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深度解读

二、“忠孝悌恕勇”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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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不笼统赞同“愚忠”，也不能不问青红白地就把“愚忠”一棍子打死吧？比如说，汉代苏武牧羊19年，有人认为他特别“愚忠”。可他不去这样“愚忠”，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也去投降匈奴？投降了不更是身败名裂、满门抄斩、永无归乡之日的大悲大痛。一些人认为诸葛亮只要取代刘禅，就能完成统一大业，完全可以不必为对刘备的一个许愿，就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辅佐扶不起来的阿斗刘禅，对扶不起来的阿斗刘禅那样“愚忠”。诸葛亮这样做是不是“愚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三国时的曹操够是不愚吧？挟天子以令诸侯，仍有自身的局限，不是同样不敢称帝吗？

有人说宋代的岳飞是“愚忠”。如果不听昏庸的皇帝的瞎指挥，自己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按照自己意志不屈辱地从战场上退回来，不会遭到“莫须有”的杀害吧？起码不会留下那么多的遗憾。这种想法也是我们现在一种美好想法。如果当年岳飞不那样“愚忠”，一意孤行地按照意志行事，他的头上就不是戴着“莫须有”的罪名，肯定是戴上了“谋反”罪名，结果又能怎样？不还是要身败名裂吗？他就不再是什么“愚忠”，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当时历史条件下，岳飞除了这样“愚忠”，别无选择。有人说皇帝混蛋透顶，跟着这种鸟皇帝有什么干头，完全可以自己去反，自己去打自己的天下。道理是这种道理理，可他反了，就能保证成功吗？历史上几百年才有一次改朝换代，也不是凭着一些个人力量轻易而举就能成功，有很多因素促成。不到一定火候，谁也不敢轻易去烧这把火。我们可以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下岳飞旗帜鲜明地去反，有几分成功的把握？一半的把握也没有。那个被人唾骂的奸臣秦桧就是想让他反，把谋反的罪名加到他身上，让他像后来的秦桧一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他的人生，毫无疑问是个悲剧。这个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的局限不仅是个人的局限，更是时代的局限。 “愚忠”的可悲在于他们可被利用的时候，那王就会利用他们，让他们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或者是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下场就是更加可悲。很有一些人认为是秦桧是杀害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杀害他的真正元凶是当时的皇帝赵构。如果没有一个混蛋透顶的皇帝，只凭秦桧不一定就把岳非杀害吧？杭州西湖在岳飞墓前跪了这么多年的，就是秦桧、王氏、万矣高、张俊四人，最该加上的就是赵构，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把历史人物放入当时历史背景与条件下考量、评判，还这些历史人物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不能简单武断，就把他们划入“愚忠”范畴。当然不能以现在人们的眼光苛责他们，甚至求全责备吧？

不过，话也说回来，真正的忠诚还是我国民族文化中最为耀眼的品质，需要人们不断发扬光大。尽管我国封建时代，国君和皇帝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千百年来，许多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区分开来，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愚忠”桎梏。就是皇权最厉害的明清两代，一些思想解放者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贬斥和蔑视皇权。甚至是像黄宗羲那样，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皇权。

自古以来，一些为官者保身立命的良策只有一条，就是“功成身退”，或者叫“急流勇退”。这也是历史上诸多贤达名士选择的路子。历史上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张良，一个范蠡。

张良辅佐刘邦打天下不可谓不卖命，不可谓不出力，刘邦也是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天下大势一定，刘邦当了皇帝。刘姓的一家人瓜分胜利果实，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食禄。张良婉言谢绝：“我人长的瘦小，吃的不多，陛下您赏给俺的留亭侯，就够俺吃了”。此后大多数时间称病不出。后来更是学道，不问政事。张良这一招棋走得绝妙，不但没被杀头，而且得了善终，赚了好名声。 如果他不是这样自知之明，恰到好处地“功成身退”，跟随刘邦打天下的那些人的悲惨遭遇，恐怕也是难以逃脱吧？

范蠡出身贫寒，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越王勾践一时被吴王子夫差打败，不得不到吴国为奴卧薪尝胆。范蠡在勾践穷途末路的时投奔越国，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吃得苦受的罪也是不言而喻。后来回到越国，还是赤胆忠心地帮助勾践，策划和组织“兴越灭吴”宏伟蓝图，“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成就了“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鼎力辅佐勾践20余年，苦身戮力成就了越王霸业，他也被尊为上将军。可是年逾花甲的他，却在越国上下举国欢庆时，发出了“只能与越王勾践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苍凉感叹，审时度势地舍弃了上将军的政治光环，拉上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西施，从此隐姓埋名地泛舟五湖。后来辗转到齐国变成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垦荒耕作，不几年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又是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一时名气很大，被齐王拜为相国。盛名之下他又是这样感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再次地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相印，散尽家财溜跑了。他跑到至陶，就是山东定陶西北一带，又去经商，不出几年又是积资巨富，自号陶朱公，成了我国后来儒商的祖师爷。

范蠡就是这样 “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司马迁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是“范蠡三迁皆有荣名。”他这样选择功成名就之际及时隐退，虽然不是封建社会倡导的“忠君”样板，也是看清了与君王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皇权社会实质，激流勇退地保全了名声。和范蠡同朝为臣的文种，辅助越王终成霸业后，怎么都是不听范蠡劝告，恋栈滞留在越国当了宰相，也算权倾一时，不久就被勾践逼迫“奉旨自尽”。“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这是范蠡的座右铭，也是范蠡高明别人的可贵之处。

我国20世纪前期，也有一个轰动人物，就是大军阀张作霖。虽然人们对他有很多不同评价，不可怀疑也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举个例子说吧：有天，他突然把一位跟在身边八年兢兢业业的秘书长辞退了。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说道：“我作为领导，希望别人给我提出不同意见。他作为秘书，八年中没有给我提出一条和我的见解不同的意见，我留他干什么？”由此可见，一些领导并非喜欢一味听话、顺从的下属，更是希望下属有胆有识，帮助他们分担更多责任。忠诚诚可贵，愚忠要不得。

还有陈布雷这个素有国民党“领袖文胆”、“总裁智囊”和“第一支笔”之称的人，为人忠诚可靠，从不介入派系纷争，清廉无私，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这么一位忠诚的人，最后突然服药自杀。为什么会突然服药自杀？还是因为他对蒋介石的 “愚忠”造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