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

我是杜陵的布衣之士，年岁愈老性格愈加迂阔。当初的志向是何等迂腐，以稷契当作效法的楷模。终于被人看作大而无当不合时俗，头都白了，却甘心辛勤劳苦。追求理想，死而后已，一息尚存，自己的志向决不泯灭。整年忧伤怜悯黎民百姓，唉声长叹五内如焚郁闷难遏。虽被同辈先生揶揄嘲笑，我却激情满怀引吭高歌。何尝没有隐居山林的闪念，潇洒闲适度过一生的岁月。生逢这盛世贤君，又怎能断然永诀。当今朝廷英才济济，栋梁之臣岂言短缺？葵藿永远倾向太阳，自然物理本性难夺！看看那碌碌无为的蝼蚁之辈，苟且偷生各寻安身的洞穴。我却仰慕那大海的长鲸，浮游波涛伺机干一番事业。从这里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干求权责自己又耻于去做。忙忙碌碌结果一事无成，又不甘心默默无闻。想到巢父许由深感惭愧，但仍坚持不渝保持气节。借酒解忧聊以自慰，醉后放歌排遣愁绝。

岁暮百草凋零，狂风疾吹，高冈欲裂。寒夜长空被天幕覆盖，游子登程踏着那幽暗的夜色。严霜凛冽冻得手指僵直，衣带折断也不能系结。凌晨破晓路过骊山，皇帝正在上边避寒欢乐。大雾濛濛迷漫长空，崖陡路滑道途险恶。骊山温泉美如瑶池，羽林禁军仪仗长矛杂然交错。天子大臣正欢娱宴饮，弦歌杂沓天空响彻。受到赐浴的全是达官显贵冠饰长缨，参加宴会的更无平民百姓衣著短褐。想那朝廷分赐群臣的丝帛，都是贫家女子勤苦织作。更鞭挞他们丈夫催租逼税，横征聚敛贡送到长安宫阙。圣明贤主赏赐群臣，意在策励他们安邦治国。臣下如忽视这个至深的道理，君主又为何把这些财物弃舍？朝廷上不乏众多的贤臣，志士仁人理应惶恐战栗。况且听说宫内金盘重宝，多藏在皇亲国戚的内宅。殿堂舞伎婀娜多姿飘然如仙，舞衣轻扬薄如烟雾婆娑摇曳。貂鼠轻裘豪贵暖身，幽沉的萧管伴合着清雅的锦瑟。驼蹄八珍殷勤劝酒，霜橙香桔席间罗列。豪门贵族穷奢极欲酒肉腐臭，百姓冻死尸骨暴弃路边沟壑！荣华贫贱相隔咫尺而有天壤之别，触目惊心声吞气结。

车子转北接近泾水渭水，到了官家渡口又改道易辙。河上冰凌自西汹涌而下，极目远望高耸如山惊心动魄。仿佛崆峒山疾驰奔来，要把那天柱碰折。河上桥梁幸而未塌，桥身支柱却窸窸窣窣。过往行人相互攀扶，水急河宽，更无处可过。老妻借居在他乡异县，一家十口风雪隔绝。有谁能长久不加怀念？希望团聚一起共忍饥渴。进了家门先听到号咷哭声，原来幼子天亡死于饥饿。即使我抑止住难忍的悲痛，里巷四邻也为之流涕悲咽。作为父亲岂不感到羞愧，无食幼儿竟让他天折。谁料今秋庄稼已经收获，贫困之家仍不免遭受人祸。我身为官吏免交租税，兵差徭役亦被免豁。面对悲惨现状无限酸辛，黎民百姓更是难以生活。默思眼前平民丧失田园，又念远方戍卒转战旷野。悲忧交集与终南山齐高，千思万绪心事浩茫更难一一陈说！

【赏析一】

这篇被誉为“划时代长篇杰作”，是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天宝三年五月改“年”为“载”）十一月，由长安赴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探望妻小抵家后所作。

这时，杜甫已四十四岁，居长安十年之后，现趁着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管兵甲器杖八品小官）之机，从京都回奉先省亲。这首诗就是写他的旅途闻见及其返家后的景况、遭遇和感受，并从个人遭遇推及民众疾苦，以至国家前途。

这虽是旅途实录，但仍然以抒情述志为主，因此题为“咏怀”，而不写“纪行”；全诗正好一百句、五百字，故叫“咏怀五百字”。

这时（755）安禄山已经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举兵叛乱，但京都并不知晓，唐玄宗正偕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作乐。杜甫当然也不知道安禄山造反之事。但是，他作为一个具有锐利眼光的诗人，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重是已有预感的。大家读了全诗后，就可明白。

这是一个长篇，整整一百句，内容比较繁杂。现在通行本好多沿用古本不作分段，也有已经分了段落（如《唐诗选》等）。分段，一般都按照清人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的分法，即把全诗厘为三大段：首先，从咏怀叙起，作者自述大志；其次，记述自京赴奉先途次所见所感；最后，至奉先后，记叙家境，并以悯乱作结。有些注本，在具体划段时略有调整。

这个分法，看来还是较为切合作品原意，是比较科学的。我们就按照这条脉络来讲解作品。

第一段（“杜陵”至“愁绝”）：抒怀述志——写自己忧国恤民的生平怀抱

这一大段有三层意思：

一、正面述怀（“杜陵”——“激烈”）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这里的杜陵布衣和别处的少陵野老，都是杜甫自称之号。杜陵，在长安东南，秦时为杜县，汉时宣帝陵在此，故称“杜陵”。杜陵东南又有少陵，宣帝之许后葬此。杜甫的远祖晋人杜预，是京兆杜陵人，他自己在长安时也到这里居住过，故杜甫常自号曰：“杜陵布衣”“杜陵野客”和“少陵野老”等。布衣，指没有官职之人。

窃比稷契，窃比，私自比拟。稷（jì），相传为周人祖先，舜时农官，教民播种五谷。契（xiè），商代祖先，舜时为司徒。他们都是古代受尊敬爱国爱民的贤臣，“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杜甫自比稷，取义于此。

濩落，濩（huò），濩落，即瓠落，空廓无用，大而无当，形容自己无有成就。语出《庄子·逍遥游》：“以（大瓠）盛水浆，其壁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

觊豁，觊，希望；豁，达到。希望得到实现。

肠内热，犹言忧心如焚。《庄子·人间世》有云：“叶公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饮水，我其内热与？’”

这十二句诗的大意是：我是杜陵的一个普通百姓，年岁越大越变得笨拙了。我的志向是何等的傻呀，竟以古贤自比，想当个辅佐虞、舜治天下的稷和契。到头来成就甚小、落得个大而无用的下场，头发白了，还在勤苦地奔波。然而，只要一息尚存，我仍不放弃初志，希望理想得到实现。我整年地为百姓（即“黎元”）操心，他们的遭遇令人内心十分痛苦，忧心如焚。尽管招致一些人（同辈士人们）讥笑，但我志不变，而且更加昂扬地引吭高歌。

