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一直都是文博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目前结论，北宋官窑在汴京烧造，只是窑址还未找到。南宋官窑，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乌龟山郊坛下官窑，1986年开始修建博物馆，1990年完成并顺利开馆。1986年发现杭州老虎洞窑遗址，2002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宣布该遗址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烧造活动从南宋初期到元代末期延续不断，有学者认为南宋阶段是官窑，元代阶段是哥窑。总而言之，考古不符馆藏，馆藏不符文献，各自吹捧，名利使然。
研究官窑，应该知道什么是官窑，知道官窑的使用范畴，以及官窑的历史和发展。
叶真所著《坦斋笔横》，是记载宋代官窑最早、也是最为详实的古代文献，相关如下：
本朝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为魁。江南则数处州龙泉县窑，质颇厚。政和年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天下为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比较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两篇文献除了宣、政时间稍有差异，还有一“京”一“宗”不同之处。
比较“京”与“宗”字释义，显然“宗”字更加贴切原文本意，由于二者写法一致，加之古文旧书，很容易造成彼此混淆。所以文中“故京遗制”的“京”字有误，应该“故宗遗制”才是原文所著。
叶真谓之本朝，即叶真本人所在的王朝。
古代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驾崩，新皇竖日登基。但若天子让位当了太上皇，所有臣民依然还要遵循老皇帝的旨意。所以参考靖康之役历史背景，可以肯定叶真就生活在二帝北狩，南宋初定这一时期。
《宋史徽宗本纪》载：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瑞王赵佶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宣和七年（1126年）十二月庚申，诏内禅，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靖康二年（1127年）丁卯，金人胁帝北行。
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
《宋史高宗本纪》载：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寅朔，帝登坛受命，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庚辰朔，帝在扬州。二月壬子，內侍报金兵至，帝披甲驰幸镇江府。
绍兴八年（1138年），始定都于杭。
定州白瓷有芒，只需改进定窑的烧造工艺即可，为何要命汝州烧造青窑器呢？
汝窑瓷器以天青之色闻名于世，这种天青必须使用一种名叫“钴”的矿物质作呈色剂，北宋晚期青瓷烧造唯有汝窑使用钴料，说明汝州必然具有开采和使用矿物钴料的技术。考古证实，唐三彩的烧造窑场遍及长安及洛阳一带，而唐三彩的蓝釉就是采用钴料烧造而成。五代时期，以唐三彩随葬的风俗逐渐淘汰，必然促使烧造窑场工艺创新，直到出现高温的天蓝釉并且受到柴世宗青睐，所以才有气势宏伟的御批诗词。
即：“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宋徽宗执政，听闻柴窑御批深受感染，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好用为由，指定汝州烧造青窑器。
所以汝州就是柴窑烧造之地，不但具有天青之色烧造经验，也有烧造天青之色必备条件。
周辉《清波杂志》载：“汝窑玛瑙末入釉，宫中禁烧，唯供御捡退方可出卖，近尤难得”。
据《宋史职官志》载：“凡进御器玩，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说明宫中禁烧，就是由后苑造作所监督烧造。唯供御捡退方可出卖，即汝州烧造完备后，必须交由徽宗亲自验收，落选退回的才可以自行买卖。
由此可见，宋徽宗非常热衷瓷器烧造，不但命汝州烧造青窑器，还要亲自验收烧造品质。由于徽宗酷爱艺术，并且极具艺术天赋，所以才在验收汝州青窑器的过程中，受到汝窑瓷器釉面裂隙的启发，从而想到用色素将其固定下来，使之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莫测的装饰艺术，即颜色开片线纹，俗称“金丝铁线”。
正是徽宗创建的这种工艺，创烧了后世所谓的北宋官窑，还衍生了哥窑和内窑。
篆书的“官”字，是面南背北、坐拥天下。官窑，就是专烧御用瓷器的天子之窑。
官窑是指窑场属性，而非窑场称谓。官窑属性，就是天子的窑场，专门烧造御用瓷器。
叶真讲：“政和年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天子所居，谓之京师。 置，创建。名曰，据说。官窑，专烧御用瓷器的窑场。
