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上L秘书长书

——对梁衡先生“获奖作品”的质疑与批评

一、 作者致编辑的信

杨子主编、王乾荣（执行）主编、李嘉卓编辑：

您们好！

首先说明一下，这篇对梁衡先生获奖（鲁迅杂文奖）作品的批评，基于某种原因采用了“书信体”形式——但主要的，是批评是否正确、科学。这，光我一人说不算，还须大众参与、大众评价。

《北京杂文》的“争锋”栏目，很有些特色。譬如吧，梁衡先生不满意“鲁迅文学奖”评奖，就曾在此坦然“告白”……如今，我对梁衡先生作品《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获“鲁迅杂文奖”金奖且打头，也不满意、很不满意，自然亦可在“争锋”栏目进行一下争锋了。您想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最讲究民主、平等——何况，又是在最讲民主、科学，“不唯上”、“不唯权”的杂文刊物上呢。

有人会说，你这样的小人物也敢批评大官……我的回答是：大官（包括其作品）也有不咋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难道不该有人发声吗？嘿嘿！发声的多了，谁理你呀？嗯！是的，可能会这样。但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嘛：“白说也得说”！我想，说的人多了……

诸位主编、编辑先生，您们说是吧？

不多说，打搅了。

顺颂编安！

                                  郑殿兴

                              2016年 11月6日

二、 本刊编者的话

自称“小人物”的老郑给编辑的信，置于正文和编者的话前面，编辑一字未改，包括用错的标点也不改，以保其原汁原味。编者的话后面的正文，联苯看并不赞成的嘲谑、讥讽、哼哼哈哈的语气，也一概保留，立此存照，以供众飨。

吃饭“争锋”，似乎没有对立面，不知道老郑跟哪个“争”——是跟他文中提到的“L秘书长”吗？大约不是——题为上书“L秘书长”，内容则多为质问梁衡先生。是跟本刊编辑“争”吗？暂且存疑。不过，当然肯定有“对立面”，至少隐含着对此次湖北杂文评委眼光的质疑。

本刊发表此文，除了探讨问题——所谓“疑义相与析”——当然也在于活泛版面。欢迎读者来稿，跟郑先生一“争”。不管“大人物”“小人物”，一概言论自由。

俗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得了个什么奖——包括官方的全国“鲁迅文学奖”——因为没有硬指标，所以并非多么了不起。此类所谓的奖，说到底也不是人生的价值与乐趣之所在，而况其中或许饱含着沉重的水分呢。咱们把除了诺贝尔奖（排除文学方面）之外的千奇百怪的这奖那奖，看淡点儿。写“羊羔体”的大官诗人，不也欣欣然荣膺以“鲁迅”冠名的全国最高文学大奖吗？咱们一定记得此桂冠诗人这样的佳句——“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此君的这个大奖，毋宁说乃是荧光石火，不足高人一笑也。而郑先生所指湖北杂文评奖，更是一个民间活动，意义也并非多么宏大，在大作家梁衡来说，也许不屑于“染指”，别人何至于耿耿于怀去计较呢？儿往梁衡的《为什们不能用诗作报告》一文参评，也并非梁先生自己所推送。当然，该质疑还质疑。

梁衡先生，散文大师，著作等身，文意高蹈，享誉国中，广受读者青睐和拥趸。他的美文，仅入选大中小学教材的篇什，便不胜其多而无出其右者。梁先生是十分繁忙，今仍以七旬之年笔耕不辍。他或许根本没有工夫，也无兴致争个什么，但如果先生愿意放下身段拨冗下赐尊作，就此问题发表睿见，区区小刊，当不胜荣幸。

三 作者原文

秘书长阁下：

您好！

WH的最后一夜，本想与阁下就有关事项进行一番汇报、探讨……不料，阁下另觅住处遍寻不着，只好作罢了。

但事儿不说不好——对我,对阁下及……都不好。口头不行，只好用书面形式了。

……

阁下肯定记得，赴WH之前，我曾电问过阁下：“这个会与‘鲁迅杂文奖’发奖有没有关联？如果有，我就不去了。”这话，可能惊着阁下了：忒狂了吧？忒不自量力了吧？要不，研讨会上介绍来团人员时，不会对没获此奖的我悄然烧上一把：“这位是郑殿兴先生，著名杂文家——‘鲁迅杂文奖’获得者。”