诗人要表达的壮志宏愿就是：“比稷契”“忧黎元”。前者表明政治理想，使天下长安久治，社会繁荣升平；后者表示自己对人民的态度是：时刻关怀百姓疾苦，同情人民不幸遭遇。

那么，诗人为什么又说自己的“大志”是“拙”，是“愚”呢？

其实，这里的所谓“拙”与“愚”，都是诗人愤激之辞。因为他已在长安这个京都度过了十年官场生涯，备尝辛酸，经受了不少打击后，才讲这些反语的。诗人这样用辞，不仅解气排愤，而且含蓄而有风趣。由于这不是“真心话”（非诗人之本意），所以，在下边诗句中就表示：虽然理想没有实现，但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至死不变。

从正面自述宏愿，是这一大段的头一层意思。以下转入第二层意思：

二、反面言志（“江海志”至“事干谒”）

在这些诗句中，作者仍然陈述自己的志趣，但变换了角度——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这里，主要说明诗人之所以不做浪迹江海的隐逸之士的原因。江海志，即放浪江海的志趣；送日月，度时光；舜尧君，借指唐玄宗；永诀，长别，此指避世隐居。这四句大意是：

自己并不是没有归隐江湖自在度日的愿望，只是因为遇上了像尧舜那样的好皇帝。所以，希望自己置身朝列，加以匡辅，而不忍离开朝廷去隐居。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说明诗人此志。

下边四句话是进一步申明上文“不忍永诀”的含意及原因的。它说——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荳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前二句是诗人用反语正说的方式，乍看似乎说了恭维话：当今朝廷人材济济，国家并不缺少如我这样的人。实际上是说，朝廷为什么不理解我的一片忠心？为什么竟把建造大厦的栋梁之材弃置不用？这里的廊庙具，廊庙，即朝廷；具，才具，人才。泛指国家栋梁之才。

后二句，诗人紧逼一层：不管你朝廷重用与否，我那像冬葵和豆藿的向阳本性（即“忠君”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夺，改变。这里诗句，似化用了曹植《求通亲亲表》中的句意。有句云：“苦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

接着四句，仍以反诘语气摆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现象，加以发挥和议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在此，诗人用“蝼蚁求穴”，比喻终日营求利禄的小人；又用“大鲸偃海”来喻舒展抱负，具有大志的人，两相对比，最后问自己（也是向人发问）：这两条人生道路，你走哪一条？为什么不走前一条而走后一条？后边这二句，诗人作了明白的答复——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这里的生理，即谋生道理；干谒，专走权贵之门，以谋利禄。这是说，诗人从蝼蚁与大鲸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旨趣中领悟到做人的道理，认识到人生的道路，应如大鲸，不应像蝼蚁。因此，前者虽然是多数，后者是少数，但仍以“但营私利者”为可耻，我是坚决不干的。这里，诗人用了一个很有深意的字眼：“独”。它表明了诗人是宁愿受冷漠，也不肯与当时“干谒”成风的世俗同流合污，表现了一种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

杜甫就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地陈明自己生平大志，显露了一种似乎是矛盾、不解而实际是统一、明晰的思想感情。这就是：“倾太阳”（忠君）和“忧黎元”（爱民），是诗人始终如一的用世之志，而对“隐居避世”和“但营利禄”的道路，是一向弃绝的。

这一大段的最后六句，是另一层意思——

三、抱志难伸（“兀兀”至“破愁绝”）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巢与由，传说中两位古代隐世高士。巢，指巢父；由，指许由。据《高士传》云：“巢父，尧时人，山居，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曰巢父。许由，槐里人也，尧欲让天下于由，不受而逃。由告巢父，巢父曰：‘何不隐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

沉饮，纵情饮酒。语出颜延之《五君咏》：“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

破愁绝，破，排除；愁绝，即极愁。有些版本用“颇”代“破”，似乎不妥。因为，杜甫在自己不少诗句上用过“破愁”之词。如：“愁破崖寺古”“愁破是今朝”和“益破旅愁凝”等等。如用“颇愁绝”，其语反稚。

这六句是说，既不甘愿像现在这样仆仆风尘、劳苦困顿地埋没自己，又不以巢由之行，易稷契之节，因为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巢由之高风，自然值得仰慕，然而既已自比稷契，就不可能再追从巢由。所以，用了“终愧”二字。现在是：能走的路不想走，想走的路又走不通。怎么办？那么，姑且用纵酒以再慰，放歌以破愁吧！这是诗人抱志难伸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的流露，并非他的真心本意。从杜甫一生的言行来看，他的确也没有走这条用“酒精浇愁愁更愁”的道路。

诗人用这开头一段为抒情主人公画了像——

诗人紧紧抓住一个“拙”字进行自我画像：他把自己一生匡时济世之志，通过正话反说、一腔九折的方法，层层转折地传达了出来，即六次言“拙”：

一拙——志大落空，却至死不逾；

二拙——为人取笑，他却浩歌激烈；

三拙——江海逍遥，却不忍遁世；

四拙——人皆“自求其穴”，自己独慕“偃溟大鲸”；

五拙——众人竞钻营，而已却“耻干谒”；

六拙——虽愧对巢由，终不肯易节。

他就是这样地否定了条条去路，而只守一途，即：“兼济”。于是，劳苦不能易其心；讽刺不能移其志；挫折不能更其节；潦倒，亦不能夺其性——一个积极用世，不计成败，一往无前的崇高形象矗立在人们面前。

诗篇写到这里，结束了诗人述志抒怀的内容，流露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似乎游移不居而难以捉摸。但由于诗人艺术手腕的高妙，或比或兴，时开时合，波澜起伏，排荡顿挫，使之叙述得错落有致，脉络清晰，并醒目而又自然地转入诗篇的第二部分内容，即——

第二段（“岁暮”至“不可越”）：旅途见闻

——形象地记述途中的闻见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

诗人从京都返家，走了六十里处经过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唐皇行宫华清池所在地，感慨万千。这段诗歌就是诗人这些感慨与见闻的实录。大体有如下四层意思——

一、首述骊山见闻（“岁暮”至“短褐”）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这十句集中描写了当时骊山一带的气候奇寒，行路艰难。这既是承上文的“忧怀”，又使风霜跋涉之苦同下文君臣享乐形成鲜明对照。它说：

年终时百草凋零，疾风劲吹，高高的土冈都冻裂了。天空中阴云迭迭，寒气极盛。这里的阴峥嵘，以峥嵘高峻阴云层迭之状，极言寒气浓重。诗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午夜登程（“客子”，系诗人自指）。在行进中，那繁霜严寒冻得手指僵直，连衣带都系结不起来。天微明时，到骊山的华清宫，唐皇下榻于此避寒。此地的隆冬早晨，雾气特别浓重，弥漫整个寒空，岩谷间的山路，踩一脚，滑一步，实在艰难异常。这里的蚩尤，传说他能造雾，这里作雾的代称。嵽嵲（diéniè），言山势高峻，此指骊山。

