洒自如。管它什么“法”不“法”的。但这样的天才千年不遇。更多的文人都像贾岛般苦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苦苦地摸索为文之道，和我们初学者差不多。

    写作是细活，慢工出细活，急不得。特别是初学者，“描红”，“临帖”，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省，慢慢地体会为文的奥秘，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了“大法”，量变就会上升到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