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护国门，就算进入钓鱼城的内城。登上钓鱼城，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扑面而来。它没有璀璨耀眼的色调，也没有精心雕凿的雅致，但它那粗犷的身躯、壮观的场面、宏大的气势和激动人心的历史蕴含，无不给人以视觉的强烈冲击和心灵深处的巨大震撼。

内城可观赏的内容较多，我认为，最值得欣赏的，应该是钓鱼城的城墙。城墙是钓鱼城的主体防御建筑，由主城环山城墙、南外城城墙、东内城城墙、西北内城城墙和城北一字城墙五大部分组成，总长达8000多米。它把雄关隘口连成一体，犹如蜿蜒的巨龙，升腾在巍峨的钓鱼山上。

主城环山城墙保存较为完好，主要为沿钓鱼山顶部外缘，连接镇西门、护国门、东新门、青华门、出奇门、奇胜门一周的环山城墙。全长约5810米，除去镇西门至薄刀岭一段，是以30多米高的悬崖为天然屏障，其余近5000米的城墙是用巨石垒砌的。它凭籍陡峭的山崖构筑而成，外墙用条石砌成高2米的垛口，垛口的上部为倒“品”字形的瞭望口，供观察敌情、指挥炮手发炮击敌。在垛口下方，还有方形小孔，为射洞，用以射击来犯之敌。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修筑有平面呈长方形并突出于墙外的矩形墩台和炮台，古称马面。现存有马面7处，炮台2处，排水孔10处，暗道2处。纵观故垒，赫然一蜀中坚城。在主要以刀枪、弓弩和短射程管形火器作战的南宋晚期，城坚墙高，据险固守，确实能发挥出显著的防御功能，使攻城之敌只能仰望其城，发出“云梯不可接，砲矢不可至”的哀叹。

在环山城墙上，均铺砌有宽3.2米，可容三马并行、五人同进的跑马道，并与城中道路连接，构成了点线结合、方便快捷的交通路网，以便战时炮车在城上运动发射和增援力量的快速出击。礌石，是钓鱼城军民抗击蒙古军队的有力武器。如今，在钓鱼城上现摆放有复制的古代抛石机。这种抛石机被宋人称为炮，就是发射石弹的装置，根据杠杆原理弹出去。据史料记载，钓鱼城抛石机发射的礌石，可打中300多米外的目标。当年蒙哥在攻钓鱼城时，就是被这种礌石击中而死。

九口锅兵工作坊遗址

从王坚记功碑附近可登“上天梯”，至钓鱼山之巅。上天梯是南宋后期钓鱼城军民在岩壁上开凿的一条栈道。传说，神仙拯救了百姓后，从“上天梯”返回天庭。天梯下方是守城抗战期间所设刑场，据《钓鱼城志》记载，1259年春，钓鱼城主将王坚将蒙哥大汗派来说降的晋国宝斩首于此。

在上天梯的顶端，是一处宽阔的平台，这些锅状的凹坑叫做九口锅，是当年钓鱼城守军碾磨硝、磺、木碳，用以配制火药的碾盘，这是中国最早的兵工厂遗址。九口锅遗址总面积有1000余平方米，现裸露于地面的部分仅占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当年兵工作坊的圆形柱础、墙基石槽和碾制火药的“锅”状凹坑历历在目。700多年前的宋蒙战争，已进入了广泛使用火器的时期。钓鱼城守将王坚、张珏召集巴蜀的能工巧匠，于此碾制火药，铸造铁雷、火炮等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钓鱼城的整体防御能力。据说，蒙哥汗（元宪宗）就是被在此制造的火炮打伤而死的。

采石场遗址

城内有多处采石场遗址，多已成为水池，其中一处被开发为景点。在钓鱼城修筑过程中，筑城石料皆就地取材，采石成洼，积水为池。钓鱼城上除大天池之外，另有的13个小天池，皆由此而成。采石场遗址，原本也是一个小天池，四周石壁上采石留下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为了让游人了解钓鱼城筑城之艰难与古代民众付出之艰辛，2012年对这处小天池进行了清理，并邀请雕塑专家创作了真人比例的人物雕塑，还原了七百多年前钓鱼城筑城采石劳动场景。