这种极端的凄苦气氛，正好衬托了华清宫中君臣们欢娱情景，使之成为鲜明的对照——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这六句是说，骊山温泉暖气蒸腾，大批皇宫禁卫军来来往往，武器相互碰撞得格格响。君臣们在宫中欢歌娱乐，乐声四播，震动寥廓天空。达官显贵们在温泉里泡澡，在骊山上设宴，参与的当然没有穿短衣的平民百姓。

这里补释几个词语：

瑶池，神话中西王母与周穆王游宴之地。此借指骊水温泉，暗示李、杨游幸之事。

郁律，雾气升涌的样子，此指池中暖气蒸腾。郭璞《江赋》有句云：“气滃渤以雾查，时郁律其如烟。”

殷胶葛，殷（yn），震动。胶葛，言空旷深远的样子。语本《汉书·司马相如传》，其中有句云：“张乐乎胶葛之寓。”颜师古注引郭璞曰：“言旷远深貌也”。此指乐声远播，四处荡漾。

长缨、短褐，前者，贵人常以“长缨”为饰物，借指贵人；后者，指粗布短衣，借为平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云：“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

这层文字，实写骊山见闻，主要是说君臣和宠妃们每逢岁暮都要赴华清宫温泉设宴歌舞，赐浴享乐。这样，就同前面一层文字一道，画出了华清宫内外的不同气氛的图景：宫外严寒萧索，宫内狂热欢娱。

这是诗人到骊山后的第一个印象。它艺术地生动再现了唐明皇自宠幸杨玉环后，沉缅酒色，不问国事的一段史实。

下边十句，是此段第二层意思——

二、讽当权赏赐之滥（“彤庭”与“战慄”）

诗人到达骊山后，所给予的第一个印象太强烈了，那种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立，禁不住要发一通议论。他写道——

彤庭所分帛，本是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

这十句诗，前四叙事，后六讬讽。前四句说，朝廷赏赐给群臣们的布帛，本来都出自贫寒女子们的辛勤劳动。这些财富经过横征暴敛，聚集到统治者手里，四面八方都向京都集中。据《资治通鉴》载（大意）：天宝八载，杨国忠建议，将各地租税一律变为“轻货”（即绢帛），输送京城。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土、毫无节制地滥赏贵宠之家。彤廷，即朝廷。彤，朱红色。因宫殿楹柱均用朱红涂饰，故称。此处城阙，即指京都。

后六句说，皇帝赏赐群臣，无非是要他们安邦定国；如果做臣子的忽视这个基本道理（即“至理”），只知享受而不知报国，那么，皇帝岂不是白白丢掉了这些财物吗？那些存有仁义之心的朝臣，是应当感到怵目惊心的。此处的圣人，称皇帝的习惯语，并非常说的“圣贤之人”。筐篚（fi），都是盛物的竹器，方者曰筐，圆者曰篚。邦国活，使国家生存、发展，即强盛。多士，指朝廷众多的士大夫。

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指出：“……此以责臣者讽君也。”这个见解不错，诗人确就“帝分绢帛”之事顺便发一点议论。而其实，它直承上段文字，进一步正面指斥统治者的剥削与享乐的恶行。明里是谴责群臣，暗中实则讽刺皇帝滥赏。

有人认为，杜甫在这里是“美化李隆基，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臣子不好”。（见武大《新选唐诗三百首》）这种解说，似乎有违诗人本意，是一种曲解式误会。因此，清人仇兆鳌在注杜诗时恐为人所误解，特此标明：“上四叙事，下六讬讽”。并引罗大经语曰：“此段所云，即‘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之意。”

接着，诗篇进入此大段的第三层意思——

三、又刺后戚之奢（“况闻”至“再述”）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这里的八句诗，具体描绘了当时唐皇后妃和皇亲国戚们的生活奢豪景况。

前二句说，朝廷里积聚的珍珠宝物，现在都转移到卫青、霍去病等外戚们手中。这是字面上的意思，实际诗人是用“咏史”手法，以汉说唐，实指杨玉环兄妹一家。这里所说的内金盘，即内府金盘。内，大内，宫廷府库。乐史《杨太真外传》：“（玄宗）又赐虢国（夫人）照夜玑，秦国（夫人）七叶冠，（杨）国忠鏁子帐，盖稀代之珍。其恩宠如此。”

下边六句写的是豪华的宴会场景：堂上香烟缭绕，烟雾迷离，玉质水肌的歌女们，宛如天仙翩翩起舞。客人们都穿着暖和的锦衣裘袄，场上弦管齐鸣，丝竹并奏，乐声清雅悦耳。这里的悲管，是指激越感人的管乐；逐，伴随；清瑟，清雅悦耳的瑟曲。于席间，主人还频频劝请来宾们品尝名贵的“驼蹄羹”，以及北方难得的甜橙和香橘。驼蹄羹，是当时长安最名贵的佳肴，以骆驼蹄为料做成的名羹。霜橙香橘，原产于南方，远途运往长安，极为珍贵。

这些描写，并非杜甫当时亲睹，而是积长安十年之居的闻见而提炼的生活场景，是一种想象，并非写实。接下去的四句，却高度概括了当时国奢民困、阶级对立生动现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是说，权贵豪们家里酒败肉臭，而门外道路上却有冻馁而死的饿殍；谁料豪门与道路只一墙之隔，却有霄壤之别，实在令人难受，不能再述下去了。

这一层文字中缀有若干警策诗句，特别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言，更是高度精辟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包括一切剥削社会）中所存在的尖锐的贫富对立、贵贱对立，及其阶级对立。据史书记载（详见范文澜《通史》），贵戚们经常给唐明皇进食，每次进献数十盘，每盘价值相当于一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每次进食，都得先经宫廷“检校进食使”评定优劣，实为豪华竞赛。杜甫此诗所写，虽非目睹实录，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可是，广大民众的生活又如何呢？

据《西京杂记》载：“元封二年，出现大寒，雪深五尺，三辅人民冻死十有二、三。”这就是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的客观根据。所以，诗人以满腔悲愤，以无比同情之心写下了上述感人至深的诗句。

下边接着写了这次旅途见闻中的最后一层意思：

四、记过渭水的仓皇情状（“北辕”至“不可越”）

这一层有十句诗——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这段文字的前六句主要写泾、渭二河，水势汹涌。它说，驾了车北行，靠近了泾水和渭水，官府设置的渡口，已改变了地方。河沿津渡，因水势不定，故迁徙无常。北辕，即车辕向北，意即北行。杜甫此次旅行线路是，由长安东经昭应（今临潼），又经昭应北渡泾渭到奉先。

