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的主与次（外一篇）

——以谭嗣同“赴死”、鲁迅“弃医”之因为例

郑殿兴

我清楚，很清楚，以谭嗣同慷慨赴死（下简称“赴死”）、鲁迅弃医从文（下简称“弃医”）之因为例，来说原因主、次即主因与次因，会招怨、招骂、招恨……可一想起“赴死”的谭嗣同、“弃医”的鲁迅先生，便勇气大增了，“越是艰险越向前”了。

对谭嗣同“赴死”，有篇网文提出了“四因”说：报答（光绪）知遇之恩；不愿牵累家人；身体状况不佳；唤醒麻木国民。对第三因，将谭嗣同身体“不佳”（亦说成“赴死”之因），我虽不敢苟同……但总体看，“四因”说与“多因一果”哲理，是相符相合的。

可是，不谈同为哲理之要的主、次因，便是大缺陷了。啥是主因？是导致事务发生变化的最本质原因，即在诸多原因中起关键、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原因。陈胜、吴广起义，秦暴政之恶，是主因；因雨“误期”，是次因。“抗美援朝”胜利，原因有三：军事上，美处于失败、挨打状态；政治上，美内部矛盾多多，全世界人民和平愿望强烈；经济上，美军费开支很大，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您看，主、次因之说，客观存在也——不能不加区分，更不能颠倒喽。

谭嗣同“赴死”，不否认“报恩”光绪、不“牵累”家人之念，但更具根本性的，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此之动机，即此之原因，就是众多原因中起关键、决定性作用之主因！也正因此，才会有“壮哉，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之悼联。很显然，不谈谭嗣同“赴死”主因，既不合哲理，也不合情理，乃（为文）硬伤了。

对鲁迅先生“弃医”，单以“幻灯片事件”为因，赞其目标宏大、心胸伟大，为一说；以学医“成绩平平”甚至“学医失败”为因，则是否认前一说的另一说。我认为，鲁迅先生“弃医”，亦“多因一果”：“第一学年考试成绩”及“匿名信事件”的侮辱和之后“幻灯片事件”刺激……皆是促其变化的原因——只说一因，皆显片面了。

对鲁迅先生的学医成绩，日本作家增田涉说的较客观：“考试成绩是中等，可以比得上日本的学生”（1977年第二期《鲁迅研究资料》——《鲁迅传》）。就因这“比得上”，让有些日本学生不满了：“班干事跑来检查他（鲁迅）的讲义，闹腾着说是一部分教师给他泄漏了考题。后来证明这都是学生们的误解。但他对学校感到没有意思了，终于在第二年离开了仙台。”（引文同上）还有，“匿名信事件”——日本学生的歧视、侮辱，让愤懑的鲁迅，本已有了新想法——后再看了幻灯片中，围观日军杀戮（所谓俄国侦探）的麻木国民，终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以文学“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了。

至此，可小结一下了：“幻灯片事件”，虽为“弃医”主因，却不能忽略“考试成绩”和“匿名信事件”等次因……否则，便有些突兀，易让人冒出“神化”鲁迅之感。另一面，不谈“匿名信事件”“幻灯片事件”，单以“成绩平平”说事，难以服众；近于造谣的“学医失败”——“矮化”鲁迅之说，更让人嗤之以鼻了！当然，此类言说，掩不住鲁迅“光耀”：民间的“民族魂”之颂，领袖的“三个伟大”之赞，足以说明鲁迅“弃医”动机、业绩之伟大。

2016年历史高考全国卷，多有“原因”考题。其主旨，是为提高人们对主因重要性的认识：不仅涉及公平评价人和事，更是事关举措、决策成败之大事！细思思、细想想，马谡“失街亭”被斩，就是不汲取赵括“纸上谈兵”教训即无视惨败主因导致的呀！

主、次因问题，绝非小事情——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忽视、含混、颠倒喽。

强化“‘所以然’思维”……

郑殿兴

“‘所以然’思维”，简单点说，是对古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反向之用、反向思维——可何为强化“‘所以然’思维”……您就得耐点儿心，听我慢慢述说了。

300多年前，身为大三学生的牛顿，看到姐姐家果园里掉在地上的苹果，看到正在玩小球的外甥……开始了一连串思考、联想：月球和小球的运动，极为相像，即月球运行的推动力和重力的拉力……如此系列思考、联想，如此假以时日研究，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此之定律及其数学公式，成了整个物理学的基石。

牛顿故事，启示深刻：想问题、做事情，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事物表面现象，不知事物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而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事物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所以，将牛顿探究“知其所以然”之思、之行，命名为简洁、易记的“‘所以然’思维”，很可理解了，很可通用了。

不少孩子，打小没养成“‘所以然’思维”习惯，怎么办？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编剧奖等诸多奖项获得者——影视导演约翰·休斯顿的育儿法，很可参考、借鉴：不单自己坚持“‘所以然’思维”，更严格教育孩子践行之。一次吃饭时，女儿安杰丽卡因说不出不喜欢大画家凡·高的理由，让他勃然大怒，令其离开餐桌，去罚站、去思考：“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不能说出你的理由，就不要随便发表你的意见。”很显然，此之“理由”说，乃“‘所以然’思维”别样儿表述，同属“‘所以然’思维”范畴了。

约翰·休斯顿的关爱与严厉并举——强化“‘所以然’思维”教育，促进了女儿成长：因在《现代教父》影片表演出色，一举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王安石《伤仲永》中的仲永，为啥成了庸才？就因其父忒无知、忒浅薄，拉着儿子到处“显摆”……无丝毫“‘所以然’思维”之类的教育，导致的！

新中国建立前，国号问题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要不要加个括号加注“简称中华民国”，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1949年9月26日上午11时半，周恩来以举行宴会名义，邀请二十多位全国政协代表再次商议此事。首先发言的黄炎培先生，仍振振有词，仍坚持此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三年之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81岁高龄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当即予以反驳：“……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针锋相对的言说，可谓之强化“‘所以然’思维”教育公开课了：会场“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更引来马寅初、张澜、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等人高度赞同——“当天发言者18人，有16人主张不应简称。”随后，“中华民国”简称（以上引文，均摘自2024年第10期《中外书摘》——《1949，国号的诞生》文章，作者李红梅），正式删去了，成为历史了。

“避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习近平于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今日，重温领袖的“避免”说，让我们更加认清坚持“‘所以然’思维”的重要性、现实性，更加认清约翰·休斯顿的严父式教育、司徒美堂的反错谬胆识，是“避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现——至少是，不可或缺的表现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