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古籍整理的五点建议

追寻读史2024-08-27 09:16河北 

中央决定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这是十分英明的决定。我国历史悠久，古籍丰富，古代文化极其光辉灿烂。今天，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要吸取和继承我国的文化历史遗产。古籍的整理并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要大大加快整理和出版的速度

建国以来，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古籍，但数量太少，据《古籍目录》所载，1949—1976年出版古籍共约2500种，每年平均近100种，这与我们拥有的丰富浩瀚的古籍数量很不相称。据说，台湾出版古籍，数量多，速度快，他们仅编印清史研究的各种丛书即达约八百多种，其中如近代史料丛刊有约二百种，明清未刻稿汇编有122种，装潢精致，洋洋大观。

我们已出版的古籍中，有一些质量较高，如标点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但为数很少。大量的是中医书，约五百多种，占20%以上；诗词和戏曲小说，约九百种，占36%；而哲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著作，只占35%，其中还有很多是普及性的选本。有一段时期，只能出法家著作与《红楼梦》，这类书籍印数很多，其他书籍成为禁区。被认为是古代反面人物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的集子，尤其很少整理出版。

我们古籍整理、出版进行得很慢、很少，有各种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有利用影印手段，而多是标点、校勘、加注、作序，耗费力量多，所花时间长。当然这种较细微的整理是应该做的，而且今后也要加强，但同时必须大力影印古籍。五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既快且好，嘉惠学术界非浅，似可仿照办理。台湾出书所以多，就是充分利用了影印手段。我们有些大部头书,不必加以标点、注释，如《明实录》《清实录》，现在国内极为难得。一部四千余卷的《清实录》，售价高达数万元，如果影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出书。

我们过去似乎有些框框的束缚，不敢大胆放手出版古籍，一是害怕封建毒素的散布，二是害怕古书中的一些错话影响当前的外交工作、民族团结，所以出书慎之又慎。一般出古书都要加序作跋，说明和批判其中封建糟粕，甚至删改古书的内容。当然，慎重从事，一定的把关是必要的，但掌握过严，拖延了出书的时间，增加了出书的困难，至于删改内容，那是完全要不得的。希望古籍整理、出版也要解放思想，相信群众，使古籍出的更快，品种更多。

二、对古籍进行全面调查

中国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哪些可算善本书？有多少抄本稿本？收藏在什么地方？正是言人人殊，至今我们对古籍并无全面的了解，除了前人官私目录所著录外，我们自己没有一本全国的古籍目录，好像一座丰富的宝藏，主人却没有一份账单。今后，我们应组织力量，进行一次普查，先从若干著名的大图书馆做起，以至一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库藏。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地点、书目解题，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以后长期搞古籍的工作依据。

还应注意的是：图书资料收藏单位对珍本善本借阅办法应加改进，克服目前借阅和复制图书困难的局面，要积极配合古籍整理工作，密切同学术、出版界的联系，提供线索，沟通情况，以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国外有不少国内已见不到的珍本书，自从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一些古籍之后，不断有学者在国外摄制胶卷携回祖国。解放以后，此项工作中断，建议有计划地派人到国外去调查和复制古籍，如日本的东洋文库、英国伦敦博物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等，庋藏极多。例如美国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家谱有约4500种，藏量之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国内近几十年来家谱多遭焚毁，应复制携回；又该学会所藏中国地方志有约五千种，可与北京图书馆相比，其中必有不少在国内已失传的本子。

三、应重视清代典籍的整理出版

过去的古籍整理，很重视汉简唐碑、宋元刻本，这些当然都是国之瑰宝。但清代二百六十年遗留下的典籍，汗牛充栋，不计其数，时间离我们很近，古籍中的内容与现实密切有关，而且过去不受注意，许多书籍无人整理，尘封蠹蚀，日就澌灭，值得我们大力注意。

清代以前和清初的古籍，四库全书的正目和存目，共列一万多种，而四库以后的书，据孙殿起《贩书偶记》所列，就有约一万六千种，可见其数量之大。如以文集论，现在的历代文集约八千种，清代文集约占五千种；如以地方志论，现存历代方志约八千五百种，清以后的方志约占六千多种；其它经籍、史籍、丛书、类书、笔记野史，清代均占极大的数量（这里姑且不论数达九百多万件册的大内档案）。但清代的典籍，整理得最差，出版的也较少。清以前的古籍，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予以总结性的整理，虽其观点、方法，有很大缺点，但总算是作过整理，许多人花了力气，书籍的源流、状况、分类、版本、内容，都作过一些考证分析，而清代典籍十分杂乱，无人研究，至今弄不清全部典籍的情况和收藏，还有大量的稿本、抄本，分散各地，如不迅速复制，恐将消灭无存。

四、培养人材，设置机构

整理古籍，工程浩大，而且是长期的任务，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全面规划、组织人力及印刷出版事宜。古籍整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专门人才，此项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要有一批年富力强、刻苦努力、甘心长期坐冷板凳、钻线装书的专家。现在老一辈的专家凋落殆尽，后继乏人。培养人材是各条战线都存在的问题，而古籍整理方面尤其迫切。没有人，诸如调查、搜集、保管、复制以及标点、校勘、注释、编选等工作都无从进行，而培养人材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奏效的，即使立即抓这项工作，也要在五年、十年之后才能见效，补充较多的新鲜血液。

五、经费

整理、出版古籍，要有一笔经费，这样才能和一般出版物分开，加快速度。现在的出版社，以经济办法管理企业，过多地考虑利润、奖金，不大愿意出版较难排印而又要亏损的古籍。有些单位的同志，整理了各种资料和古籍，但找不到出版的地方，稿件长期积压，故而不是出版社预先约定，大家都不敢动手，怕劳而无功。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古籍整理的积极性和速度。建议国家设置古籍整理出版的基金，其用途一是开支印刷出版费用，承担其亏损；二是建立古籍资料中心，进行调查复制，以利工作开展；三是给专家们以适当的报酬，听说由于出版社稿酬太微薄，有的同志整理古籍，自备纸张，自行复制或请人抄写，出版后的酬劳尚不足以偿付其垫支的经费。为了促进古籍的整理出版，设置此项基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