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典型——孔乙己

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典型是文学言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它在叙事性作品中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典型通常有如下美学特征：特征性以及艺术魅力。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从典型的美学特征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探讨分析孔乙己这一典型人物。

文学典型的特征性

     就内涵而言，“特征”具有两种属性：其一，它的外在形象及其具体、生动、独特；其二，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文学典型必须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在《孔乙己》这篇小说中，孔乙己被塑造成一位穷困却又清高迂腐的旧社会读书人的形象。他虽然经济拮据，没有办法和真正的长衫主顾一样坐在店里享用美酒佳肴，却又不愿意与那些做工的短衣帮混为一谈，所以他成为了鲁镇酒店中唯一一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由于没有取得什么功名，有时候来酒店打酒喝的时候还会被周围的人嘲笑，甚至作为酒店伙计的“我”也可以附和着笑而不会被责备。他说话总是满口的之乎者也让读者能够很好地感受到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迂腐。

此外，文学典型还必须通过局部“特征”，反映和形成总特征，也就是要调动言语的特征性、细节的特征性、场景的特征性、事件的特征性等，为反映和形成“总特征”服务。当孔乙己被人说去偷了别人的东西时，他也不承认，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哄然大笑。当别人问他当真识字么，他又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从这些看似可笑的言行举止中，我们也能够读出作为旧社会读书人的孔乙己的清高。虽然孔乙己未曾进学，却颇有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觉得自己是有才能的，和周围这些短衣帮不是一个世界里的，所以才会不屑与他们置辩。

作为一个典型的旧社会读书人，孔乙己常常张口便是之乎者也，人们听了之后也哄笑起来，久而久之，只要孔乙己来到店里，人们就会通过他说的之乎者也让店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孔乙己的言语是十分具有旧社会读书人的特征的，嘴边总是挂着“之乎者也”，给孩子们分茴香豆时，他也有一句经典的话“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他的这句话也让孩子们在笑声里走散了，可见小儿们对于他的之乎者也也是觉得十分可笑的。孔乙己陈腐的语言也可以看作是他那迂腐的性格的外化，而他那迂腐的性格又与当时前进速度较快的社会格格不入，从而更加凸显了他的迂腐和可笑。

小说开头有一段对于孔乙己外貌的描写：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脸上的邋遢以及身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都可以很好地突显孔乙己是一位穷苦的知识分子的总特征，而孔乙己一直穿着那件似乎十多年没有补的长衫也可以看出他是旧社会读书人清高的总特征，虽然穷困潦倒，但是仍然不愿褪去那代表着旧社会读书人身份的长衫。

小说通过对孔乙己外貌、语言、动作神态等的描写，反映和形成了他清高且迂腐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总特征形象的同时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富有魅力的文学典型。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

首先，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应当是来自性格的一种生命的魅力。孔乙己性格的总体特征是清高而又迂腐的，但是在这两点之外他就没有其他的性格了吗？很明显不是的，孔乙己的性格也是有着许多个侧面的。他有着旧社会读书人的清高自傲，在面对外人的冷嘲热讽时仍旧辩解自己没有偷窃，而后又想教“我”“茴”字的四种写法，甚至还常常念叨着“君子固穷”。除了自傲，他的言语中还体现了他性格的另外一大与当时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特点——迂腐，他一开口便是满嘴的之乎者也，引得众人发笑。可是，在这两点之外，鲁迅先生还用了他给孩子们分茴香豆的这件事情来反映出他的性格中的另外一个特点——善良。在那个卖酒都会掺水的时代，一碟茴香豆对于一位穷苦的读书人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一样东西呀，可是孔乙己却能够大方地给他们吃茴香豆，一人一颗，从这一点读者也能够看出孔乙己身上带着的知识分子的善良的性格。

鲁迅先生用“我”对于孔乙己的外貌回忆塑造出了一位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落魄知识分子的形象，用孔乙己的语言和行为勾勒出了他的清高和迂腐，用孔乙己总能在一个月内还清欠酒店的钱和他愿意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这些细枝末节来衬托出他的诚实以及善良，这些不同的性格都融入于孔乙己这个人物之中，所以他会显得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从而让不同的读者在阅读时都或多或少地能与他产生共鸣。

其次，典型性格的艺术魅力更来自于它所显示的灵魂的深度。《孔乙己》这篇小说写于1918年，虽然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仍然很猖獗，诸如孔乙己这样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的人还有许多。他们是被封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而最终又被社会抛弃吞没的下层知识分子。鲁迅先生通过对孔乙己的悲惨命运的描写，对吃人的封建文化教育和害人无数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考。透过孔乙己那酸腐穷困的行为举止，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那站在小说后方的鲁迅先生对于这“吃人”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于唤醒麻木的国人的殷殷期盼。正是由于鲁迅先生的期盼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在这样的赤诚之心下他所创造出来的文学典型也是十分地具有代表性，与当时社会的真实汇合在一起，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上文曾经介绍过，这篇小说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依旧十分地猖獗，文言白话之争也正处于一个胶着的阶段，双方互不相让。即使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是仍旧影响着当时社会上一批像孔乙己这样的旧社会的读书人，孔孟之道也依旧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鲁迅先生也选取了社会的一角，即鲁镇的咸亨酒店并对其稍作修改，加工成为这篇小说中独特的典型环境。

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在当时那个社会中，大多数底层民众都是麻木的，他们饱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却毫无反抗的意识。这些短衣帮们在劳累了一天后只能到酒店去买碗酒喝，并对看似命运比他们更悲惨的孔乙己进行嘲讽以使自己开心。我个人认为，孔乙己之所以会常常把一些诸如“君子固穷”之类的酸腐语句挂在嘴边与他常常遭受到来自这些人的嘲讽却无法驳斥回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些短衣帮嘲笑他贫穷，但是这却是事实，为了保持读书人的自尊心，所以他才会说出“君子固穷”之类的话语来安慰自己。因此，孔乙己的迂腐的性格是在当时麻木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

而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虽然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中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被嘲讽的底层地位，但是在他还算宽裕的时候，他也曾豪气地排出九文大钱，这一个“排”字与文末他从破衣袋中“摸”出四文大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是把九文大钱放在桌上，而是一字排开，显示出了他对于酒店中常嘲讽他的人的不满与轻蔑，是特地做给他们看的，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于这个麻木冷漠的社会的一种反抗吧。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还有互相依存的一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过来，典型环境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环境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孔乙己和当时的那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迫害的社会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不是在那个社会环境下，孔乙己也不会深受封建制度的摧残，他那迂腐的言行举止也都失去了依据，是不成立的。而在文学作品中，如果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缺少了诸如孔乙己之类的人，那么这个环境描写构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有当孔乙己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时，他们才能散发最大化的艺术魅力，引发读者的思考。

鲁迅先生通过对孔乙己这一典型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的描写，让他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鲜活的文学典型，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从而使得读者在阅读完这篇小说后也对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留下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记。

参考资料：

【1】《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分析孔乙己》孙爱峰

【2】《刻在被扭曲灵魂上的悲剧》黄斌

        1008-4142（2003）-03-00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