所以释义：政和年间，宋徽宗自创了一种烧造工艺让窑场烧造，据说那是一座专烧御用瓷器的窑场。《宋史.真宗本纪》载：“咸平三年，并造作所、后苑作置”。
《宋史.职官志》载：“凡进御器玩，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
《宋会要》载：“景德元年，置景德镇”。
《景德镇陶录》卷一载：“至宋景德年始设镇，奉御蕫造”及“宋器，即景德后之镇窑，曾经内府发器样，故呼发宋器”。卷五载：“景德窑，即北宋时镇窑。质薄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当时则效著行海内”。卷十载：“大观北宋年号，即有官窑。时也，宋本称官字，唐俊公不熟官纪，称大观釉，盖以镇陶有厂官器，民俗有官古器，故用官字以别之。其实大观即宋官釉，或疑官观为二皆为”。
御窑厂，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烧造御用瓷器的窑场。
明代御窑厂，有永窑、宣窑、成窑之称，窑务隶属内府管理。
清代御窑厂，有年窑、郎窑、唐窑之称，窑务隶属内务府或清宫造办处管理。
综上所述：
咸平三年（1000年），合并造作所与后苑作置，称后苑造作所，专门负责进御器玩的制造和管理。
景德元年（1004年），置景德镇，奉御董造。景德后之镇窑，曾经内府发器样，可见镇窑仍然在为后世君王烧造御用瓷器。所以参照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建制，说明景德镇窑就是北宋时期真宗至徽宗的御窑厂。
明代御窑厂俗称明代官窑，清代御窑厂俗称清代官窑，那么北宋御窑厂自然就是北宋官窑。
靖康之役，宋徽宗以大宋太上皇的身份被金国羁押为人质，直至1135年病崩五国城。
中兴渡江，邵成章为了延续宋徽宗创建的烧造工艺，提举后苑（造作所），号为邵局，按照徽宗创建的这种工艺（故宗遗制）在修内司置办了一座窑场烧造青瓷，由于后苑（造作所）隶属入内內侍省，故名内窑。
内窑专为天子烧造，自然属于官窑性质。
入内內侍省；
宋初有内中高品班院。醇化五年，改入内內班院、入内黄门班院、內侍省入内內侍班院。
景德三年，改入内內侍省，掌宫廷内部侍奉事务，与內侍省合称前后省，而更接近皇帝。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西头供奉官、內侍殿头、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黄门等官，皆以宦官充任。
后苑造作所；
咸平三年，并造作所与后苑作置，称后苑造作所，掌宫廷进御器玩及皇属婚娶所需物品。
设监官三人，以內侍充任。下设专典十二人，有兵校、匠役数百人，分七十余作。
唐英《陶成记事碑》载：“仿铁骨大观釉，有粉青、月白、大绿三种，具仿内发宋器色泽”。
大观为宋徽宗年号，时间为1107-1110年。之后即为政和1111年-1118年。
碑文说明，北宋大观年间景德镇窑有过烧造粉青、月白和大绿三种色釉；
时至政和年间，宋徽宗又在验收汝州青窑器的过程中，创建了“金丝铁线”烧造工艺；
为了创烧这种工艺的瓷器，宋徽宗把当时最优秀的制瓷艺人迁往景德镇协助烧造，创烧了后世所谓的北宋官窑，促进了南北两大窑系烧造工艺相互融合。所以北宋晚期，景德镇窑才会出现定窑的旋削工艺，匣体垫块垫烧工艺，上下模压花工艺，才会仿烧定窑瓷器称为南定或粉定。汝州艺人才会将钴料使用技术传至景德镇窑，让青花国粹从此绚丽绽放，从而改变了千年瓷都后来的烧造方向，可谓意义深远！
贴图牵牛青花瓶，出自文博论坛
器身施宝石釉，釉面铁色线纹，釉下青花夹彩，器底“官”字款；
据明代《宣德鼎彝谱》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名窑器皿，器形典雅者，写图进呈”。说明宣德时期，内库收藏有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和定窑瓷器，皇上让人将器形典雅者描画图稿，进呈候旨。所以宣德一朝的青花瓷器才有出现此类仿品，称为牵牛花矮脚瓶。
古代“官”字，本身就有天子之意！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载：“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
《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廉三年译注：“称天子为官家，始见于此”。
宋徽宗的画押“天下一人”，就是一个“官”字；
景窑“官”字款，即为宋徽宗御玩瓷器专用款识，把徽宗御窑称为“官窑”正是缘由于此。
南渡后内窑亦称官窑，除了传承徽宗创建的烧造工艺，也是对徽宗本人一种缅怀。所以明清两代后世俗成，御窑厂又称官窑，官窑瓷器即进御器玩。《景德镇陶录》载：厂官器，即御窑厂烧造的御用器玩。
《坦斋笔横》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
即：中兴渡江，由邵成章提举后苑造作所，号邵局，按照徽宗创建的工艺，在修内司置办了一座窑场烧造青瓷。由于邵成章的内侍身份，故名内窑。因此，理清邵成章的活动轨迹，是求证南宋内窑关键所在。
《宋史.列传.邵成章》记载如下：
“开封人，少为内侍，薄通经文，性特忠直，诸内侍皆不喜之”。
“邵成章，钦宗朝内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卫皇太子赴宣德门承制行事。康王将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興，服御至南京，宠幸扬州”。
