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在《人世间》的原著里三次提到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电视剧中，周蓉下乡前，留在秉昆的木箱子里的三本书中，也有《叶尔绍夫兄弟》这一本书。

《叶尔绍夫兄弟》为什么高密度地出现在《人世间》中？这不能不让人对《叶尔绍夫兄弟》这部小说产生好奇。为此笔者特意从家里旧书堆里找到了之前搜集的这本苏联小说。

这部小说1958年问世，1961年国内就有了中文译本。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重印了这部苏联小说。笔者手里的这本书，就是从旧书网上购买到的这个版本。

将《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相比较，会发现，《叶尔绍夫兄弟》里的一些思想构成与人物设置，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了《人世间》中。

下面，我们略作一些比较。

一、《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表现了一个家族的人物命运。

《人世间》里的人物构成，可以称之为周氏家族。周家三兄妹构成了小说里的人物主体。而《叶尔绍夫兄弟》里，则聚焦的是叶尔绍夫家族。

这叶尔绍夫家族弟兄五个，代表了社会的各个侧面，正如《人世间》中的周家兄妹，也涵盖了不同的社会侧面。

叶尔绍夫家族五兄弟的构成情况如下：

老大，普拉东，担任了工厂里的车间领导工作，是家族里官职最高的一个人。

老二，在卫国战争中牺牲。

老三，名叫斯捷潘，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加入了弗拉索夫的叛军，但手中并没有沾过自己人的血，因为这个叛军，并没有受到希特勒的信任，而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最肮脏、最受鄙视的活。

这个悲剧性人物，在《人世间》小说里，得到了秉昆的同情。秉昆认为《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是身不由已的，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值得同情。

老四，季米特里，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也被德军俘虏过，但他没有屈服，为此遭受了伤害，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几乎破了相。但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丰润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人正直，也富有人性，是小说里的高光人物。

老五，是话剧院的经理。这个人物，相当于《人世间》里的蔡晓光的角色，代表的是演艺行业的一个人物，可以视着社会各个层面，在艺术维度里的一个映射。

叶尔绍夫五兄弟，老大是领导干部，相当于秉义的设置，老四是一个工人，正直、坚定、富有人性，比较接近于秉昆。在《人世间》中，秉昆倒是比较同情老三斯捷潘，觉得斯捷潘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责不在已，这种怜悯之心，使秉昆能够很快地接受郑娟一家。

老五是一个有着自己价值体系的剧院老板，这一点比较近似于周蓉的身份，他们都是从知识分子的领域与角度，来透视社会风云给个人心理的冲击。

过去梁晓声的小说，多是侧重于知青这一身份的家族中人的描写，而在《人世间》里，梁晓声首次以平行、均匀的笔法，描写周家的所有成员，这种结构，与《叶尔绍夫兄弟》中交叉递进地表现各个兄弟的精神世界与应对世界之策，有着相似性。

二、《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探讨了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

《人世间》里没有回避工人阶级的失落，重新审视了工人阶级在时代大潮中的定位问题。有些认识确实非常深刻。

而这种深刻性，在《人世间》中是通过周家与郝家之间的“阶层”差距来体现的，在小说里一个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周家与郝家这两个儿女亲家的上一辈，竟然没有见过面。

在《人世间》里，梁晓声更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周家兄妹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命运的变化，是通过对知识的掌握，而继续保持了在时代大潮面前没有落伍。

小说里承认：“十几年过去了，东三省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仍被挥之不去的‘阵痛’所纠缠。”（下部263页）。

但是，“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秉昆和他的亲人们却另当别论。大学学历改变了周志刚的儿女以及孙儿孙女的命运，他们中已出了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

也就是说文化与知识，使周家依然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阵痛”中保持自己的知识赋予自己的先进性、新潮性。

而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地位的认识，在《叶尔绍夫兄弟》里就作了初步的探讨。

小说里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大，虽然是工人出身，但他走上了管理岗位，这是因为他掌握了技术与知识，从而升华了纯粹是施予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内涵。

《叶尔绍夫兄弟》里提到：“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工人，而是知识化的工人了！”，可以说是对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一种新阐述。

而《人世间》里也在触及着这一时代的思考。

三、《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有一个高层领导女儿嫁给了贫民区的后代。

《人世间》里秉义来自光字片那儿的贫民区，而他的恋人与后来的妻子却是副省长的女儿。

而在《叶尔绍夫兄弟》中也有这样的设置。

小说里的“叶尔绍夫家族”的老二的儿子安德烈，结识了一个女孩，开初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才知道她是市委第一书记的女儿。

安德烈住在一个住房简陋、道路破损、遇雨泥泞的贫民区，一如《人世间》里的光字片。

看看《叶尔绍夫兄弟》是如何描写这个小区的：

当时市委书记准备到安德烈的家里去：

——庞大的‘吉姆’牌轿车吃力地在满是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行驶着，连绵的秋雨把这条位于市郊的偏僻小路弄得泥泞不堪。这里甚至连人行道都没有，在一些房屋和篱笆旁边铺着几块木板，另一些地方有几块砖头一条链子似的嵌在污泥中，而有些地方干脆什么都没有。——