“群水”四句说：极目望去，从陇西奔腾而来的大水，汹涌如山，水势汹猛异常。泾渭两水都发源于陇西，大约来自崆峒山脉吧；那汹汹水势，大有地崩天塌之感。崒兀（zúwù），本指山之高峻，此形容水势汹涌。天柱折，典出《列子·汤问》：“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这里，借以形容惊天动地的巨流猛水。也许还存有一点隐喻王朝倾覆的用意。

“河梁”四句说，幸好河上的桥梁还未冲毁，而那桥柱交木却因剧烈摇动而发出“希苏”之声。行路的旅人们都相互牵扶而过桥，河面宽阔，如果没有这座桥，实在难以穿越泾渭之水。梁，桥；坼，断裂；枝撑，桥的木柱。窸窣（xs），象声词，唐人口语，形容桥柱摇动发生的声音。

这里十句诗，说了两件事：前说泾渭水势汹涌，后说过河桥之艰危。表面上是记实，实际在咏怀。诗人为何用这种夸张手法来描写实际上并不那么汹涌的泾渭二水呢？原是有意为之，是借景抒怀，托兴其中。因为杜甫这时已经看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看到了外戚专权和边将的异志；还看到了唐玄宗一伙的腐败和没落，社会正孕育着一触即发的一场大动乱。因此，他以诗人的极度敏感向社会发出惊呼——“恐触天柱折”：唐王朝危在旦夕！“安史之乱”的事实，完全证实杜甫预感的正确。当诗人在不知情下挥毫赋此《咏怀诗》时，安禄山正竖起叛旗，向京都长安进发！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

若干版本的“选本”（包括金启华的《读本》、《唐诗选》等），在分段时，都将这层文字划到第三大段之首，实为不妥。因为：第三大段主要写抵家后的情况，而这一节仍是记叙旅途见闻；过骊山，渡渭水，是“旅途”这个整体的有机部分，怎可割弃？在表现手法上，这第二大段的几层文字，都是先叙后议，或夹叙夹议的方式，借形象手段来抒怀来议论的，前后几层意思，一脉相通。因此，将它并入第二段，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三段（“老妻”至篇末）：伤己忧人——写抵家后情景，并从自身遭遇推及国家前途

这一大段不太长，主要说二层意思，即——

一、叙家人贫困景况（“老妻”至“仓卒”）

诗人经过旅途惊险困顿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奉先家属所居之地，久久期待的返家团聚的心愿实现了，本应当很高兴的，可是，遇上的却是贫困境况和丧子之哀。请看：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老妻”四句是说，老妻杨氏寄居在奉先县客地，全家人都为风雨所隔阻。自己身在长安，却寄家属于奉先，两地实难兼顾；希望这次返家团聚，情愿共受艰苦生活。寄异县，即指寄居于奉先县。杜甫客居长安期间，曾一度移家同住，后因生活困难，又把妻儿送奉先寄居。其县令姓杨，可能是妻之同族。十口，不是确指，泛言全家。共饥渴，意即共度艰苦生活。

“入门”四句，紧承上文，说自己一进家门，就听到了放声大哭，原来，幼子已经饿死了。对此，即使自己想忍住这场悲痛，但邻居们见此情景，也不能不掩面而泣。号咷（háotáo），放声大哭；呜咽，低声哭泣。这里诗人采取假设和衬托手法，从反面与侧面着笔，把丧子之哀，加以深沉的描写，感人至深。

“所愧”四句，是说杜甫认为所感惭愧的是我这个当父亲的人，竟然因没得食而使孩子早死。谁能想到在秋收之后，竟然贫苦人家还发生饿死人的意外事故。夭折，古代凡未成年的幼童、少年，以至青年的死亡，均称“夭折”，即短命、早死。登，成熟、收割。贫窭（jù），贫穷。仓卒，卒同“猝”，急遽，引申为意外事故。

诗人就“幼子无食而亡”一事表示了深切哀痛，同时，又由一家之苦难推及社会，于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秋收刚过，贫困人家却饿死了人。这是什么原因？杜甫家世代为官，自己现在也算是一个小京官（八品），享有免租免役特权，却也免不了“饿死”的悲惨命运，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于是，诗人进一步想到了——诗歌进入最后一层意思：

二、抒对时局的深切忧怀（“生常”至篇末）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这八句诗，含意并不深奥，但其中有几个疑难之词，得先作些诠释——

隶征伐，隶，属；征伐，被征召服兵役。“名不隶征伐”，是说兵役册上无名。按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凡官僚家庭都享有免租税和免兵役的特权。

抚迹，往复思量往事，此指子夭之事。抚，循抚；迹，生活经历。

平人，平民。避帝讳改字，唐太宗李世民，因改“民”为“人”。骚屑，纷扰不安本指风声。刘向《九叹》有句云：“风骚屑以摇木兮”。引申为动荡不安之意。

澒洞（亦作洪洞、鸿洞、洚洞，hòngtóng哄、仝），弥漫无边。语本贾谊《旱云赋》：“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仇兆鳌注杜诗云：“则澒洞，乃水势汹涌之貌。此承‘忧端’来，是忧思烦懑之意。”（详见《杜少陵集详注》）

这层文字的大意是说——

自己向来是可得免税的人，名字也属于免服兵役之列。追想自己幼子饿死，甚感辛酸悲伤，至于老百姓更是终日纷扰不安。又默想起失去产业的人们（包括农民），联想到远离故土去守边的士兵，想到这一切，我心里愁绪迭起，就像终南山那样高，也像浩茫无边的滔滔洪水那样不可收拾，不可阻遏！

这一大段文字，层次分明，触及问题既深又广。它从小见大，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以至及国，层层递进：先是身为人父而不能活其子，已见社会危机之一斑；又以秋收季节却路有饿殍，每值饥馑年岁，甚惨状更不待言；有蠲免租税兵役之特权者，家人犹难免饿死，广大无权平民（包括那些“失业徒”“远戍卒”）岂不更加纷扰难安，甚至屍填沟壑？或者难以谋生铤而走险？这种社会危机四伏，不能不使诗人“忧黎元”之苦，忧“邦国活”，忧“天柱折”了；也难怪诗人要“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了！

这个结尾，既深刻又含蓄，蕴藏有不尽之意，实在令人深思。

【赏析二】

《赴奉先咏怀》这首长诗，是诗人客居长安十年痛苦生活的总结，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度。它与《丽人行》、《兵车行》等新题乐府，同为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方向奠定了基础。它的最主要成就和特色是：

一、发展了我国咏怀诗的体制，成为一首“浑涵汪茫”的“诗史”