“金人掠陕西、京东诸郡，群盗起山东，黄潜善、汪伯廖匿不以闻，及张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潜善、伯彦之罪曰：“必误国”。且申潜善等使闻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编管。久之，帝思成章忠直，招赴行在，其徒忌之，皆与帝曰：“邵九百来，殿下无欢乐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闻其名，访求得之，谓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贵”。成章不应，胁之以威，亦不从。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杀”。遗之金帛而去”。
元朝丞相脱脱讲：“南渡后，內侍可称者，唯邵成章与礼云”。
《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二年春正月，辛丑，内侍邵成章坐辄言人臣除名，南雄州编管”。
《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三年二月，壬子，内侍邝询报金兵至，帝披甲驰幸镇江府。戊辰，金人焚扬州。庚午，金人去扬州。壬申，吕颐浩遣将陈彦渡江袭金余兵，复扬州。三月癸未，傅、正彦等叛，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
即：建炎二年一月十六日，内侍邵成章直谏宠臣误国惹怒皇上，发配南雄州编管，即广东韶关。
及：建炎三年二月三日，内侍报金兵至，高宗披甲驰幸镇江府。十九日，金兵焚烧扬州。二十一日，金兵离开扬州。二十三日，吕颐浩遣将陈彦渡江袭金余兵，收复扬州。三月五日，苗傅、刘正彦叛乱，逼迫高宗让位于皇子魏国公。随后吕颐浩、刘光世、张俊等带兵勤王，四月一日太后下诏还政，高宗复皇帝位。
所以久之，帝思成章忠直，诏赴行在。其徒忌之，皆与帝曰：邵九伯来，殿下无欢乐矣。成章止步洪州。
《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三年十一月戊午，金人陷洪州。十二月乙末，金人屠洪州”。
即：接到诏赴行在的旨意，邵成章从南雄州出发，又因高宗听信谗言暂停洪州。所以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攻陷洪州，由于邵成章忠勇，金人不忍杀之，还留下金帛而去，时间是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邵成章幸免于难，赶赴行在（扬州）提举后苑，袭故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
行在，天子驻跸之所也，盖天子之司及常侍之谓也。
邵局，即邵成章提举后苑造作所，在南渡初期临时成立的窑务管理机构。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一方南宋官印，印文九叠篆书“建炎后苑造作之印”，背款“少府监铸”就是证明。
根据《宋史興服志》记载：“南渡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以年号以别新旧”。说明邵成章提举后苑建烧内窑，是由宋高宗亲自任命的。
《坦斋笔横》载：“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天下为珍”。
澄泥，澄同沉讲，澄泥就是沉淀在河底的淤泥。范，模范，指素坯。
据《贾氏谭录》记载说，唐宋时期澄泥砚的制作工艺，仅是淘洗沉泥就需要二三年时间，然后烧造成砖，雕琢为砚。所以邵成章自洪州脱险后，赶赴行在（扬州）建烧内窑，承袭宋徽宗创建的烧造工艺，采用唐宋时期澄泥砚的制作方法，用江河沉泥制作素坯，烧造的瓷器釉色莹彻，极其精致，是天下最珍贵的瓷器。
以前土窑烧砖，由于温度变化出窑有红砖和青砖。
同样道理，澄泥为范，施釉烧造，器口脱釉微露胎色，其状如紫称为紫口。
所以澄泥为范，就是内窑瓷器形成紫口的根本原因。
《坦斋笔横》载：“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
《宋史.志》第五十二南郊记载：“建炎二年，高宗至扬州，筑坛于州南门内，江都县之东南”。
《高宗本纪》载：“建炎二年十月，命扬州浚煌修城。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
郊坛下，即南郊祭祀坛下边，扬州南门内，江都县之东南。
后来在南郊祭祀坛下边又置办了一座新窑，但是（烧造的瓷器）要比旧窑差很多了。
既然旧窑（瓷器）极其精致，天下为珍，那为什么还要别立新窑呢？
帝制社会，进御器玩只求品质，并不需要增加量产，别立新窑说明旧窑已然停烧。根据宋史记载，靖康之后的三年时间，邵成章基本处于长途跋涉、颠沛流离的状态，加之建烧内窑费心劳累、积劳成瘁，导致烧窑不久便撒手人寰了。笔者推测，邵成章病逝就是当时别立新窑的真正原因，也是新窑品质大不如从前的主要因素。
《高宗本纪》载：“绍兴二年，闰月丁酉，罢后苑工作”。
邵成章病逝，新窑品质欠佳，高宗下旨罢后苑工作，内窑烧造戛然而止，终成千古绝唱！
于是叶真撰文《坦斋笔横》，以示纪念。
综上所述；
南宋内窑，从建炎四年年初筹建，至绍兴二年五月罢后苑工作，只有二年五个月的烧造历史。
