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台诗案”到“车盖亭诗案”，再到“同文馆狱案”，北宋的政治恶斗、朋党倾轧愈演愈烈。吴处厚不惜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构陷蔡确，借此来报“二十年深仇”，试图拔掉“眼中钉”“肉中刺”。吴处厚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批评他爹“此非人所为”。后来，吴处厚“疽发于脑，自嚼其舌断而死”。满朝大员都在弹劾蔡确，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站出来说：“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真不负其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高太皇太后下令：“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乃岭南瘴疠之地，贬黜此地的人几乎都是有去无回。臣子们求情，太皇太后声色俱厉起来：“山可移，州不可移也！”蔡确的老母亲拦住太皇太后的銮驾求情，太皇太后更是铁了心：不仅要贬，而且永不得放回。当然，为蔡确说话的范纯仁也受到牵连，被贬知颍昌府。

元祐八年（1093）正月初六，蔡确客死新州，享年五十六岁。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高太皇太后驾崩，死前交代大臣们“早求退位”，以方便“官家”（哲宗）另用一批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五年后，弹劾蔡确甚为凶猛的刘挚，也客死新州这个流放之地，且在同一寺庙同一间房，史称一室死“二相”。

哲宗终于从高太皇太后的“臀背”后坐到龙椅上，开始独立执政。他继承的是父亲神宗的政治理想，走的是“熙丰”之路。作为“元祐党人”的苏轼苏辙兄弟自然不受待见了。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全靠着惊人的毅力和悟性（苏轼曾得高僧指点），才得以活着离开瘴疠之地，但在回程的路上仍没能逃过死神之手，命丧常州。而苏辙被罢贬，理由是他“引喻失当”——把先帝神宗比喻成汉武帝。此时，为苏辙说公道话的还是范纯仁。“史称武帝雄才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以比先帝，非谤也。”范纯仁不仅为被皇帝怒斥的苏辙辩白，而且还劝谏盛怒的年轻帝王，“陛下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

陈歆耕老师《蔡京沉浮》一书，具有叙事的张力、语言的质感，富有严谨的史实、独立的见解。他跳出曲折隐蔽的历史语境，告诉你蔡京蔡卞(王安石女婿)兄弟是否“奸臣”；他跳脱人们对巨公英雄的崇拜，思考苏轼苏辙兄弟是否“君子”。他坚持从“圆形人物”入手进行文学研究，考察福建蔡氏家族的“官场人格”；他秉持对“心灵科学”的浓厚兴趣，考量范氏父子的“人格高标”。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歆耕老师直抒胸臆，给予范氏父子这样的评价：“虽然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从政理念不尽相同，一个着力于变革，一个趋向于逐步改良，但做人的品格是处在一个巅峰上的。类似范仲淹、范纯仁这样的不唯上、持正、尊道的能臣和良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浪花，也淘尽奸雄。所以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历史记录有时同样“暧昧不明”，难怪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时间空间的缝隙中毕竟留下了士人良知和文人风骨，“语言文字之间”也深藏着隐约真相和不灭公道。

北宋的范纯仁，让我想到清代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也曾为不相干甚至“不相中”的人说过公道话。说到曹寅，必然要提到江苏的“城”“事”，诸如苏州生祠、江宁织造和扬州书局。

在苏州织造任上两年零八个月后，曹寅调任江宁织造，接替父亲生前的职位。苏州百姓感念他的“治吴之道”，在虎丘为他立了一座生祠。江南鸿儒尤侗与曹寅往来密切，作了《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

尤侗写下曹寅在苏州的官声民意，袁枚《随园诗话》则记载了曹寅在南京的为人处世：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