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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现在，我要谈到真实和虚构的关系。美国作家安妮·普鲁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从这本书的感谢致辞中，我感觉到了作家为寻找到虚构的真实所做的努力。她说，“我热爱地方历史，多年来收集了北美多地对当地生活、事件的回忆录与叙述。”她还说，“非现实、奇思异想与未必成真的元素，为这些故事添上色彩，正如真实人生因这些元素而多姿多彩的道理一样。”电影《断背山》成功后，她在谈《断背山》的创作过程时，有一段话，可能我们一般人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对写作的人却很重要，她说：“我和一位羊倌谈话，以便确定我所描写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可以有一对白人牧童看护羊群，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安妮·普鲁为什么这么较真，为什么耗时耗力地寻求历史的那一点真实？小说不是虚构的吗？有什么是不能虚构的？这告诉我们，事实的真实是很重要的，小说是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这种假设的生活是在真实的条件下发生、派生出的故事和细节，真实是虚构的源泉。正是有了这个源泉，她才能“用锐利的笔法破开（美国西部）牛仔粗野狂放的生活方式背后的生命激情与渴望，用诗一般的语言从残酷和粗砺中淬出美和希望。”

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能真实反映现实的虚构之路。我离开北京之后，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一个小说家。但很长时间，我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到帕米尔高原，原想写一本有关它的小说集，但生活了近四年，还是写不出来，我走完了整个西北边防，走完了辽阔的新疆的每个地方，我还没有找到能用文学反映这块土地的文字。积累生活，其实是积累生活中的细节，我这么做，也是在寻找便于为虚构服务的细节。但并不是有了细节就能把它们转化为小说。

直到2006年8月，我独自返回南疆，再次前往帕米尔高原，在塔合曼小住数日后，一位塔吉克族老乡给我讲起慕士塔格峰雪崩的事儿，我的心中豁然一震，感觉万千世界在那个时刻一下汇聚到了我的内心。小说中的人物、我该使用的语言，包括语调和语速，都一下子显得明晰起来。我知道我该怎样写自己的小说了。我一气写了《帕米尔情歌》《夏巴孜归来》《北京吉普》《七年前那场赛马》《克克吐鲁克》等小说，我再次建立了小说创作的自信。

小说的真实是建立在细节上的。而一部小说由成千上万个细节组成。所以，每一个严肃对待写作的作家都非常重视细节的独特和可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再次小议文学与现实》这篇短文中说，“我的作家生涯最艰难的经历是《家长的没落》的准备工作。在几乎十年当中，我阅读了我可能弄到的一切关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独裁者的材料，旨在使我要写的书尽可能少地与事实相像。”但是，“每一步都是一次失望。胡安·维特森·戈麦斯的本能比一种真正的预卜本领要犀利得多。海地的杜瓦列尔博士命令把国内的黑狗消灭光，因为他的一个敌人设法逃避这位暴君的迫害，摆脱了人形而变成了一条黑狗。弗朗西亚博士，其哲学家的声望如此斐然而值得卡莱尔对他进行研究，他把巴拉圭共和国像一所房子一样关闭起来，只留下一个窗口，便于通邮。安东尼奥·洛佩斯桑塔纳在壮丽的葬礼中埋了自己的一条腿。诺培·徳阿吉雷被砍断的手顺水漂流了几天，看到它漂过的人们害怕得发抖，以为处于那种状态的那只杀人的手仍可以挥动匕首。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加西亚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动物园，笼子分为两间：一间关闭野兽；另一间，仅一铁栏相隔，关着他的政敌。”所以，马尔克斯“相信现实生活的魔幻”，他说：“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作家们必须虔诚地承认，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我们的天职，也许是我们的光荣，在于设法谦卑地模仿它，尽我们的可能模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