北宋末年，战火烽烟，太子承制行事，康王南京即位，邵成章尽忠职守全力以赴。建炎南巡，内忧外患，邵成章不畏强权，上疏直谏。金人屠洪州，胁迫引诱，邵成章忠肝义胆，正气凛然。建烧内窑，天下为珍，邵成章呕心沥血卓越贡献！纵观一生鞠躬尽瘁，被遗忘，被践踏，于心何安？
唐英所著《陶成记事碑》载：
“仿铁骨大观釉，有粉青、月白、大绿三种，具仿内发宋器色泽”；
“仿铁骨哥釉，有粉青，米色二种，具仿内旧器色泽”；
“仿米色宋釉，系从景德镇东二十里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窑址，觅得瓦砾，因仿其色泽款式。粉青色宋釉，其款式色泽同米色宋釉一处觅得”；
“月白釉，色微类大观釉，白泥胎无纹，有深浅两种”；
“米色釉，与宋米色釉不同，有深浅两种”；
“仿铜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盘，人面洗色泽”；
“仿铜骨鱼子纹汝釉，仿内发宋器色泽”；
唐英，字俊公，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为清代雍、乾时期御窑厂著名督陶官。
雍正六年秋八月，怡亲王口宣圣命，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厂署，一切烧造事宜由他一人主持。雍正十三年，经过八年协理窑务又用心专研，写成《陶成记事碑记》。碑文说明，唐英烧造的创新仿古品种，有的是以宫中旧藏照样仿烧，有的是采集窑址标本研制仿烧，有的则是按照古文献的记载反复试验烧造而成。正因如此，清宫旧藏的前朝瓷器，才会出现许多特殊器形反复烧造的情况。
有个专家讲：“清代御窑厂仿烧的前朝瓷器，没有利益图谋，不能算是仿品”。
皇帝写点诗词，刻在仿品上面抒发情怀，评点历史或激励人生，都很正常无可厚非。但是仅凭御题诗词，又不顾诗词的真实含义，也不管历史真实背景，就信口雌黄浮夸虚荣，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利益图谋吗？
国家博物馆馆藏一件“大清乾隆仿古”款的鸡缸杯
，杯上的御题诗词择录如下：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星辰看。
朱明去此弗甚远，宣成雅具时犹见。
御题落款为“乾隆丙申御题”，即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
乾隆感叹，赵宋官窑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遥不可及，说明当时的清宫内库根本就没有宋官真品。
台北故宫馆藏宋代官窑194件，全部出自清宫旧藏，其中北宋33件，南宋修内司窑53件，南宋郊坛下窑108件。但是归纳这些瓷器，形制怪异，釉色杂乱，不但达不到御用品格，更无法彰显皇家风范。笔者推测，它们正是出自雍正时期唐英之手，后来乾隆御题了诗词，再后来迂腐而又虚荣的文博观念，传承至今，既成事实。
修内司内窑发展历史
“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据《中兴礼书》，绍兴元年，高宗幸越州，陶瓷、竹木祭器“俱数下越州制造”：四年，高宗幸临安，竹木祭器由临安府承担，陶瓷祭器仍
“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八年后，高宗都于临安，十三年陶瓷祭器烧造地点有变，“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铁、内侍王晋锡等人主管改造礼器事宜（28），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礼器局。王晋锡在绍兴十五年时的职掌是“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祗候”，并“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与文献记载“置窑于修内司”对应。而此时邵谔之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45]，可见王晋锡是邵谔的下属，很有可能是所谓“邵局”中的属员。“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修内司窑生产时间为绍兴十四到十六年，生产瓷器两千多件，完成了皇帝“郊坛须用陶器”的任务。绍兴十六年冬，十月，丁酉朔，新礼器成。戊戌，帝观于射殿，宰执、侍从、台谏、南班宗室、礼官、正刺史以上皆与观，撞景钟，奏新乐，用皇佑故事也。礼器局并非一个常设机构，在完成了绍兴十六年礼器的改造和制作，制定出各种礼器的样制、规格等法式后，礼器项目组机构-礼器局就被撤消了，至少文献中就不再提起礼器局了，修内司内窑闲散人员调整到其他部门，也随之解散。
《中兴礼书》卷十记，绍兴十九太常寺在提及绍兴十六年的“陶洞竹木礼器”时就指提起“内有系当年礼器局创行添造祭器”，说明绍兴十九年礼器局已不存在了，明确了礼器局曾制造祭器，包括瓷器。礼器局归皇帝身边的人管理或修内司制造，内窑名副其实。