此诗不论在内容的丰腴，含意的深邃，诗情的激荡和体制的宏大等各个方面，都大大发展了阮籍、庾信等人的“咏怀诗”体制。它以言志为主体，兼采叙事抒情等因素，成为情、事、理三位一体的完美长篇。诗歌环绕“比稷契”“忧黎元”这个核心，顺着“自京赴奉先旅途纪行”这条脉胳，放怀抒情述志。其中有两点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十分深刻的。

第一、诗篇为人们描绘了两幅惊心动魄的画图。一幅是上层统治者的“享乐图”。诗人巧妙地运用正史、野史中的一些史实，以“赐浴”“分帛”和“华宴”三件事例和细节，用酣畅笔墨绘制了“君臣同浴图”“贵戚欢宴图”。看了不禁令人发指，也催人深思。

另一幅是悲惨世界的“血泪图”。诗人同时也运用其所闻、所见、所历的各种材料，以同样酣畅笔墨，描绘了官府的聚敛，“寒女”的血泪，“失业徒”的酸辛，“远戍卒”的骚屑，幼子夭折、家人号眺和里巷呜咽，以及荒郊道旁的“冻死骨”等等为内容的、一幅幅悲惨世界的血泪图。

诗篇中的那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个大字，就是两幅画图的高度浓缩，是诗人长期观察、对照了现实两极世界之后，所发出的悲愤的呼喊！当然，也是诗人对于盛唐后期社会虚假繁荣背后的严重阶级对立——这一社会实质的哲理思考，诗人通过诗歌语言表达了出来，告示了社会。其重大意义，当不待言。

第二、向人们预示了一场大灾难即将到来的重大消息。诗人以锐利的目光观察社会现象，获得了社会即将发生变动的信息，并将此信息通过自己的诗歌透露出来。且看诗歌报导了哪些信号？

“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给人以风暴即将来临的先兆。

“蚩尤塞寒空”与“乐动殷胶葛”——这两种对立的气氛，也给以“干戈将起”的险象的预示；

“群水从西下”“恐触天柱折”，以及“枝撑声窸窣”等句——更是告知人们李唐王朝摇摇欲坠、危在旦夕的严重象征。

不久到来的事实，正证明了诗人预兆的正确。当杜甫写完这篇诗时，就听到了“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了，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一蹶不振。

此诗具有如此重要内容，被誉为“诗史”，当然受之无愧。它同杜甫稍后完成另一首叙事长诗《北征》，一并成为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真实状况的伟大史诗。以此为起点，奠定了杜甫诗歌的方向，一直指引着后来完成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的、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杜诗的现实主义达到了高峰。

二、此诗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何谓“沉郁顿挫”呢？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第一、什么叫“沉郁”？沉郁就是忧愤深广，感情凝重而含蓄。对于杜诗的这个特色，似乎并不难理解。诗人那种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对生活的深切体悟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读了诗歌就会明白、首肯。但是，它不是张口见喉咙的“直说”，而常常是用“对比法”“譬喻法”或“象征法”来加以表达的。何以如此呢？因为：

对比的运用，突出了矛盾的尖锐性和诗人忧愤的深广度。比如：大鲸与蝼蚁，稷契节与江海志，诗人的“愚拙”与“同学翁”的讥笑，君臣欢娱与寒女鞭挞，“酒肉臭”与“冻死骨”，以及免租役的自己与“平人”“失业徒”“远戍卒”，等等一系列的鲜明对照，都是诗歌“沉郁”风格的体现与显豁。

譬喻与象征的运用，又使诗歌诗情的含蓄和底蕴的丰厚度，得以大大加强。比如，诗中出现的葵藿、蝼蚁、大鲸、瑶池、终南、澒洞、群水、天柱、河梁和卫霍、蚩尤等各种形象，均富有比喻义和象征性，也有利于“沉郁”风格的更好的呈现。

第二、“顿挫”，是杜诗风格的另一侧面。这主要是指诗歌韵致和风味的曲折变化。其表现有三：

章法上的“顿挫”。它以“忧”字为核心，采取事、情、议三位一体手法，来倾心吟咏自己生平之怀，吟咏当前与未来之怀，使诗歌紧扣“咏怀”之主体。比如：

首段纯用抒情议论，围绕一个“拙”字，千回百折，极用反复咏叹之致；中段，又以写景叙事为主，沿着旅途纪行之脉络，由实到虚，又由虚返实，重点描绘几幅画图，用了铺陈排比法；末段，由泾渭群水而生出“天柱折”之忧，又由幼子夭折联系到“平人骚屑”之想，用抒情与叙事结合法，由己及国，由国而家，又由家而天下，波浪迭起式的层层地推进，造成了一种往复回旋的优美章法。

韵律上的“顿挫”。全诗五百字、一百韵，全押仄声“屑、曷、月、黠、质、物”等六个韵部，而且全是古音入声韵。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使声情与辞情相一致。入声短促，正合表达诗歌激烈峭拔、沉痛郁结的感情。一般地说，诗歌每至换韵处，即是感情和意念转折的地方。换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诗歌在转折中显出顿挫，造成曲折多变的音节美。

语言上的“顿挫”。全诗以奇句为主，兼用偶句，并且适时地运用了各种对偶句法。如：“赐浴皆长缨”二句的反面对；“暖客”四句的扇面对；“瑶池”二句、“生常”二句和“默思”二句等，均为流水对；还有当句对，悲管对清瑟、霜橙对香橘等等。诗中又用了各种句式：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等。这些都构成了一种腾挪跌宕和回肠荡气的顿挫的文气。

总之，诗歌的含蓄凝重的方式，忧国忧时恤民的感情，诗歌波澜起伏的音响和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正与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相协调，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三、此诗另一个重要特色：强烈的“忠君”观念

怎样捕捉事物的特点？在绘画中有一个体验，当你见到一个客观事物时，大凡首先映入眼帘的部分，总是印象最深刻、记忆最清晰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事物的特点。如果借用此法来分析诗歌特色，那么这首长篇咏怀诗，除了前边已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个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诗篇充溢着“忠君”思想。对此，古人早已指出过。清人卢世漼曾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

评论者从效果角度点明此诗在思想上一个重要内容：忠。至于忠于谁？忠于君王？忠于国家？还是忠于人民？他没有明说。但我们检视作品，作者有一个“忠君”观念，是无疑义的。这可从诗中得到证实，不但有，而且相当浓厚。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忠君思想，而在于对“忠君”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不少人认为这是杜诗中的“糟粕”，应当清除的对象。也有人认为，对封建士大夫的忠君思想，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因为，他们的忠君与爱国，往往交织在一起。比如说，在国家民族危亡时，两者是一致的；在君王妥协，甚至卖国投降时，两者有矛盾，但在直谏、匡正的意义上，却还是可以统一的。至于在特定条件下（如在亡国之后），忠君或怀念故君，实际上它成了一种爱国或反抗民族压迫的表现形式。

