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馀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 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 “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 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11)，为一十五卷。呜呼！ 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12)。

【注释】 所有：此指才能、抱负。放：这里指游山玩水之意。该句实写隐居生活。兴于怨刺：兴起怨恨、讽刺的念头。羁臣：羁旅之臣，即在外地游宦的官吏，亦指贬谪在外的官员。殆：大概，几乎。工：好。荫补为吏：梅圣俞因他叔父的官勋得到恩荫而做过河南知县主簿。荫，封建社会的一种承袭制度。补，指官吏有缺额，选人授职。有司：负有专职的官吏，此指主考官。今：通“近”，即将。辟书：招聘之书，即聘书。辟，征召。宛陵：今安徽宣城。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谥号文康，宋仁宗时的丞相，生前举荐过欧阳修等人。雅颂：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此泛指一般颂功颂德的诗歌。荐：奉献。清庙：宗庙。商、周、鲁颂：指《诗经》中的《商颂》《周颂》《鲁颂》。谢景初：字师厚，浙江富阳人。吴兴：县名，在今浙江省嘉兴县。次：编。铭：此指作墓志铭。(11)掇：选取。(12)欧阳修在他的《六一诗话》和《书梅圣俞诗稿后》等文中多次评论梅圣俞的作品。

【译文】 我听世人在说诗人的境遇顺利的少，穷困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世间留传的诗歌，大多出于穷困之人的作品吧。大凡士子们怀有才智而又不能施展于社会的，多乐意让自己放浪于山头水边这种人世之外的地方，遇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类的自然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而内心又有忧然感慨积郁； 当他兴起怨恨讽刺的念头而进行创作，宣泄流放的臣子或寡妇的那种慨叹，进而表达出一般人所难于表达的感受来。大概是越穷困就越能写出好作品。既然这样，那么不是写诗使人穷困的，而是因为穷困了才把诗写好的。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因承上辈恩荫而补受官职，虽多次被举荐进士，但总被主考官压制，困顿在外州县十多年。年纪快要五十了，还靠着别人下聘书，当个辅助人员。一向积累的才能只得积郁，不能奋起而表现在事业上。他家在宛陵，幼年就学诗，当还是一个儿童时，写的诗句就已使父老长辈们惊异。长大了，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说后，所写文章简古纯粹，不苟且迎合社会风气而求世人喜爱。世人只知其诗歌罢了。但当世人们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求教于圣俞； 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感受，喜欢通过诗歌来表达，因此他平生所作诗歌尤其多。社会上已经知其名了，但无人向朝廷推荐他。先前王文康公曾见到他的诗作，感慨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好作品了！”虽然相知很深，但最后还是没推荐成。如果他有幸得到朝廷重用，能够写出像雅、颂那样的诗作来歌颂大宋的功德，奉献给皇家宗庙，以媲美于商颂、周颂、鲁颂的作者，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怎能让他老不得志，写些穷困者所作的诗歌，只抒发些关于虫鱼之类、困于偏远地区之叹的辞句呢？ 多么可惜啊！

圣俞的诗作虽多，自己却不爱收拾保存。他妻子的哥哥的儿子谢景初怕遗失太多，选取他自洛阳到吴兴以来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嗜读圣俞的诗，但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很高兴谢景初的分类编排，马上就写了序言并保存起来了。

这以后十五年，圣俞因病逝世于京城。我哀痛地为他写了墓志铭，并向他家求索，得其遗稿一千余篇，加上从前所保存的，总共选择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成说了。

【鉴赏】 梅圣俞即梅尧臣，北宋著名诗人，诗风清新质朴，有人誉之为宋诗的 “开山祖师”。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影响，两人志同道合，都反对讲究辞藻、无病呻吟的西昆体。梅圣俞死后一年，即1061年，欧阳修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言。文章着重提出一个关于诗歌创作与生活实践关系的观点： 并非写诗使作者穷困，而是穷困使诗人对生活理解更深切，进而才写出好诗，即 “穷而后工”。“穷而后工”是本文首次使用，成为后世一个成语，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观点。这一观点继承了司马迁 “发愤著书” 的思想，以及韩愈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的主张，正确提示了许多优秀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密切关系。但在文中，作者又惋惜梅圣俞没有被朝廷发现和重用，没有以其诗才为朝廷歌功颂德，这与前一观点相背。这种矛盾是作者对梅圣俞的感情所致： 希望梅圣俞的生活富贵显达，而不是穷困一生。这种矛盾正好表现了欧阳修对他的一生穷困的痛惜和不平。文章立论在前，将议论、叙事、抒情糅为一体，语言简洁平易，情感低昂顿挫，观点深刻而又抒情浓烈。

（傅德岷,赖云琪 主编.古文观止鉴赏.武汉：崇文书局.2005.第414-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