（绍兴）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契勘见承指挥，添修太常寺景钟等，数内铜钟祭器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三件，缘上件礼器原系礼器局制造，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检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付乞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七月十一日都省批状，指挥太庙金玉铜祭器亦令临安府修正。说明内窑和礼器局一样已解散，瓷器需令临安府地方窑口负责添修。估计南宋政局稳定后，因添修祭器、陈设器等原因，才逐步发展为郊坛下官窑。
宋叶真《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关于邵成章，据考证其根本没有到过临安。邵局另有其人，《研北杂记》记：“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容斋笔记》也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主之，人呼为邵局，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名。”其他文献也记载邵谔曾参与制作浑仪，同时还制作郊祀所用的车辂仪仗。《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兵部侍郎程禹等言，将来郊祀大礼用国初大驾仪仗，扌总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黄麾半仗二千四百二十二人……外，见阙金辂，象辂、革辂……有诏，车辂仪仗委工部尚（书）莫将，户部尚书张澄，同内侍邵谔制造。”此间，邵谔的官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被罢免。邵局 邵谔
应为礼器局主要负责人，尊称邵局，主管郊祀大礼。
根据《中兴礼书》等记载，礼器局存在于绍兴十四年至十九年之间。祭器烧成郊祀大礼后，礼器局在绍兴十六年左右就废止了。绍兴十九年，瓷器增修工作由临安府地方窑完成。此后再没有关于修内司参与窑务的记载了。
为什么内窑由修内司管理？宋高宗是极度重视礼仪制度的，为了绍兴十六年的郊庙大典，他对礼器非常挑剔，通过内侍管理修内司内窑，能得到礼器的第一手烧制情况，对瓷器等礼器更好监督管理。南宋初期百业待兴，皇帝不是为了享受让修内司烧瓷，是为了国家社稷祭奠。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
可见早期哥哥窑特征是浓淡不一，甚至连修内司窑的棕眼都仿制，铁线长，金丝短，产地在杭州。哥窑仿制的是南宋修内司窑，修内司窑是宋官窑中的祭品，不是日用品、观赏器。
后来哥窑发展成有铁线纹风格的一类瓷器。
明初尊宋废元，类似哥窑产品得到快速发展。景德镇也加入哥窑的生产大军中。
修内司一直被模仿，但一直没被哥模仿成功。所有哥窑铁线纹都是浸染的，而修内司是釉下开片而成。这种工艺的差别造成棕眼、光泽、色泽、微观特征等诸多不同。
考古永远发现不了修内司窑。修内司窑只生产了2千多件。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汴京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
主要是因为郊坛须用陶器，所以成立了修内司内窑。
修内司内窑什么时候开始成立运作？
《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
《中兴礼书》卷十《郊庙祭器二》有这样一段记载“（绍兴）十九年（1149）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契勘见承指挥，添修太常寺景钟等，数内铜钟祭器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三件，缘上件礼器原系礼器局制造，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检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付乞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送工部依所申施行。七月十一日，都省批状指挥，太庙金玉铜祭器亦令临安府休整。”这段记载中由于有“见委临安府添修”，所以大都作为在绍兴十九年以前修内司官窑还没有建立的根据。但是，如果我们将修内司官窑（名曰内窑）理解为是绍兴十六年烧成的这批祭器的代名词，就可以解释在绍兴十九年太庙以及太常寺礼器需要添补小部分祭器时，由于此时“修内司”窑以及为烧制新礼器成立的机构已撤销，只好下令其后朝廷另立的属临安府管辖的“郊坛下新窑”来烧造。
绍兴15年，修内司内窑已经开始烧制瓷器了。
至于修内司内窑停烧时间，应在郊坛完成祭祀大典之前，绍兴十九年祭祀陶器添修工作已无关修内司了，交临安府其他窑口完成（有可能是郊坛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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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7 13: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