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该怎么看待繁体字和简体字？

中文是范式文字。范式文字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不同视界的范式存在。比如“人”字。人：从丿、从乀。丿、乀两范式叠加。犹阴乀阳丿相亲相爱者是人字之范式。

因甲骨文“人”与“入”易混淆。甲骨文“人”写作（）

《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其甲骨文字形像侧面人行礼之形。犹男子成年行冠礼之形者是籀文（或甲骨文“”）“人”字之范式。

《说文解字》：“匕，相与比述也。从反人。”

从反人，即以“人（）”为参照。把“人（）”反过来进行相与比述就是“匕（）”这个字的宪象。这是一个典型的按照指事法造的字。人与人比较最具差异性的是男女比较。男女比较最大的差异在于女人的正面与男人的反面相似。男女最大的区别又在于性别器官。所以“从反人”的“相与比述”就指向了女性的性别器官。（凡字形中带“匕”字形者皆与生殖有关之“相与比述”。动物字形中带“匕”字形者皆指该动物之雌性动物如：牝、母牛，麀、母鹿。）

从反人之相与比述犹雌性生育出口者是“匕（）”字之范式。

《说文解字》：“（），变也。从倒人。”。阴阳用事以成其变犹人之倒着出生者是（）字之范式。

匕从反人，（）从倒人。这个“人”皆写作“（）”而不是写作“人”。反从为比。因甲骨文“从”与“比”易混淆。所以“从”增添偏旁“辵”为“從”。

也就是说“從”与“从”这种繁体字简体字的写法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

“匕”与“（）”形近易混淆。所以“（）”字加单人旁变成“化”以示区别。而“（）”字渐渐不用了。所谓繁体其实在古代只是为了更明确不被混淆的一个方法。笔画太过简单，那么难免就会产生形近之常用字，于是有目的地增加偏旁以更加明确字义以示区别。

再比如：万：从亻、从一。一、人两范式叠加：在“亻”之上加“一”犹数之百之百者是万字之范式。

“丨”为“一”。“丨”中加点为“十”。“丨”上加“丿”为“百”。（“丨”上加“丿”乃“亻”字因字义细分，“亻”作“人”字偏旁，故又造“百”字。为数“百”）。在“亻”之“丨”中加“一”，十百为“千”字。在“亻”上加“一”，百之百为“万”字。（因与“万”字相类字形很多，容易造成混乱。故又用“萬”来表达数之“万”）。在“亻”旁加“乙”（扭曲之“丨”）为“亿”字。

万：异体字写作“萬”。

《说文解字》：“萬，蟲也。从厹，象形。”。犹一种有毒之虫之形象者是萬字之范式。

古人以为“万”之数责任重大犹如毒虫者，不慎被蜇咬非死即伤，且数字“万”字笔画过少易被篡改。故以“萬”取代数字“万”字以警惕之。所以数字“万”字皆写作“萬”。

也就是说“万”与“萬”这种异体字的写法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

甲骨文、金文、籀文、篆文到秦国之小篆。第一次简化字是秦隶变。后又有草书、行书，之后又楷化间以草书、行书以简化之。一般以楷书为正体。

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现一个字有多种书写方式。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俗字、省笔字。多种书写方式不利于政令统一、不利于文化传播。于是开始改革文字。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简体字标准。并把简体字设定为国家以及社会团体正式标准用字。而将那些不在简体字中的同一个字的其他写法统统视为繁体字。属于非正式非标准用字。

而在港台澳地区并未推广简体字。所以就出现了简体字与所谓的繁体字并行的现象。

有一些不懂装懂的人妄说中文是象形文字。笔画减省后损坏了字形。失去了象形文字的本真与原味。破坏了文化的一统性。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以此来诋毁中国的国策。妄说繁体字是正统是正体字。以此来贬损简体字以及国家的文化政策，暗中贬低中国。更有许多是不明真相，受蛊惑而跟着瞎起哄的人。以使用繁体字来装比以炫耀自己更有文化。

晋：

晋 · 王羲之 · 二谢帖-东京国立博物馆

唐：

唐 · 褚遂良 ·多临摹

宋：

宋 · 苏轼 · 赤壁赋-台北故宫博物院

用繁体字来装比恰恰说明这些人没有文化缺少见识。更不懂中文是范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