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场

离别的消息在2009年5月到来。王铮告诉江学勤，不久后，他将要离开深圳中学，去北大附中当校长。没有任何预兆，江学勤有些错愕。出国体系才刚刚建立，在高中部实验了不到两届，在初中部也才开始不久，离开了王铮的保护，这一片实验田岌岌可危。

他记得离开之前，他们有过一次对话。

王铮希望他留在深圳中学，“他说北京的环境不适合我，可能怕我去捣乱”，而江学勤则极力劝王铮留下来——

“王校长你这样做是害自己，我无所谓好吗？可是你在深圳中学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真的做一个伟大的学校，你为什么放弃？去北大附中当校长，你肯定会失败。”

江学勤对未来感到悲观，那大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可离开了王铮，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我在深圳中学的这两年，变成了一个（大家口中的）魔鬼。”

他是孤独而自傲的，和老师们离得很远，看不惯他们的很多行为，比如在自习课上偷偷看股票涨跌；他猜测老师们大概也不爽他的高调，甚至“嫉妒他”。

他曾在一次全校的教师大会上解释出国体系，“我们（是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得精致一点，看效果如何，再把好的东西慢慢推动到其他的学校，不是为了利益，是纯粹的教育改革”。“你放屁！”一位女老师当场大声反驳。

在江学勤心中，王铮是他唯一的盟友，他们是一路人，有着漂亮的学历，纯粹的理想。而现在，盟友要离他而去了。

他很难对这段关系如何走向终结作出解释，回溯起来，裂痕是一点一点出现的。

他记得王铮让他给高三出国的学生写推荐信，他拒绝了，原因是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他找这些孩子加入，被拒绝了。

“有学生背后说我是骗子。我做出国体系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嘲）笑，（现在）需要我的时候就要我来服务了？挺功利自私的。但王铮就是特别爱护学生，他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家，你只能提供条件，然后等待”。

和江学勤一样沉溺在迷茫中的，还有深圳中学的学生们。校园杂志《涅槃》在王铮离开前，对他做了一次专访。采访的尾声，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万一，仅仅是万一，您的继任者没办法继续把您这几年所做的东西做下去呢？”

“那这就是深中的命运”。

深圳中学学生刊物《涅槃周刊》对校长王铮（左）的采访 讲述者供图

继任者为这个学校的改革按下了刹车键，单元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江学勤顾不得这些，“我百分百会被换掉”。不会再有王铮一样的校长给他那么多自由，“只要你想做事，他百分百支持”。跟着王铮，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他记得自己不停打了几个月电话，对方终于接了说，你来北京吧。

高中部的出国体系后来被另一位老师接管。在萧佳的眼中，一切终于走上了“正轨”，独立食堂关闭，AP课程（注：美国大学预修课程，成绩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重要筹码）从自学变成了有专门的老师来教，外语图书馆也开放给全校同学了，外教比例下调，除了英语课，尽量让中国老师来教。如江学勤所预料的，他建立的体系就这样短暂地终结了。

王铮把单元制带到北大附中本部，江学勤也把他的出国体系带到了北大附中国际部。那两年他过得有些麻木，但依旧在随时关注王铮改革的动向，北大附中从单元制度，改成书院制度，高一高二和高三彻底分隔开，前者进行素质教育，后者专心准备高考。他觉得，王铮似乎比在深圳中学的时候更激烈了。无从得知王铮的真实想法，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过交集了。

靴子落地的一刻是2012年的冬天，回加拿大度假的江学勤，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邮件，寄件人是王铮，信里没有多余的字，只有一张红头文件的图片——北大领导班子通过讨论决定免去江学勤的职位。

他知道，自己被彻底放弃了。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外人看来，这都是一次不那么光彩的告别——被辞退、深圳中学的贴吧还随处可见对他的争议。这个36岁的、耶鲁毕业的中年人觉得自己正在坠入深渊，他投入了极高期待的教育实验、连同人生一齐彻底失败了。

失败的人

2022年初春，我在成都的一个地铁站口见到了江学勤。他胸前抱着半岁的孩子，脚步和语速都是飞快的。只有头上混杂丛生的白发在提醒着，他已经是46岁的中年人了。

显然，他没有过上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生活。房子是租的，118平米，一个月2800，在深圳或北京是不可想像的价格。四年前，他选择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陌生的成都，较低的生活成本是原因之一。