粮食加工厂遗址

在钓鱼城中心位置有一座古军营，这是南宋晚期钓鱼城守军的驻所。它由10多座营房和一个校场构成，常年住有4600余名将士。旁边那个水塘，是当年钓鱼城军民贮备水源的天池，它依旧是700多年前的模样，坚守在钓鱼城中部平缓的山顶上。古军营位置适中，周围四通八达，一旦有军情，东西南北皆可迅速出击。跑马道在古军营附近随处可见，这是贯穿城中的军事要道，遇敌情可三马并进，五人并行。在钓鱼城长达36年的抵抗战争中，古军营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古军营被开发为古战场遗址博物馆。

  古校场仍在，紧挨着古军营正背面。入口处有哨楼，场内设有点将台、旗杆、放置兵器的木架等设施。整个校场为圆形，直径80余米，面积约5600平方米。是钓鱼城守军中属南宋正规军“兴戎司”的演练、集结场地。

古校场

  飞檐洞是钓鱼城的暗道出口，原本是山顶石岩的一道裂缝，钓鱼城军民建城时在上面筑以城垣和跑马道，故而形成了一个巨石夹峙的幽深石洞。过去，洞中昏暗，檐鼠（即蝙蝠）成群，当地人习以“飞檐洞”称之。飞檐洞出口在城墙外峭壁中部，此处怪石峥嵘，下临悬崖，草木繁茂，十分隐蔽。若从该洞口出城，需用绳索坠下，故有“可出而不可入”之说。有史料记载，公元1259年4月22日深夜，蒙元先锋名将汪德臣率精锐之师，乘夜雨初停之机偷袭护国门，试图攀上城墙。守城将领王坚和张钰派出一支由数十人人组成的敢死队，从飞檐洞潜出城墙外，攀岩而下，绕到蒙军后面，与城内宋军里应外合，以夹击之势围歼蒙军，破坏了蒙古人的计划。顺便提一句，一贯以勇力自恃的汪德臣后来又单骑至城下说降，被宋兵飞石击中，受伤病死军中。

飞檐洞

  皇洞位于钓鱼城东新门城楼以东的墙基下，系就地开采的条石砌筑而成，内通城中，外口前即为悬崖。外口平面呈一涵洞状，券顶，起券楔形条石共7块，洞口宽1米，高1.3米，进深约17米。内口处为平顶，突有条石居中而立，形成两个极为狭窄、须侧身擦壁爬行的狭窄隘口。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可经由此洞，却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偷袭行动”。公元1259年5月，王坚亲自领军，由皇洞潜出钓鱼城，夜袭石子山蒙哥汗驻地。王坚身先士卒，直扑蒙哥汗寝帐。蒙古侍卫拼死护驾，又因蒙古援军及时赶到，“偷袭”未获成功，王坚率敢死队乘夜色平安撤离。钓鱼城守将王坚夜袭行动出乎蒙哥汗及众将领意料，以至护卫御营的骁果军（侍卫队）毫无防备，仓促应战中，伤亡十分惨重。当晚战斗结束后，蒙哥汗不得不连夜将驻地由石子山转移到了与钓鱼城隔江相望的龟山之上。

王坚纪功碑

  王坚不仅击毙了蒙元前锋汪德臣，还指挥钓鱼城军民用炮矢击毙了蒙哥汗，可以说立下不世之功。但就是这样一位传奇的南宋将领，《宋史》和《元史》竟然都没有为他立传，我们只能从诸如《理宗本纪》《张珏传》《孟珙传》这些他人的传记中去寻得只言片语，连王坚是何时出生、籍贯何地都无从考证。而唯一记载王坚功绩的《王坚纪功碑》，也被后人离奇地破坏了，真是可悲可叹！

从《宋史·孟珙传》中得知，王坚在钓鱼城一战成名之前，是南宋名将孟珙的部下，一直跟随孟珙在宋蒙对峙的前线作战，后在河南邓州率领突击队深入敌后，一举烧掉了蒙军准备渡河作战的木材，立下不小战功，也能看出早年的王坚是非常坚毅果敢的。后四川战局紧迫，孟珙被火线任命为四川宣抚使，率领精锐六千人驰援川蜀，王坚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来到钓鱼城的。

公元1259年，蒙古倾举国之力由四川进攻南宋，蒙古大汗蒙哥御驾亲征，战局对南宋非常不利，钓鱼城被八万蒙军团团围住。而钓鱼城内只有两万兴戎司溃兵，以及一万地方武装和乡兵。最危急的时候发生在当年六月，蒙古人先后攻取了钓鱼城的水军码头和南外城，切断了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接着又通过地道偷袭，占领了钓鱼城的西北外城。更为致命的是，王坚在救援西北外城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王坚率众拼死抵抗，先是用滚石击毙了征蜀先锋汪德臣，再后用炮矢击毙了御驾亲征的蒙哥汗，迫使蒙军全线溃退。