由上可见，杜甫那种忧国伤时，直言敢谏、大胆揭露的精神，既是忠君观念的表现，又是爱国行为的反映，确是两者统一的产物。当然，有些属于“愚忠”的行为，对最高统治者进行无原则的美化和顺从，那是不足取的。要看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不要苛求于古人。历代爱国诗人和作家，以及若干民族英雄，大都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也是那时的一些“忠臣”。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对待，是很有意义的。

【赏析三】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712），死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一生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李白并称、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为界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长诗的出现，就是由前期转向后期的显明标志，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现实，也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主导思想。

杜甫的远祖杜预，是西晋王朝的名将，精通儒家经典，自谓“有《左传》癖”，著有《春秋长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祖父杜审言，武则天时做过膳部员外郎，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县令。杜甫自己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说：“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可以看出，他出身于一个有着儒学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也是以此自豪的。

杜甫青壮年时期，读书游历，过着“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正因为比较“快意”，所以尽管南游吴越，北游齐赵梁宋，跑了许多地方，却浮在社会的上层，没有深入人民生活，因而未能写出比较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

累代“奉儒守官”，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自然要走“学而优则仕”，以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道路。所以他“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天宝五年，来到唐王朝的京城长安，想通过考试进入仕途。他毫不掩饰地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事与愿违，“要路”难登。天宝六年，唐玄宗“诏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到长安应试。杜甫抱着极大的希望参加了这次考试，满以为凭着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的才学，从此可以脱颖而出，青云直上。不料主持这次考试的李林甫堵塞贤路，搞了个大骗局：连一个人也没有录取，却给唐玄宗上表贺喜，说什么“野无遗贤”。意思是：像我李林甫这样的宝贝早被求贤若渴的皇帝陛下一个不漏地弄到朝廷里来了，剩下的都是些大草包，不堪入选。这件事，使杜甫认识到被权奸李林甫之流把持着的朝政是多么黑暗！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一诗里愤慨地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时候，杜甫的家庭早已没落，他困处长安，不但不能“立登要路”，而且“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连生活也难于维持。到了后来，“长安苦寒谁最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简直贫困到挨饿受冻的地步了！加上疾病的折磨，把当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杜甫，弄得“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就这样，他从社会的上层跌落下来，逐渐接触了人民的苦难，看到了“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的社会矛盾，思想感情也跟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杜甫在长安困处十年，直到天宝十四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的官儿，其职务是“掌武官簿书”，这对他的“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而且，上任不久，就感到这个小小官儿还不好做，必须趋炎附势，才能混下去。而这又不是他的特长，于是决意不干了，写了一篇《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梁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蓝田山有的是玉，但那东西究竟不能吃。所以他并没有到蓝田去，而是在这年十一月，跑到奉先县（今陕西省蒲城县）去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子，并写出著名的长篇五言古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篇长诗可分三大段。从开头到“放歌破愁绝”是第一段，紧扣题中的“京”字，咏的是赴奉先县之前，多年来“许身稷契”“致君尧舜”的壮怀。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是第二段，叙“赴奉先县”的经历，咏的是旅途中的感怀。从“北辕就泾渭”至结尾是第三段，写到家以后的感受，咏的是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忧怀。

先看第一段。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两句冒下，接着写“拙”的内容。当杜甫浮在社会上层之时，已有“所历厌机巧”的感慨。而“拙”正是与“机巧”对立的。所以这里的“拙”，原是愤激之词，是对于“机巧”的批判。“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正是“拙”的具体表现，因而自然引起了“同学翁”的耻笑。而他自己呢，尽管“取笑同学翁”，却“浩歌弥激烈”。你越耻笑，我越不肯放弃“自比稷契”的政治抱负；虽然“白首契阔”，穷愁潦倒，也是心甘情愿的。“同学”后加一“翁”字，外示尊敬，实含讽刺。作者在另一首诗里写过：“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人家正因为不“拙”不“愚”，善弄“机巧”，所以都早已官高爵显，衣轻乘肥，安得不尊之为“翁”！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两联一纵一收，与前面的“盖棺事则已……”呼应：朝廷既不用我，我满可以放浪江湖，悠闲自在地消磨岁月；然而好容易碰上了唐玄宗这么个在开元时期曾经一度“励精图治”的“尧舜之君”，可以辅佐他实现我的拯救“黎元”的“稷契之志”，怎忍丢下他不管呢！“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又一开一合：朝廷里充满了栋梁之材，难道还缺少我这块料？只是我对皇帝的忠诚出于天性，怎能使葵和藿的叶子不倾向太阳呢！“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以下，又是几番转折，几番吞吐，批判了只顾私利的蝼蚁之辈，感慨于自己由于“独耻干谒”而“误”了“生理”，归结到“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又回到对于“稷契之志”的坚持上。“此志”既不能实现，又不肯放弃，就只好“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借作诗饮酒，排除内心的忧思愤懑了。

关于“葵藿倾太阳”，《杜诗散绎》译为“向日葵生来就是随着太阳转的”，有的注本也把“葵”解为向日葵，不恰当。向日葵一名西番葵，一年生草本，原产美洲，十七世纪，我国才从南洋引进，杜甫怎会见到？杜甫所说的“葵”系锦葵科宿根草本，《花镜》说它“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藿”，指豆叶，也向阳。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杜甫的这句诗，实取义于此，既表现自己“倾太阳”的忠诚，也包含“太阳不为之回光”却仍然希望其“回光”的复杂内容，与上文“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和下文“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有内在的联系。而希望太阳回光，又是为了实现稷契之志。

这一段，抑扬顿挫，千回百折，表现了作者因“稷契之志”无法实现而引起的内心矛盾，“拙”“愚”“取笑”“独耻”“忍为”等词，充满了愤激之情。对当时的统治者虽没有正面揭露，但意在言外。说自己因“愚”“拙”而“居然成濩落”“取笑同学翁”，则“同学翁”因“机巧”而爬上去，自不待言。说自己“独耻事干谒”，则不以“干谒”为耻的，自然大有人在，也不待言。至于称唐玄宗为“尧舜君”，称李林甫、杨国忠之流为“廊庙具”，也不是真心赞扬。那“尧舜君”“廊庙具”究竟是什么货色，作者在第二段里作了相当生动的描写。