疫情之后，他们在家做饭，午餐全是绿油油的蔬菜——苦瓜、花菜、豆角、莴笋，配上紫色的糙米，妻子开玩笑叫它“原谅套餐”。如果不下雨，两人一定会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很少见到这么穷还这么开心的人吧”，他们调侃。

江学勤家的午饭 图/魏晓涵

离开北大附中之后，江学勤远离了那些顶尖的公立中学，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选择——

回过头看，他的确觉得自己太过极端，不应该把希望只寄托在出国上，而是让改革面向所有的学生。可环境和时代都不同了。他曾在成都的培训会上向中学介绍创新教育的项目，高中老师们似乎兴趣不大，他猜测大概因为”中学生忙着高考”；转而和小学合作，遇到疫情，这两年项目也几乎没了。妻子是全职太太，严重的时候家里一度拿不出生活费，只能去找妻子的父母借钱渡过危机。

他说，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找来。耶鲁的学历、深中和北大附中的履历都是金字招牌，在中介机构帮学生写推荐信，介绍他们出国，可以有几十万的收入，但他不想那样，“违反了教育的本质，浪费了我的才华，对不起自己，也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

在成都，为数不多能互相串门的是美国作家何伟。他家有一对“谷爱凌”式的双胞胎女儿，理想中精英的样子——聪明、热情又努力，半年时间，数学就能从不及格到赶上学校的教学进度，长跑厉害，“搞不好以后真的能参加奥运会”。

江学勤四岁的大儿子似乎是那对双胞胎女孩的反面，不太擅长社交，自由惯了，在商场也光着脚溜达，脾气有些“古怪”。何伟的妻子建议他们约束孩子的行为，培养社交能力，江学勤并不赞同。幼儿园老师总给他打电话，他索性把孩子带回了家。“我小时候跟他性格是一样的，不听话，有很多想法，天天被爸妈打骂。”

这个孩子更像他过去精英教育实验的反面。

那个半途折戟的实验，让他对培养精英彻底失望。他一度极端地认为，通过选拔制度层层挑选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功利”。细数那些过往——私下讲的话被学生偷录，放到网上被攻击；有学生和他维持表面关系，是为了一封推荐信；出国更像一门生意，有钱就能上，现实和他的理想图景相差甚远。

我问他，如果能再来一次呢？

“再来一次，我不会有任何的录取标准，也不会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任何的偏见，把资源开放给所有的学生。精英教育是要把‘聪明’的孩子选出来，但如果你有心有爱，可以改变每个孩子的人生，他们都是有灵魂的。”

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

图片来源网络

这也是当下西方学者们在反思的，过去我们是否太过认同“精英教育”和“培养世界公民”的价值了？因公开课《公正》广为人知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新作中反思精英的傲慢——“他们忘记了成功路上的运气因素和助力——家庭、老师、社会阶层、国家和时代，相信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优绩是暴政”；而牛津大学教授项飙则认为，“西方想象中的‘世界公民’，把人培养成了孤立的人，你不再接触到其他教育方式，也不再接触到真实生活，比如渔夫怎么打渔？失地农民怎么斗争？”

江学勤很认同“优绩是暴政”，即便是公立教育，也是关于精英的选拔。这样的认知是他离开了精英的圈子之后感受到的。

从北大附中离职后，他回到加拿大，体验了许多和教育无关的事，跳伞；学厨艺，上拳击课、唱歌、写书等等。班里厉害的同学并非都接受过精英教育，反而是耶鲁毕业的他成了那个“笨学生”，做的饭难吃，恐高，当五音不全的他被老师责骂时，他突然理解了那些被他责骂过的学生。

他尝试讲了人生第一场脱口秀。过去，他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嘲笑，但脱口秀不就是把自己的伤口拿来自嘲吗？在一家餐厅里，面对二三十个陌生人，他忐忑地讲完了几分钟和前女友有关的段子。看着台下在笑着的人，他感觉得到了释放。

他接受了自己的失败，重新梳理那几年的改革，何以置于被孤立的窘境。“90%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32岁，年轻有理想，但没有经验。太极端、太焦急，没有尊重这些孩子，也没有和他们交流解释。为了让这个体系运转下去，着急出成绩。这是我最后悔的。”

回到中国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埋头在写作的世界里，梳理过去的经历，或是沉浸于写科幻小说。他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也是他最好的读者和倾听者。“现在我比以前更幸福，身心健康，有爱”。