此时，大家一定都很好奇，立下了如此不世之功的王坚结局如何？很遗憾，远在临安的南宋朝廷虽然十分感动，但也仅仅封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宁远军节度使、清水县开国伯的官位和爵位。第二年春年，宋理宗听信谗言，将王坚调回临安担任一个闲职。公元1263年，又被排挤到和州（今安徽和县）任知州。此时，一生戎马的老将军再也经不起这样的官场规则，心灰意冷之下于到任的第二年郁郁而终。一代名将，南宋传奇，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钓鱼城内有座忠义祠，一定要去看一看。整座建筑由正厅、耳房和左右厢房组成。布局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构成一座三合院。院内巨榕扶疏，石栏环绕，祠宇在绿荫掩映下分外质朴、大方，充满了端庄、凝重的气氛。来到正厅大门，迎面是高悬的“忠义千秋”金字巨匾，楹柱上有知州华国英撰写的一副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拚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在厅堂内，现存历代碑刻10余通，碑文字迹酣畅，记载了钓鱼城及忠义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古人对于历史人物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忠义祠建于明代弘治七年（1494），原名“王张祠”，即祭祀王坚和张珏的祠堂。明正德《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碑文记载，弘治五年春，在朝中任户科给事中的合州人王玺，于回乡守孝期间游钓鱼城，对王坚、张珏二将的忠烈甚为感念，然而却没有列入祀典，实在是一件憾事。不久，王玺入朝，将王、张事迹及为二人立祠的请求上奏孝宗皇帝，明孝宗朱祐樘经核实后，批准了王玺的奏本，祠得以立，祭祀王坚、张珏。稍后，王张祠又两度修整。到清初，祠宇毁于兵火。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重建，增加了供奉的人数，并改祠名为“忠义祠”。

  那么，忠义祠内到底供奉哪几位人物呢？也许大家很意外，祠内供奉的竟然多达8人，除了余玠、冉琎、冉璞、王坚、张珏外，竟然还有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忠义祠供奉的8人，是分两厢供奉的。正殿忠义千秋匾额下，供奉有5人，分别是余玠、冉进、冉璞、王坚和张珏。这5人中，余玠在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下修钓鱼城防御设施；王坚和张珏带领钓鱼城军民，积极抗元，身先士卒。供奉此5人，毫无争议。可是在侧面配殿的丹心云表匾额下，还供奉有3人，分别是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这三人都是叛徒，投降了元朝，怎么也能进入忠义祠？

关于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入祠，遗址存在争议。最早将三人请入祠堂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合州吏目陈大文认为，在钓鱼城十万军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守将王立与义妹熊耳夫人谋划，向元安西王相李德辉递了降书，有效防止了元军屠城，使城中军民得以成活，应该祭祀，于是在忠义祠增设王立等3人牌位，改祠名为“功德祠”。乾隆四十四年（1779），陈大文复任合州知州，又于功德祠立《钓鱼城功德祠碑》，碑云：“王、张二公，高风劲节，固与日月争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辉、王公立与熊耳夫人，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亨民之祀。”

但是，毕竟三人投降了蒙元，当了叛徒，所以对供奉3人表示极大愤慨。光绪七年（1881），合州知州华国英再一次重修祠宇，将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牌位移于别室，恢复“忠义祠”原名，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并谴责陈大文“私请入祀，且为作记吟诗，以表其忠。后复守是邦，始行将其前作镌碑勒石，不知何心！

在护国寺门前，矗立一座高大巍峨的“独钓中原”石牌坊。牌坊为四柱三间三楼，高9米，宽8米，明间楼顶正脊中间嵌饰有宝塔石雕，明间二层匾额上有阴刻“独钓中原”四个大字。短短四字，言简意赅，寓意丰富而深刻，形象而生动地歌颂了当年钓鱼城军民以气壮山河、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大无畏气概，凭借弹丸之地，力挽狂澜，抗击蒙军达36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独钓中原”四字，为明代进士李作舟所题。李作舟是合州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任山东、陕西布政使。此题额即为李作舟在山东任满后，转任陕西时返乡省亲之作。如今，“独钓中原”坊作为“上帝折鞭处”的历史见证，已成为重庆合川钓鱼城的一大人文景观。我久久伫立石坊下，仰望“独钓中原”四字，心中升腾起一股苍凉、豪壮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