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功利性的阅读太多，自由的阅读太少，“私密”更谈不上，老师家长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难怪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您是“四〇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能否谈谈您当时的阅读？

温儒敏：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私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挤压的。即使那样，也还是有缝隙，有个人阅读的空间。关键是要从小就爱上读书，有这个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这跟学校教育有关。不指望学校能给学生什么读书的妙法，不压抑孩子读书的愿望就行。我是1952年至1958年读的小学，语文老师学历普遍不高，上课各讲各的，较随意，没有什么任务群、探究式、PPT等花样，但都比较尽职，重视阅读。印象深的是一位黄老师，每周都有一两节课就是讲故事，读小说。这种奇特的教法激发了我们读书的兴趣。课余很多时间就是疯玩，大人不会怎么管。总有一部分孩子是特别爱书的，那可以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满足好奇心，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阅读本身就是我童年生活美好的部分，这过程就很美，而不只是为明天的稻粱谋做准备的。我肯定会读当时流行的读物。50年代的主旋律书籍主要是苏联的作品，还有革命英雄故事。像《卓娅和舒拉》《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我的一家》，等等，都读过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三毛流浪记》，连环画，就这一本，不知道翻看过多少遍了。这种幼稚的阅读让我这个乡村小镇的孩子不断想象都市的生活，那些悲苦而又有趣的童年。而更认真读过的是萧三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薄薄的一本，很朴实的叙述，唤起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佩服他的革命志向和毅力。我甚至还模仿青年毛泽东的风浴、雨浴，锻炼意志，硬是洗了五六年的冷水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高小时读的，其中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动。我很欣赏保尔的男子气概，以及崇高的使命感。他的那句“不要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名言，我至今能完整背诵，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那时的孩子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空间，真令人羡慕。能谈谈您童年的“私密阅读”吗？

温儒敏：除了读上面说的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流行的书，私下里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古典章回小说。我家和外祖父家都有一些藏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有的还是淡黄的玉扣纸印制，竖排繁体半线装，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包龙图断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说岳》《封神演义》，等等，——当然还有《西游记》。除了后者，这些小说多数思想艺术价值都不高，文学史家是不屑评论的，但民间流传广，故事性很强。我的办法是“连滚带爬地读”，似懂非懂地读，不求甚解地读。我很幸运小学时读了许多“闲书”，阅读面拓展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与习惯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自选动作的“私密阅读”，还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我的语文学习基础，主要是靠课外自由阅读奠定的。这些年我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从小学开始就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语文才学得好，过了初中再觉悟，就晚了。

中华读书报：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没有时间读书。您上中学后还能有那么多自由的阅读吗？

温儒敏：作业太多的确是个问题，所以现在要“双减”。不过可以设想，即使不布置作业，孩子就有时间读书吗？不见得。孩子嘛，精力无限，兴趣就是动力。没有兴趣，做什么都是拖延症，有兴趣，就聚精会神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孩子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大，但他们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我不赞成“九斤老太”的说法。无论如何现在社会发展了，绝大多数孩子不存在温饱问题，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若要比较，那时物质匮乏，没有现在那么多机会和诱惑，比较单纯，读书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时代不同，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苦恼。

我上初中是1958年，接连碰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开门办学，参加劳动的时间比上课要多，当然影响学习。随后又是全国困难时期，吃不饱饭。但想着电影里列宁“面包会有的”那句话，在那饥饿的岁月里仍然读了不少书，读书甚至成了转移饥饿的一种办法。这实在也是无奈的。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

温儒敏：大约上初中时，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歌，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聂鲁达、惠特曼，等等，都找来读。我还是艾青的粉丝，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琳”。我自己也模仿着写诗，给《少年时代》《红领巾》等少儿杂志投稿。正是自由阅读充实了我的灵魂，伴随我挺过了艰难的饥饿年代。

高中我就离开小镇上的家，到县城上学了。那时高中生不多，上大学的更少，我参加高考的1964年，全国才几十万考生，录取率也非常低。但那时人们好像比较看得开，高考不像现在压力这么大，我们复习备考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量刷题，老师是不太管的。我自然想考上大学，而且希望过黄河长江，离家越远越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的备考不是刷题（也找不到往年的考题），而是拓宽视野，读一些比较深的书。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杨伯峻的《文言语法》，都过了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也选读了部分。那时中华书局不定期出版的“活页文选”，专门刊载古诗文的，薄薄的册子，几分钱一本，我几乎都读过。这些阅读的目的是为了高考，却又不限于应考，毫无疑问对于我读写能力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读书有兴趣了，一天不读就不习惯，我高中时期的阅读面是比较广的。不光读文学，读《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小说，也读其他方面的书，如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史之类。

那时没有钱，买不起书，读书一般从图书馆借，或者就在书店站着读。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很珍惜，会抓紧时间读完。记得《青春之歌》出版时，学校没有钱买那么多书，就准备了两本，每隔几天撕下十几页，正反面贴在公告栏上，让学生围着读，像看连续剧似的。现在我藏书很多，可戏称坐拥书城了，反而失去了当年对于书的那种珍惜与敬畏。

高中时期，我对于书的确有种崇仰之心，还喜欢读一些自己不太懂的书，读外国的书，理论的书，甚至还读过康德，读过天文学。天文学对我影响大，改变了我的时空观，甚至还想过要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也不太懂，但高中生的我就有意找来读。这是什么心理？是一种“喜欢读书”的象征吧，一种上进的力。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我是主张安排几种“整本书阅读”的，就安排了读《红楼梦》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说现在碎片化的阅读太甚，就让高中生完整读几本深一点的名著，磨磨性子吧。前不久我给人文版《乡土中国》写了个导读，其中也就有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能总是读自己喜欢的、浅易的、流行的读物，在低水平圈子里打转。有意识让自己读一些深一点的书，一些可能超越自己能力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