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梦想现代化都市的生活/可现在的感觉我不知该怎么说
这里的高楼一天比一天增多/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你是这样想的你却那样的说/人人都戴着一层玩具面膜
（电影《顽主》片头曲《忧心忡忡者说》）

时代成全了王朔，王朔也引领了一个时代。也许是王朔异想天开，在小说《顽主》中描写于观、杨重、马青三个青年办了一个“三T公司”，要“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1988年，导演米家山看中小说《顽主》独树一格的构架，游走在荒诞的边缘，借王朔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因此有了这部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

伴随着80年代末期躁郁的政治风气、经济体制的过渡转型、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与互联网的出现，普通市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重建的光荣与梦想受到强烈冲击。于是我们看到，在“三T公司”一项项业务的开展中，各色人物轮番亮相。

薄情寡义如屁眼专家王明水、热情单纯如百货公司售货员刘美萍，欺世盗名如“作家”宝康、道貌岸然如德育教授赵尧舜……这些人物在影片中作为个体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存在，《顽主》因此成为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摹，代表了喜剧的幽默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它以“三T公司”的创立与倒闭为主线，以调侃或嘲讽的方式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迷乱与断裂展现在观众眼前，对当代中国喜剧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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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边缘人

《顽主》中的世界，或许是一个欲望与绝望并存，诱惑与匮乏共生的世界，京味电影曾经的单纯明朗逐渐消褪，代之而起的是边缘人物更加复杂的人生况味和城市生活暧昧不清的现代拷问。

电影中的三个主人公以社会另类自居：于观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杨重故作深沉卖弄学识，马青见风使舵灵活应变。他们没有传统观念中的政治“正经职业”，自办“三T公司”，管一些没人愿管的事。他们按照自己设想的“三T”方式来介入都市社会的运行，在嘲笑虚假、藐视崇高的同时，他们往往也成了虚假颁奖礼的操办者、荒唐分手戏码的代理人。

顽主们并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那么崇高伟大，也没有所谓的使命感。所以，尽管受尽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最后公司被一位不相干的“咱妈”给讹上，于观三人也没有什么痛苦。他们沉重却也潇洒、空虚并且执着，颓废但却可爱，消沉又似激昂……人人态度矛盾、气体虚浮。王朔与米家山或许立志写现实故事，但后现代的荒诞幽灵已不请自来。

顽主们对某些传统伦理规范的怀疑和嘲弄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当他们由偏执而趋向极端时，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他们无法把握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无力进入现实深处，无从表达生存本相的艰难困境。一阵热闹过后，顽主们无所归宿。笼罩在观众心头的，不是发泄的快感，而是另一种沉重与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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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的反叛

恍如昨日，仿佛在君父的城邦。但那城邦的基石早已松动有年。貌似正经的德育教授赵舜尧、刻板顽固的于观父亲与于观的女友小鲁作为权威的代表，与子一代顽主们之间无效的交流和沟通似乎一再宣告：“我们回不去了”。于是顽主们有了种种激越的、尖诮的应答。他们对社会现实是不满和绝望的，偏偏不甘寂寞，还想在这荒诞的人生旅程中寻找一点事情做。“三T公司”就是他们介入这个荒诞合唱的一个音符。

吊诡的是，《顽主》中没有贯穿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甚至也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于观三人的因缘际会并没有受到贯穿始终的强大阻力的干扰。然而调侃与反叛的对象也并非是无物之阵，权威的代表成为了被嘲弄的对象。如女友小鲁劝谏于观参加考试，走向正道，于观不假思索立即提出分手，并郑重地向她宣告：看似下坠的人生，实际上是灵魂中的东西在慢慢升华。

