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丛书上新｜《韩诗外传》：全方位另类解读《诗经》

中华书局2024-04-12 01:57 

说到“外传”，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情景喜剧《武林外传》，殊不知，“外传”这一名称其实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最早是指一种经学的解经著述体例。“外传”相对于“内传”而言，表明其与“经”本身较为疏远，如《左传》被称为《春秋内传》，而《国语》则因与《春秋经》编年的体例更为疏远，被称为《春秋外传》；另外，“外传”还表明它并非经文经义最为正统内核的阐释，带有演绎、推演的性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韩诗外传》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三全本《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辩论。他还撰有《韩诗内传》四卷，但已经亡佚了。据《汉书》载：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

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汉书·儒林传》）

可知，与紧密围绕《诗经》展开的经文训故、诗旨阐释不同，“传”这一体例主要通过“取《春秋》，采杂说”的方式，来推衍诗义。《韩诗外传》全书十卷共308章，其中有284章都在论说道理、讲述故事之后，通过引用《诗》辞来照应事理的论证。正如王世贞《读韩诗外传》所说：“《韩诗外传》杂记夫子之绪言与春秋战国之说，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这些《诗》辞大多不是《外传》论说的主体，而更多只是可供援引和依赖的“经典”中的话语资源，所以出现杂糅引《诗》的情况（如上下二句不出自同一首诗），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断章摘句、触类引申的方式，其实是春秋战国以来赋《诗》言志、引《诗》论理的传统的延续，都是“余取所求焉”。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认识《韩诗外传》的文献价值十分重要。

诗经豳风图（局部）

因此，研读《韩诗外传》，除了钩沉书中保存的《韩诗》经文异文、经义解说之外，还应该重视其“取《春秋》，采杂说”的著述体例，探讨《外传》在反映古书纂作与流传方式、早期历史叙事的特征、战国秦汉思想流变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韩诗外传》很好地反映了早期文本的流传形态，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书中所载的人物故事和说理文字，不少都并见于《荀子》《吕氏春秋》《左传》《晏子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老子》《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与韩婴时代相近的贾谊《新书》，以及今文家口诵讲授之著《尚书大传》《公羊传》《谷梁传》等，都在《外传》的引述之列。同样，《外传》不少章节，也互见于晚于韩婴时代的《史记》《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论衡》《高士传》《渚宫旧事》等文献中。比析这些互文，对考辨古史、明析源流、校勘古书大有价值。当然，这些文献的时代或有先后，内容或有详略出入，所述人物姓名、时地、褒贬评价、思想学派多有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传闻异辞、文献渊源歧杂而导致，另一方面也可能出自韩婴的有意改造，以更契合其经义思想和著述体例，如卷八第四章载崔杼弒齐庄公，荆蒯芮为报君而赴死，他的仆夫也“结辔自刎于车上”。对此，《外传》评价说：“荆蒯芮可谓守节死义矣，仆夫则无为死也，犹饮食而遇毒也。”认为仆夫死得没有意义。但《说苑·立节》同样记载此事，则评价仆夫“亦有志士之意”，并引《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来赞许他。这说明，不同文献在处理同一故事素材时有不同的取舍和评价立场，甚至会出现与基本史实相悖的情形。如卷三第十七章“宋大水，鲁人吊之”，事见春秋鲁庄公十一年，其时距孔子出生有百余年，但《外传》却载了“时人”孔子对此事的评价。《说苑·君道》也记载了此事，就不存在这样的史实错误。再如，卷八第二十四章冉有援引姚贾、百里奚、太公望、管仲之事，向鲁哀公论说“学而后为君子”，但姚贾为战国末期人，在冉有之后二百余年。实际上，《外传》之文本见于《战国策·秦策五》，原是姚贾引百里奚、太公望、管仲之事以说秦王，《外传》将其抄缀系于冉有名下，以致出现明显的时代错乱。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史实错乱，在早期文本生成与古书流传中是常有的现象，我们在指出其疏误的同时，也应避免以一般的文献校勘、辨伪的方法做出简单的优劣真伪评判。

