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皆有“度”

郑殿兴

万事，是指做任何事；“度”，则是指做事限度，晓物极必反之理：在做事、说话、决策、著文时，注意分寸、掌握火候，别“不及”，也别过头，才会有益无害，才能多益少害……

比如说，父母爱子，人之常情。“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从改善教育环境入手、注意强化大义教育，无论何时、何地，皆为教子有方、育儿有“度”的范例。而有的人，却将之变成溺爱，到头来，是“逆子”的屡见不鲜：“我爸是李刚”和被儿子“扬名”的著名歌唱家……便是爱子无度之害的显例。另一面，“虎爸”“虎妈”们几成虐子式的爱子，（有的）结局，更让人心凉凉、胆寒寒：孩子愈加“逆反”，直至发生“弑母”悲剧。

比如说，个人权益遇到侵害时的正当防卫，理应给予肯定、鼓励、支持。但若以为自己有理就任意为之，超过限度成了“防卫过当”，就得负刑责了。当然，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就不属于防卫过当、不属于过度问题了。福建省福州市赵宇同志制止施暴、救下被侵害女子的行为，从“防卫过当”逆袭为见义勇为，便是值得点赞的认知了。

比如说，“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2021年12月15日《新京报》载《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这番话语，这样强调，也隐含着“度”即创作中“度”的掌控问题。文艺要正能量，要讴歌党和人民，必须的！但若由此无度，如那些胡编乱造的“抗日神剧”，显然过头、过度了。

比如说，战争的胜败、得失，与统帅决策更有直接关联了。有“远谋”的曹刿，“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才“逐之”，迅速打败了齐军。“奸雄”曹操，面对出奇兵的刘备，放弃汉中全身而退，保存了实力，亦为明智之举。可宋襄公帅宋军跟楚国开战，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趁楚军“过河”，本应趁机发起进攻……宋襄公却说不趁人之危，高举“仁义”大旗了！结局是，楚军迅即打败了宋军，宋襄公也受伤而逃了。无底线的“宋襄之仁”，失策、失度超乎想象了！如此蠢猪式思维、决策，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成为被人耻笑的失败者。

要求做事、说话、决策、著文适度，恰到好处，是有些难，却非登天之难。当年，毛泽东同志赞“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看来，做事、说话、著文适度，唯物主义是基础，辩证思维是关键。有的人，为啥不敢直面问题，总是躲闪问题，总是“与世无争”，总以“沉默是金”自诩、自解、自辩、自嘲……就因他们心中没有或缺少唯物辩证法，多了杂念私心，随帮唱影成了习惯。

“让世界充满爱”，是很可理解的渴盼与理想。但在当下、在未来，世界总会有“不太平”：不仅有矛盾、有纷争，而且有仇恨、有战争！基于此，我们每个人，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尤其是一家之长，特别是一国之首，强化“度”的意识，学好唯物辩证法，让理智、理性多些、再多些，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务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