“三T公司”虽是顽主们一时兴起之作，但“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宗旨却堪堪透露出三人的理想主义情怀。《顽主》的矛盾性正体现在这里，他们看起来游手好闲，却在主流话语外制造了一个容纳个人话语、表达个人情绪的新空间。在全片结尾，米家山以一个开放式的尾声宣告了对顽主们及“三T公司”的肯定。清晨，宣告停业的公司面前百姓排起的长长的队伍，一夜未睡的于观、杨重和马青走出公司，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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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与纪实

以顽主为代表的都市现代年轻人，集中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一派杂乱纷繁的景象：游乐园、文化衫、迪斯科、蛤蟆镜、热裤等意象不断切换在摇滚的呐喊声中，拥堵的自行车流，都市密集的人群、拔地而起的大厦，极具幽默感的探戈配乐，都为电影营造出“来自生活本身的荒诞感”。

电影最惊世骇俗的情节，是名为“青年作家”、实为情色小说写手的宝康自掏钱包，串通“三T公司”导演了一个“三T奖”。颁奖典礼以旧花圈代替鲜花，以咸菜坛子替代奖杯，霓虹闪烁的T型台上簇拥了交警、军阀、现代商人、农村地主、红卫兵、帝王后妃、满清遗少、比基尼少女、白领丽人等等，京戏与杂耍同台竞技，跳霹雳舞的与跳忠字舞的拉手联欢……无论古今中外还是阶级敌人，无不在这个时空交错的梦幻场景中握手言和。这些来源于不同时空的人物形象和文化符号汇聚在同一舞台，构筑起一个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都市镜像，荒诞的变形与纪实的酷肖难以分辨。

这些越轨场景对于刚刚复苏的中国城市与步入改革浪潮的中国人无疑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和召唤作用，在玩世不恭的嬉闹中使人们有所思索和顿悟。正如导演米家山在1989年《电影艺术》杂志的访谈中所说：“《顽主》就像是‘三T公司’的标准产品，可以替观众排忧解难，因为它给大家带来开心的笑，正是这种笑缓解了政治禁忌和性禁忌造成的压抑感，使每位观众深藏在潜意识中的攻击欲和性欲找到了对社会无害的发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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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之后

以王朔小说《顽主》为原型，这个“圆梦”主题的京味喜剧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反复被讲述了三次，从米家山的《顽主》（1989），到冯小刚的《甲方乙方》（1997）及《私人订制》（2013），二十四年来，这个反复被讲述的主题，恰好记述了当代京味喜剧电影的一场流变。

喜剧的光影中，讽喻的幽灵总是徘徊不去。喜剧的幽默风味通常象征着不同观念的冲突，喜剧的欢乐笑声总是承担着喻示新时代的责任。《顽主》中，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话语在磨合中不断擦出新的火花，通过调侃、戏谑、讽刺来打破陈旧的传统观念。于观、马青、杨重虽形单影只，却以人民之名，专门处理别人不想做、不好解决的事。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三T公司”只能被看作游手好闲，受了人民的委屈，还被人民质疑。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尽管公司被迫关闭，但门外的长龙仍然隐喻地表达了电影制作者的个人寄托：在陈旧的话语体制外打开个人言说空间，表达个人情绪，想象一种重构生活的方式。

到了《甲方乙方》的“好梦一日游”，“将军梦”、“守口如瓶梦”、“爱情梦”、“受苦梦”、“普通人梦”、“有房梦”的排场成本高了很多。但“一日”的时限自有深沉曲折之处，保留了《顽主》独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好梦一日游”只是为了让你体验想象中的情怀，由此珍惜现在的生活。 

如果说《顽主》敢于想象新的话语表达方式，《甲方乙方》敢于想象新的生活内容，那么到了《私人订制》则只剩下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过别人的生活。无论是《顽主》的超脱还是《甲方乙方》的真情，都在尝试用喜剧来描述一种新的人生体验。但在《私人订制》中，喜剧的某些功能正渐行渐远。当嘉年华式的肉体冲动与对权贵生活的想象成为所有言说空间的核心时，那么我们视为当然的盛世繁华，必然将成为溃败与寂灭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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