《外传》书中叙述了两百多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故事，他们远起上古，近迄蒯通、曹参等与韩婴同时而略早的当代，他们当中既有贤明仁爱的君主、贤能有谋的大臣、竭诚敢谏的直臣、独善其身的隐士、安贫乐道的穷士、奉养双亲的孝子、忠勇死节的义士、贞明识礼的贤女，也有昏庸、奢靡、奸佞、谄谀、愚昧的不肖之徒，对此韩婴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抑恶扬善的态度，经常通过引“《诗》曰……此之谓也”来揭明主旨，臧否人物。这些历史叙事，有不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如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卷九第五章）；孟母“断织督学”“买肉啖子”的故事（卷九第一章）；晏子使楚时说“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卷十第十七章）。有些还颇具寓言、小说家的笔法，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卷十第二十一章）。

孟母断机图

再如卷八第三十三章载“螳臂当车”：

齐庄公出猎，有螳蜋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为虫，知进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此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值得一提的是，齐庄公对当车的螳螂，“回车避之”，并赞其为“勇士”，这与今天我们一般所理解对螳螂自不量力的讥讽有所不同。再如卷二第十一章孔子假设“如使马能言”，来模拟马被驾御的三种感受，以此说明“御马有法，御民有道”，写得十分生动而深刻。

可见，《韩诗外传》在汉代散文、古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独具的价值，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外传》“文辞清婉，有先秦风”，王世贞《读韩诗外传》认为其书“明健可诵”，卢文弨《赵校韩诗外传序》也认为“其得流传至今者，岂非以文辞赡逸，为人所爱玩哉”。

除了叙事故事，《外传》中还有不少论理的文字，涉及治国理政、道德修养、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天地自然、民生风俗甚至医药养生等方面的主题，综合反映了先秦至汉初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这些论理文字，能看出韩婴的一些思想倾向。如书中屡引《老子》之言，其他一些言论如“故惟其无为，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矣”（卷一第二十三章），“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卷五第二十七章），主张“无为”“寡欲”“清静”“逍遥”“任自然”，很明显受到汉初思想大环境的影响。不过总体上，韩婴仍以儒家思想为底色，书中讨论的政治思想和个人道德修养，如关于君王应该如何修身明德、为政、治国、尊士、御民等，多符合儒家之道。书中还记载了很多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嘉言懿行，是研究孔门师生形象、德行及论学情形的重要资料。另外，书中不少章节并见于《荀子》，多达五十余条，故清代汪中等学者认为韩婴属于荀学一脉。但实际上《外传》在引述《荀子》文本时，并非完全承袭，如卷四第二十二章本于《荀子·非十二子》，但删去了对子思、孟轲的批驳。再如卷五第五章袭自《荀子·儒效》，但将《儒效》中的三处“法后王”改作“法先生”，将“敦《诗》《书》”者为俗儒，改作“杀《诗》《书》”者为俗儒。另外在人性论上，荀子主张性恶，而《外传》卷六第十六章则曰“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云云，臧琳《经义杂记·韩子知命说》认为“即孟子性善之说”，“孟子之后，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韩君一人而已”。卷五第十七章更是明言性善，其文曰：

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则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

认为天所赋命的人的才性之中，有美善的潜质，顺因之，扶携之，“内之以道”，则可以成为君子。因此，韩婴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也都是基于性善的认识，屡言“材虽美，不学不高”（卷三第十五章）、“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卷四第二十七章）、“美材也，而不闻君子之道，隐小物以害大物者，灾必及其身矣”（卷六第九章），顺善之心，率性修道，教而为善，这都与荀子“化性起伪”的主张有所不同。

《孔子圣迹图》之一

书中还有很多富有洞见的思想，如卷三第十四、十五、十六章都讨论了有关学习的主题，如“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教学相长”“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等，至今仍具有思想意义。再如卷七第二十七章论说“为人父之道”：

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成其技。十九见志，请宾冠之，足以成其德。血脉澄静，娉内以定之。信承亲授，无有所疑。冠子不詈，髦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记述了父亲在儿子幼儿、成童、成年等不同阶段的教育、相处之道，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卷二第二十三章田饶论说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将鸡的特征及其中所寓含的道德品性捕捉得十分到位。这些内容，在今天读来仍令人叹服，引人深思。

总之，《韩诗外传》一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是了解先秦至汉初历史、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所载古人之嘉言懿行，叙事生动，论理深刻，晓畅深远，有清健峻朗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