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拟行路难（其四）鲍照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这起首两句，通过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人惊疑的气势。正如沈确士（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如此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销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了。这口吻，这笔调，反倒愈加透露出那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是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岂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应当说，此刻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成最大密度，似乎达到了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程度。不尽情渲泻，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下面出现的竟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不难想见，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敢怒而不敢言，令人道路以目的地步！人们要呼不能呼，要喊不得喊，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该是人间多么大的不幸呵！作者有着正确的感知，读者亦有正确的感应。这不幸从何而来，已尽在言外，全可理喻的了。所以，回顾前文，那“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能看作是诗人在忍气吞气，无可奈何之下的一句愤激之词罢了。

从读者的审美心理角度来说，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使读者心领神会，从而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前人王船山（王夫之）曾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沈确士（沈德潜）曾说：“妙在不曾说破”。这都准确地指明了本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灵活的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钟嵘《诗品》曾批评鲍照“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岂不知，这恰是鲍照诗作独具艺术特色之所在。

【作者简介】

鲍照（约415年～466年）南朝宋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字明远，汉族，祖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涟水，久居建康（今南京）。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