且看第二段。

前六句写从长安出发的情景。天寒岁暮，百草凋零，天衢阴森，疾风怒吼，作者就在这阴森冷酷的黑夜里从唐王朝的京城出发了。“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一路上，真把这位“敝衣百结”的“寒儒”冻得够呛！这六句，并非单纯写景，而含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在结构上，既反衬下面的“瑶池气郁律……”，又正映下面的“路有冻死骨”。以下“凌晨过骊山”至“霜橙压香橘”二十八句，写路经骊山时的所见所闻。按《唐书》记载：唐玄宗每年十月率领贵妃宠臣到骊山华清宫“避寒”。杜甫路过骊山之时，他们正在那里寻欢作乐：温泉之上，热气蒸腾，乐声大作，响彻天际。在羽林军的森严护卫下，有的在温泉里洗浴，有的在筵席上大嚼。那位“尧舜君”看见他的臣妾洗得漂亮、吃得肥胖，不禁龙颜大悦，赐以大量金帛。“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的杜甫怵目惊心，感慨万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彤庭”“寒女”对比鲜明；“鞭挞”“聚敛”，揭露无余。这里的“多士”，也就是第一段里的“廊庙具”；这里的“圣人”，也正是第一段里的“尧舜君”。作者在措词上，着重指斥“多士”，而为“圣人”开脱；然而事实明摆在那里，“君臣留欢娱”，“赐浴皆长缨”，究竟是谁在“留”谁在“赐”呢？不正是那位“圣人”自己吗！那么，谁在默许“鞭挞”谁在纵容“聚敛”，也就昭然若揭了！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圣人’四句，言厚赐诸臣，望其活国，如共佚豫，便同弃掷矣。此以责臣者，讽君也。”这看法相当中肯。以下八句，又从所见联想到所闻，矛头直指唐玄宗的舅子杨国忠和姨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足羹，霜橙压香橘。”皇宫里的金盘都跑到外戚家里去了，大概也是“望其活国”吧！然而外戚的表现又如何呢？“中堂舞神仙”以下六句，对他们的骄奢淫逸作了无情的揭露；然后概括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写出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交互见义。上句以吃概穿，下句以穿概吃。“酒肉臭”，绫罗绸缎也必然堆积如山；穷得没衣穿以至“冻死”，饭也必然吃不饱。《岁宴行》里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也是这种写法。“朱门”，包括普天下的朱门；“路”，也包括普天下的路，具有普遍性。但这又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在这里，“朱门”首先是前面所写的朱门，“路”也首先是作者这时所走的路。那“冻死骨”，正躺在作者前面。宫墙内外，咫尺之隔，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于是诗人以“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束上启下，继续走他的“路”，十分自然地过渡到第三段。

再看第三段。

从“北辕就泾渭”到“川广不可越”十句，写从骊山向北渡河奔赴奉先的艰苦旅程。“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等句，是写眼前景，也象征时局的不安、险象环生。王嗣奭说：“‘天柱折’乃隐语，忧国家将覆也。”这说法颇有见地。接着的四句点明此行的目的：“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二十字凄怆动人。老妻弱子，寄居异县，自己流寓长安，残杯冷炙，哪有余钱接济他们！这次探家，也没有携金带银（囊中只有“餐玉法”），只想和他们同饥共寒，作精神上的安慰罢了。然而可悲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想和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同挨饿受冻，也已经不可能了！“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和《羌村三首》中的“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写法相似。“里巷”之所以“呜咽”，大概也由于他们有饿死孩子的遭遇吧！“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中的“贫窭”是指自己，也包括那些“呜咽”的邻人，包括普天下所有的穷人。秋禾丰收，穷人仍不免饿死，那么粮食到哪儿去了呢？回顾第二段所写的“聚敛贡城阙”等等，这问题就用不着再作回答了。结尾八句，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出身官僚家庭的杜甫享有免交租税、免服兵役的特权，总比平民百姓的日子好过些，然而还不免有饿死孩子的“酸辛”，那么负担租税、兵役的老百姓们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在结构上，又与第二段“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呼应。“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由“平人固骚屑”扩展开来，默思那些“失业徒”和“远戍卒”怎样活下去。“失业徒”，是被繁重的租税逼得倾家荡产的平民，统治者的“鞭挞”“聚敛”不断进行，“失业徒”的队伍也就不断扩大。“远戍卒”的灾难尤其深重：“明皇时则尤苦戍边。”“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广大人民有的已冻饿而死，活着的也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位“尧舜君”和他的“廊庙具”，却正在华清宫避寒，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人民的血汗。诗人回顾出京以来所见所闻所遭所想，真感到了唐王朝的岌岌可危，而又徒唤奈何；于是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结束全篇。

“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这是贯串全诗的主线，也是杜甫的主导思想。杜甫夸耀他的“奉儒守官”的家世，以“儒者”自居，他的理想，正是儒家的仁政主义。儒家的仁政主义，是以“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性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孟子曾说：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将要掉进井里去，必然会产生“恻隐之心”赶上去抢救他。这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正是“仁之端也”。所以，不管什么阶级的人，都可以成为“仁者”，都可以爱一切人。他提出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和“教民稼穑”的后稷，称赞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杜甫完全接受了孟子的这些思想。“窃比稷与契”，实际是“窃比禹与稷”，不说禹而说契，是为了押韵的缘故。“许身”禹稷，就是要立志拯救天下的饥溺，使天下大治；而放眼一看，普天下的老百姓正处于饥溺之中，所以自然要为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担忧，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了。

儒家的仁政主义，是要通过“君”来实现的，所以杜甫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君”上。“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当然表现了他的忠君思想。但当时的“君”，却越来越使他失望。杜甫在写于这篇《咏怀》之前的《奉赠韦左丞丈》中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说：由于唐玄宗并不是“尧舜之君”，因而天下风俗不淳，他之所以要“立登要路”，正是为了把唐玄宗辅佐成“尧舜之君”，实行仁政，从而使天下风俗淳厚起来。在这篇《咏怀》中，尽管称唐玄宗为“尧舜君”，并且用“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替他辩解，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御榻在嵽嵲”，这是说他率领臣子在骊山游幸；以下所写的骄奢淫逸生活，都是他带的头。杜甫在另一首诗里说过：“天王行俭德，俊乂始盈庭。”正是说有什么君，就有什么臣，因而“责臣”，也正是“讽君”。

儒家是主张实行仁政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朝累代的封建统治者大都唱着“仁民爱物”“爱民如子”之类的高调，但在实际上则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杜甫却真心相信那一套，一心想“致君尧舜”，实行“仁政”，“仁民爱物”，因而困居长安，累碰钉子。他看得很清楚，杨国忠、李林甫之流的大小官僚，都不是在“致君尧舜”，而是在致君桀纣，没有一个是“忧黎元”的。唐玄宗本人也并不想行“仁政”。这样，杜甫的理想和当时的现实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激起了内心的苦闷。在《咏怀》之前，已有“有儒愁饿死”“儒冠多误身”，“儒术于我何有哉”的感慨。到了后来，则自我解嘲，说他是“乾坤一腐儒”。在这篇《咏怀》的第一段里，又说自己“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取笑同学翁”。这一切，都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和现实不相容而产生的矛盾心情。