那场合，别人或许不理会，可我是清醒的。咋儿办？总不能针锋相对，来个反唇相讥吧？我，只能微微笑之，默默地进行自我安慰、自我解嘲：阁下，还别说哎，我的《将“晒权力”进行到底》，得的是“中国（浙江）‘鲁迅故里杯’廉政杂文大奖赛”一等奖！“大奖赛”，是在鲁迅先生家乡举办、且有鲁迅先生大名，与鲁迅起码沾点边儿……多谢阁下“抬爱”、“提携”了。

好了，书归正传吧。

阁下，我对“鲁迅杂文奖”不感冒，主要是梁衡先生的《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给予金奖桂冠且打头，不咋的，真的不咋的!

其一，题材属“个案”，不具普遍性。用诗作报告之类，用不着大惊小怪——如用得好，效果还不错。当年长征时，朱德就曾用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过《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这一布告，生动具体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炎黄春秋》2016年第10期《长征与中国共产党》）

我举此例，非赞成“用诗作报告”，我只是想说：此属“个案”，用不着大动干戈；用诗作报告，有无泛滥成灾可能？除非是，当局极力鼓吹、拼命奖励……

当今时代，有那么多带有普遍性的譬如前腐后继问题，其与现实体制弊端、与深化改革不力，不能说没有联系吧？梁却视而不见，煞有介事地拿此事开刀，似乎是新发现、新战功。但这里面，是否有避重就轻、是否兼有夺人眼球虚张声势之嫌呢？  

其二，弄巧成拙，硬伤明显。对用诗作报告，当然该批评。但批评，总要思谋一下为文角度、深度吧？比如说，用诗作报告，一定会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没人反对或反对不力，“诗报告”才出笼了的。这结果说明啥？说明一些官员的“劣根”、“任性”很严重，说明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极具紧迫性……梁先生撇开这些，另寻角度、题目了。这，自然是梁先生的自由——倘紧扣“为什么”，论一论“用诗作报告”如何不合规、不实用……也不错。可梁先生依然还是不，非要弄哲理、玩高深，从形式、内容入手，断言“要干事还是要从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行文、结论的话里话外，皆是谁“兼得”，谁就有“以才害政”、“借政坛炫艺”之嫌。

闻此论调，不禁哑然失笑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这个意思吗？能这么理解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源自《孟子.告子上》，其本意，非说两者不可兼得、不能兼得，而是强调在不可兼得、不能兼得情况下，如何来取舍。譬如，在革命进程中面临生命与大义两难选择时，只能向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那样舍生取义，而非相反！

现实生活中，才华横溢、能力超群且又能区别主从、安排得当的“兼得”者，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啊：茅盾、王蒙、铁凝……就是梁先生本人，不也是“记者、官员、作家、学者”一肩挑嘛。最具权威性的例证，是伟人毛泽东——伟大领袖、伟大政治家、伟大战略家……亦可以说是伟大诗人、书法家。当年，因柳亚子“索句渝州”问世的《沁园春.雪》，让我们的党政军民何等欢欣，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何等沮丧！如此“兼得”，有的只是相得益彰，“害政”、“炫艺”的影子，谁见了？梁先生，又可曾见过？

至此，不妨问问梁先生了：如此引用、发挥，如此片面、绝对，一棍子打倒一大片！如此弄巧成拙，引发质疑，屡遭诟病，“炫艺”害文……这，是不是败笔、硬伤啊？

其三，举劣隐优，糊弄评委。梁先生在鲁迅文学奖评比中“落马”了，“委屈”了，牢骚了（梁先生广而告之的“告白”，告诉了我们这一切），无奈之下，便到杂坛来寻安慰、找平衡了。嗯，也正常，不平则鸣嘛……梁先生大驾光临“杂评”，蓬荜生辉哎！评委，多是菩萨心肠，能不“照顾”您情绪？能忍心继续给您“添堵”？能让您继续到处“告白”？即便，他们中有人不满意或极不满意该文获奖，也只能凑合、将就了，人家不好说呀！可我，偏要问问梁先生：您参评“鲁迅杂文奖”，咋也该选篇有分量、打手的呀！《北京杂文》（2015年第4期）上的《申遗中发现的另一份遗产》，不就是这么一篇吗？这一篇，比送评的那篇强百倍，即便没强百倍，至少强多了呀。

