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349—400），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时期大臣、书法家，丞相王导之孙，中领军王洽之子，“书圣”王羲之的侄子。他的《伯远帖》（见附图）是晋朝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一直被历代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视为稀世瑰宝。此帖曾收藏于北宋内府，明代董其昌等也都曾收藏，为乾隆“三希堂法帖”之一。

《伯远帖》一共五行，47个字。其全文释为：“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打开中国书法的历史长卷，可以发现，书法的生命如此绵长，王珣的政治声名早已随风而去，却凭借《伯远帖》驰名千古，传誉至今。这是一件简札，写的是一些平常话语，但其书法艺术和文物历史价值却难以估量，被后世看作是通向“神韵萧散”晋代书风之路径。

纵观王珣的《伯远帖》，虽然他的书写处于日常、随性的状态，但自然沉着、流畅秀丽的风格扑面而来。而这些特征的来源，早已超越了书法本身，无疑只能从其丰富的经历、厚重的修养以及独特的传承中寻找理由，探寻源头。

在王珣一生中，有三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是少担大任。王珣年少时为东晋权臣桓温帐下掾属，深受桓温重用，不久便转任主簿。太和四年（369），年仅20岁，就参与讨伐豫州刺史袁真叛逆，因功封东亭侯。其后转任大司马参军。

宁康元年（373）桓温死后，王珣调任中军将军桓冲的长史、给事黄门侍郎。二是婚姻变故。王珣娶了谢万的女儿，其弟王珉亦娶了谢安的女儿。虽然与谢氏结成姻亲，却互相猜嫌，后谢安更让二人离婚，王谢两家因此成了仇敌。三是讨伐叛乱。

隆安元年（397），司马道子下决心讨伐王恭，命王珣为卫将军、都督琅琊水陆军事、假节，王恭起事被平定后，王珣便上还符节，获加授散骑常侍。隆安四年（400），王珣因病解职，同年五月去世，享年52岁，获赠车骑将军、开府，谥号献穆。桓玄辅政时，改赠王珣为司徒。

书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书家的心理反映，是以线条来表达、抒发作者个性化的情感。历史上众多例子已经证明，书法与人生不可分割，因此讲，字如其人，书是心画。

我想正因为王珣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才能赋予《伯远帖》不局促、不做作、不拘束、从容不迫、自然沉着的书风，这是其个性与审美的完美结合。董其昌称：“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

自然沉着的书法特征，其基础是对点画的分寸把握，细察《伯远帖》，其中的点法，侧锋出之为多，看似不经意，又恰到好处，如“伯”字之左竖点，含蓄之极，还有“之”“以”等字，变化清新，生动活泼，但并不夸张。

王珣运笔，多为露锋直入，以尖笔出之，而收笔又含而不露，如“群”字之竖、“获”字之末笔，出笔皆含蓄。尤其是“永”字的所有笔画都是尖入尖出，线条一波三折，流动飞扬，但又毫无轻飘之感。此帖的可贵之处在于结体的匠心独运，运用疏密的变化，采用开张的体势，左右拉开，构建相背或相向的结体，并增加左右间的呼应关系，形成了强烈对比。

甚至将结体视为左、中、右三结构，左右为实，中间为虚，虚实一体。有些字有意以倾斜取势，字的重心偏左，字体微向左倾，显得险峻却又平衡，同时带着舞蹈性的动感。《伯远帖》的章法，没有大起大落的奇特变化，但通篇是那么得体而又巧妙，丝毫没有刻意的痕迹。

上部松一些、字形稍大，下部紧一点、字体略小，此帖除首行“顿首”二字上下连笔之外，其余字字独立，但疏密、主从、敛纵等多方面的关系给人生动、活泼、飞扬的感觉。

《伯远帖》的用墨，充分体现了晋人的特征，其施墨相对均匀，墨色较润，几乎不见枯笔飞白。整体墨色偏淡，转折处清晰可辨，映光细审，笔丝历历可睹。但帖中墨色也不是没有变化，第一行“珣顿首”三个字由于用笔加重加力，给人以黑云压境的厚重感，而第三、四行开头，又相对纤细，逸出一股清气，真趣在不经意间流溢。