只是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

他还是执着于“改变世界”的教育理想。比如想找乡村教育的企业家，把创意课程推广到乡村学校，在同样从事教育的人看来未免太理想化——一个机构推动乡村教育改革都很难，更别说他一个外来者，还单枪匹马的。

“我的人生不会再有那么好的机会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惋惜，“在2008年中国教育最开放的时候，（原本可以）为它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江学勤在家中做饭 图/魏晓涵

“小说家”和“阅读家”

莫一夫再次见到江学勤，是在去年12月深圳江学勤的新书分享会现场。这位深圳中学贴吧的前任吧主，曾经站在他的对立面。在过往的记忆中，江学勤是权威，也是充满争议的老师，上一次他们的交集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并不愉快，作为学生代表的他想和江学勤聊一聊大家的抱怨，谁知对方见到他，扭头就走。

十多年过去，莫一夫成了一个创新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那天他坐在台下，听江学勤讲起自己的教育理念，第一次理解到“原来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多年未见，他的语气和状态好像变得柔软了，没有那么激烈，也更有力量了，“可能是当爸爸了吧”。

这个昔日的学生领袖也在反思，高中时代是否只顾着享受自由的权力，师生缺少沟通，才导致那些对立的发生？现场有些匆忙，他加了江学勤的微信，想着以后有机会，要和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我向江学勤转达了莫一夫的想法。他没有流露出和解的念头，但他理解那些谩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保护深圳中学。他们不反对我做的事情，而是反对我的方式”。

离开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之后，江学勤陆续收到了一些学生寄来的邮件。有人说，因为高中的一位历史课外教，他对国际关系产生兴趣，在大学选择了相应的专业，而刚进入北大附中的时候，他还是天天打游戏、浑噩度日的状态；还有一位同学写道，在出国体系学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领导才能也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无时无刻（不）挑战自己，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拥抱新鲜事物的意识”。

江学勤和深圳中学的学生交集不算多，他在纽约见过杨粤祺一次。当年这个想进入跨国公司的女孩，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去了纽约大学读新闻，现在在美国一家著名媒体做财经记者。

在她的大学时代，身边的人不断讨论和催促着，去投行，去咨询，进华尔街做高薪的工作。她也在华尔街实习过，却不喜欢压力巨大、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生活，于是离开了。

在沃顿商学院，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选择。她有时会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格格不入，有点孤独，高中时代培养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候保护了她许多——“不受外界影响，听从自己的内心”。

和余乔不同，萧佳的记忆是灰色的。那个不成熟的实验，给她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拿高中生做实验，说实话挺不负责的，我们正好赶上了，成为小白鼠”。

她没有申请到理想的学校，几经周折，转校才去南加州大学读了自己喜欢的影视专业，现在做了制片人。她调侃，高中时代留给她最大的经验大概是，“学会了如何顺利渡过一些变动的环境”。

郭祺追随自己的兴趣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也如愿回国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很珍视那场短短的教育实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东西——学会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并持之以恒地，把自己喜欢的事做下去。

对于那个教育实验的“失败”，他有另一种观点。“就像一个作家，他自认为写了一部非常糟糕的小说，但他的读者或许能结合自己的经验，甚至是误读，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好像没有如江学勤设想的那样，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但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大概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深中学生都会提到王铮在任时期的校训，警句一般，有人甚至一直挂在自己的QQ签名上——“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一位学生评价，“没有王铮的教育改革，大概江学勤的教育实验也不可能存在”。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在其中获得了一些跳脱出传统教育之外的空间。

2021年冬天，时任北大附中校长的王铮被免职，通告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原因。他的任期原本要到第二年的六月。

江学勤和王铮已经许久没有过联系了。说不清具体的缘由，他从蛛丝马迹中隐隐感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没有觉得意外。

在王铮被免职的那天，他在朋友圈中写道——

“今天起床看新闻，知道王铮要离开北大附中了，我心里很复杂，想哭，也想笑。想哭是因为中国教育太需要王铮的理念、勇气和行动力。想笑是因为我了解王校长，他是斗士，绝对不会放弃他的理想。”

不出意外，不久之后江学勤会入职北京一所国际学校。他幻想着找机会见见这位昔日的校长，或许能重新像朋友那样重新坐在一起叙叙旧，甚至有机会再合作一次呢？他想，离职对王铮的人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终于没有那么多事务缠身，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找他。他可以自由地牵着小狗，在北大附中的校园里散步了。

（文中萧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