强在哪儿？

强在题材。文中说，2008年，梁先生跟全国人大一个团到广东检查工作时，遇到了“接待者只认级别，拍好首长马屁的”玩意儿（梁先生还说，团长虽是“副国级，”若论知名度，团员“可能有的还高于团长”（即那位“副国级”）呢。我想，梁先生便是“高于”者之一吧？所以，在当地官员“为了首长的安全”，不让多是副部级以上的团员与“副国级”一同参观丹霞景区，使梁先生夙愿落空时，梁先生立时“心里一阵隐隐作痛”了……俺在深表同情之余，更要谢谢梁先生——要不是梁先生愤而披露此事，我们这样的小吏或小民，咋能知晓如此精彩的杂文题材呀！？

强在见解。梁先生在不厌其烦的述说、铺排之后，便如此提炼、收尾了：“让人看到了一种弯腰示上（“示上”，改为侍上为宜），奴颜屈膝的人性在我们的官场涌动。这正是当年鲁迅奋力扫荡的中国人的奴性。这才是你们真正继承了的最好遗产，怎么没拿到联合国去申遗？”文人著文，历来讲究凤头、豹尾，啥是豹尾？这篇杂文就是标杆、样板儿——如此深刻、极深刻的见解，谁能说不是豹尾？

阁下，“强多了”一说，不是空口说白话吧？举劣隐优，糊弄评委之言，亦非胡说八道吧？

唉！啥也甭说了，一切都晚了。非要说点儿啥，梁先生到该说说为啥2008年写的，2015年底才面世？如果，当年您也向《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那样，当即将《申遗中发现的另一种遗产》在《人民日报》发出来，那阵仗，那反响哈……虽然，梁先生在附记里对此作了解释，似很堂皇、很周全，却不太服人，让人极易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来……奥秘究竟何在？嘻嘻！您知，我知，梁先生更知……就甭捅破这层窗户纸了吧？

但那个断言，即作者在发表《申遗中发现的另一种遗产》附记里“这种社会现象（指“弯腰示上、奴颜屈膝……”）有增无减”的断言，还是捅破了的好。读完附记，我也想断言了：梁先生的断言，似与现实不很相符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阶段性胜利、吃喝风的被遏制、吏治的相对进步……有目共睹哇！在此背景下，“弯腰示上（侍上）”之类，梁先生咋就断定“有增无减”呢？我这样的小吏，向您这“礼部”的“尚书”（或“侍郎”）得的“金奖”提出批评、质疑，是“弯腰示上（侍上）”，还是“直腰示上”呢？

至此，就又想问问梁先生：您这篇煞有介事、硬伤明显……的杂文，获得的打头“金奖”，含金量足吗？真金乎？镀金乎？朱铁志先生一直很低调，从不自我感觉良好，公开说自个儿是“屋顶上的山羊”，其实呢，自说是，难说是！真的“山羊”，是谁呀？

至此，阁下也该认真想想了：为啥单搞“鲁迅杂文奖”，重要一条——不就因为人家看您不起，“杂文，从椅子到板凳到马扎，再到旮旯”（阮直先生言），地位岌岌可危每况愈下了嘛！既然如此，您第一次“自立门户”单挑儿评奖，倒争点儿气呀！拿这么一篇装门面、当旗帜，硬气吗？有意思吗？由此，人家会看您不起，还是会更加看您不起呀？

唉！扯远了，扯远了，继续说梁先生吧——梁先生，的确有两把刷子，但那是，对我们（无名小卒）而言，如果拿他与他的一些同行比，在为文深度尤其在“诤臣”风骨上，梁先生可就相形见绌，成色锐减了。

阁下，如此种种，我怎能不愤愤然？不与之“割席”呢？

“话”不由己，多了，太多了，烦扰日理万机的阁下了。

就此打住。

祝好！

郑殿兴上

（《北京杂文》2017年第1期——此为发表稿打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