启功曾赞美《伯远帖》：“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此帖用笔自然生动，一落笔，便直奔高低起伏而去，犹如一支嘹亮奔放的进行曲，敲动我们的心灵。书家放笔直书，锋棱转侧之间又各不相同，如“远”“从”“游”等字的捺画，起笔坚定，顿挫明显，富有韵律；“从”字的折画，笔势奔放，充满运动感；“期”字的月部，折角处上下错动，折画变异，虽为偶然，但变化之意明显。

如果书法不过分考究艺术上之功夫，更重现追寻“书法外”的“文人感想”，而不是“书法中”的格局技巧，书法的价值则亦不限于书法本身，因此滋养出更多的文人趣味。《伯远帖》风格古逸，行‘笔秀丽，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更是格外疏朗飘逸，具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的韵味。

细细对照，此帖与王羲之《姨母帖》颇为相似，但《伯远帖》的面貌更加自然亲切，用笔更果断，折笔也更多，笔与笔之间的气韵流贯，线条在运动中笔断意连，其气质有如仙人下界，俯视凡俗。清董邦达云：“札中有‘志在优游’及‘远隔岭峤’语，辄仿佛情景，作林下萧散之致。”

中国书法进入到东晋时代，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加上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各种艺术中，书法的成就列于前茅。书体演变已基本成型，书法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书法创作和书论研究成果丰硕，书法家群体风采纷呈，这是中国书法史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在此百花争艳、五彩斑斓的书法盛世，任何书家，包括王珣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同时，王珣对王羲之充满了崇拜，什么事情都以王羲之为榜样，用尽心思效法王羲之。王珣为了练好字，离开自己家来到王羲之的家，与王献之做伴，一面聆听王羲之的教诲，一面与王献之一起练字。正因为有这样的传承和氛围，王珣不仅是家族地位和身份传承的贵族，更是精神气度上的贵族，《伯远帖》也才有可能呈现贵族气质，高雅风尚。

有人说《伯远帖》里面的字，明显是王羲之家族的。王珣行笔流畅，笔画有力，结构严谨，与唐朝之后的笔法完全不一样，结字用笔均可见王家的艺术风范，字体大小参差，疏密相间，而且呈现出纵横之势，表现出东晋世家大族的神韵和家学，是书法中的上乘之作。

把《伯远帖》与王羲之的书法相比较，从中可寻觅到王羲之书法的不少气息。此帖中的“从”“别”等字的用笔，没有明显的起笔收笔痕迹，也无牵丝映带，与王羲之《姨母帖》中的“摧”“剥”等字的用笔较为接近。《伯远帖》中的“永”字，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永”字相类比，也写得一样飘逸潇洒，如果站在一起，就像一对靓丽的姐妹花。

我们看帖中的起笔，多顺锋直入，线条中间又多按笔，收笔则提按结合。笔画转折方正刚劲，停顿自然，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走向成熟的丰富面貌。

东晋以前的书法布局比较工整，尤其是纵向排列，行与行之间留宽明显，而王珣在章法布局上打破了常规，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加自由的格局。另外，从《伯远帖》中不仅可以窥见书法艺术和文献史料价值，还能反观东晋时人的精神风貌。我们仿佛感受到了书者那与世无争的心境，如庄子般逍遥世外，纤毫不介于心。

《伯远帖》被誉为第四大行书，清沈德潜歌曰：“江左风流数王氏，司徒以后多闻人。羲献父子树清节，法护文学超常伦。勋名一家著史册，翰墨百代留精神。快雪时晴洵书圣，中秋姿媚中藏筋。伯远一帖推后劲，遒逸自足追前尘。”

但我们知道，所有的第四，往往很难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和长久的痕迹，此帖却成为例外，而例外之因由，亦离不开那些“书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