与杜甫同时的诗人元结写过这么一首诗：“往年在瀼滨，瀼人皆忘情。今来游瀼乡，瀼人见我惊。我心与瀼人，岂有辱与荣？瀼人异其心，应为我冠缨？昔贤恶如此，所以辞公卿。”这诗很能说明问题。元结未做官时到瀼溪去，那里的人民对他很亲切。后来做了官，再到瀼溪去，人民望见他佩带“冠缨”，官气十足，都吓跑了。杜甫从小受儒家教育，早已接受了“仁民爱物”的仁政思想。但当他三次“壮游”，浮在社会上层，过着“放荡”“清狂”生活的时候，并没有从仁爱的观念出发，写出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鸿篇巨制。直到十年困居长安，仕途失意，生计维艰，饥寒交迫，从而思考了许多问题，才逐渐认识到朝政的黑暗，逐渐看到人民的苦难，逐渐把他的笔触伸入广阔的现实。这篇《咏怀五百字》，乃是他十年困居长安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思考的总结，不论就杜甫自己的创作生涯说，还是就我国五言古诗的发展历史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题中标出“自京赴奉先县”，说明这篇诗具有“纪行”性质，不能不运用叙事和写景手法；题中标出“咏怀”，说明这篇诗的重点是倾吐怀抱，不能不运用抒情和议论手法。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这个别开生面的题目，又要求在写法上别开生面，熔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读完全诗，就知道作者正是这样做了的，而且做得很出色。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纪”什么“行”“咏”什么“怀”。如果咏的是与祖国、与人民无关的个人哀乐，纪的是毫无社会意义的身边琐事，即使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也不能保证所写的就是划时代的杰作。

作者先从“咏怀”入手，抒发了许身稷契、致君泽民的崇高理想竟然“取笑”于时、无法实现的愤懑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火一样的激情，其爱祖国、爱人民的胸怀跃然纸上。而正因为“穷年忧黎元”，所以尽管“取笑”于时，而稷契之志仍不肯放弃，这自然就把个人的不幸、人民的苦难和统治者的腐朽、唐王朝的危机联系起来了。而这种“咏怀”的特定内容，自然决定了“纪行”的特定内容；“纪行”的内容，又扩大和深化了“咏怀”的内容。

“纪行”有两个重点：一是写唐明皇及其权臣、宠妃在华清宫内的骄奢荒淫生活，二是写到家后孩子已被饿死的惨象，都具有高度典型性，而写法又各有特点。

华清宫内的一切，宫外的行路人无法看见，因而其叙述、描写，全借助于艺术想像和典型概括。这种出于艺术想像和典型概括的大段文字如果处理失当，就难免与“纪行”游离，成为全篇的赘疣。杜甫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既通过艺术想像和典型概括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又与前段的“咏怀”一脉相承，构成了“纪行”的主要内容。在前段，他已经提到了“当今”的“尧舜君”和“廊庙具”。而“黎元”的处境之所以使他“忧”使他“叹息”，就和这“尧舜君”“廊庙具”有关；他拯救“黎元”的稷契之志之所以无法实现，也和这“尧舜君”“廊庙具”有关；他渴望实现稷契之志，百折不挠，又决定了他对“尧舜君”和“廊庙具”始终抱有幻想。所以当他“凌晨过骊山”之时，望见“羽林相摩戛”，听见“乐动殷胶葛”，那“尧舜君”与“廊庙具”在华清宫寻欢作乐的许多传闻就立刻在“比稷契”的思想火花和“忧黎元”的感情热流里同自己对于民间疾苦的体验联结起来，化为形形色色的画面，浮现于脑海，倾注于笔端，形成这一段不朽的文字。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未离开“纪行”的主线。

如果说写华清宫的一段，其特点是由所见联想到所闻所感，从而驰骋艺术想像、进行典型概括，那么写奉先家中的一段，其特点则是实写眼前情景，而这些眼前情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这两段写法上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性。共同性在于就亲眼所见叙事、写景的文字都不多，更多的是抒情和议论。这是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这个独创性的题目相适应的。仇注引胡夏客曰：“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又曰：“《赴奉先咏怀》，全篇议论，杂以叙事。《北征》则全篇叙事，杂以议论。盖曰‘咏怀’，自应以议论为主；曰‘北征’，自应以叙事为主也。”这看法相当中肯。然而以“五百字”的宏大篇幅竟然“全篇议论”；用于叙事、写景者“不过数十字”，这是找不到先例的。这种独创性，胡夏客却没有指出。

关于可不可以、需不需要“以议论为诗”的问题，长期以来颇有争论。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在《沧浪诗话》中对宋代诗人“以议论为诗”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明代的屠隆在《文论》里也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把“以诗议论”独归宋人，并以此否定宋诗，这意见很有普遍性，但并不恰当。清初的杰出诗论家叶燮在其论诗专著《原诗》中指出了这一点：

从来论诗者大约申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叶氏指出《三百篇》中就有议论，杜甫《赴奉先县咏怀》等篇“议论尤多”，这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抽象的、干巴巴的议论并不能构成动人的诗章。以抽象的、干巴巴的议论为诗，那是必须反对的。杜甫的《咏怀五百字》议论尤多，但并不是冷冰冰地、空空洞洞地发议论，而是带着“比稷契”的崇高理想和“忧黎元”的火热激情，对身历目睹、怵目惊心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思维和审美评价。所以，那议论饱和着生活的血肉，洋溢着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慨叹、谴责与控诉。是议论，也是抒情。或者说，是抒情性的议论。而这饱和着生活血肉的抒情性的议论，又和叙事、写景密不可分，因而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而这具有形象性、抒情性的议论，出自“咏怀”者之口，就构成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读这篇诗，一位忧国忧民的伟大人物就浮现于我们面前，抒发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懑，谴责朝政的昏暗和统治者的荒淫，倾吐对人民苦难、国家危机的焦虑，肝肠如火，涕泪横流。其强大的艺术力量，百世之后，犹足以震撼读者的心灵。

这篇诗前人多有评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许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忧端齐终南’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故首言去国也，则曰‘穷年忧黎元’；中慨耽乐也，则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则曰‘默思失业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而结‘忧端’者，终无已时矣！”对全篇命意、布局的分析，都颇能抓住要领，值得参考。

这篇杰作是用传统的五言古诗的体裁写成的。五言古诗，是汉、魏、六朝以来盛行的早已成熟的诗体，在杜甫之前，已经产生了无数不朽的诗章；仅就“咏怀”之作而言，如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庾信的《咏怀》、陈子昂的《感遇》之类的组诗都各有特色，脍炙人口。“转益多师”的杜甫当然从汉、魏、六朝以来五言古诗的创作经验中吸取了营养。但把《咏怀五百字》和所有前人的五言古诗相比较，就立刻发现在体制的宏伟、章法的奇变、反映现实的广阔深刻和艺术力量的惊心动魄等许多方面，都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五言古诗的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正如杨伦在《杜诗镜铨》里所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