在梁晓声之前的《年轮》里，也写到一个区委书记的女儿张萌，很是孤傲，但是没有表现她与知青战友产生爱情关系。而在《人世间》里，梁晓声首次表现出一个副省长的女儿，嫁给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后代，突出了这种“阶层”之差。

现在看来，这样的构思，在《叶尔绍夫兄弟》里表现得相当的富有新意，且有冲击力。

我们不能说梁晓声在这里就是直接模仿了《叶尔绍夫兄弟》里的人物设置，但很可能的事实是，梁晓声在阅读《叶尔绍夫兄弟》时，对这个情节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创作《人世间》时，潜移默化地就把这一个情节给活学活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去了。

四、《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强调了坏人没有友情而只有利益关系。

在《人世间》小说原著中，骆士宾的形象的负面色彩相当浓重，当然，电视剧对他的丑恶的一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他本质上的狰狞面目。

在小说原著里，周楠提到骆士宾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基因上的生身父亲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所认识的人全是他企图利用或企图利用他的人。他没有亲情实际上也不需要亲情。”（下部116页）

这一段定性，基本把骆士宾的本性给封存到卑鄙小人这一个层面上了。

在《叶尔绍夫兄弟》里，也塑造了一个工厂里的投机分子。他名字叫阿尔连采夫。此人作风败坏，本来在莫斯科的部里工作，但是，他搭上了一个“小三”，“小三”还为他生了儿子，事情败露之后，他外调到小说里的钢厂里，在这里，他继续使坏，把他认为挡在他私欲满足道路上的人，动用阴谋手段，一个个踢开，扫清路障。

小说里是这样描写他的性格特征的：“而阿尔连采夫是没有朋友的，因为他自己心目中从来只有所谓有用的人。”

小说里对他还有一段阐述：他的客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朋友，另外一种是有用的人。朋友是危险人物，他们可能使你跟有用的人闹翻。

这样的描写，与骆士宾的性格卑劣面完全一样。

五、《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写出了类似的婚姻纠葛。

在《人世间》中，冯玥出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动机，攀上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板，这老板的妻子发现后，写出告状信，到处投诉，导致冯玥不得不有所收敛，与五十多岁的老板暂时撇清了关系，但是等事情淡化之后，她还是与那个老板结了婚，成功上位。

在《叶尔绍夫兄弟》中，投机分子阿尔连采夫在部里工作，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秘书，两人过从甚密，生下了一个儿子，妻子知道情况后，到处上访，闹得满城风雨，臭名远播，于是阿尔连采夫不得不降职外放。

这几乎与冯玥的婚恋闹剧，走了一样的流程。

六、《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写到了女孩为什么爱上大她一辈的男人。

《人世间》里的周蓉的爱情故事，叫人看上去很是不可思议。这个故事的来源背景在哪里？

小说里写到周蓉是看到了冯化成写的诗，产生了爱意，后来趁到北京串联的机会，见了冯化成一面，而这时候，冯化成正遭受批判，但这没有阻挡周蓉一意孤行，前往冯化成下放的地方贵州，寻找她的乌托邦的爱情。

这个情节，很难说具有真实性，但是却可能在俄罗斯小说里找到原型。

在 《叶尔绍夫兄弟》里，曾经谈到这种男女之间忘年恋的背后原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为了什么才会爱上一个比她年纪大的呢？是为了在他身上有着她那些同年朋友所没有的东西，是为了他那伟大的生活和成熟了的智慧，她渴望着协助他完成他的事业，想成为他的助手。”

而有意思的是，《叶尔绍夫兄弟》这本书，是秉义、冬梅、周蓉都曾经热烈讨论过的书，而在电视剧中，周蓉珍藏的三本书中，就包括《叶尔绍夫兄弟》。

周蓉之所以对《叶尔绍夫兄弟》情有独钟，是因为这部小说里对这种突破年龄界限的恋情有着符合她心理预期的精到与精准分析，所以，周蓉才对这部小说喜爱有加，爱不释手。

应该说这本书是她用自己有限的零花钱买来的。一个女孩，愿意用她的只能来自于父母的一点零花钱，买来一本小说，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本小说能够提供给她以精神慰藉。而《叶尔绍夫兄弟》里对女孩心理的揭示，无疑是周蓉认可这部苏联小说的原因。

七、《人世间》与《叶尔绍夫兄弟》都浸润着“好人文学”的创作理念。

梁晓声用他的创作，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他信奉的“好人文学”的理念。

下面是梁晓声在采访时谈及他的“好人文学”时的一段阐述：“我后来得出了自己关于‘现实主义’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不能一般地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像镜子一样，镜子还有你主观上照哪儿和不照哪儿的问题，还有你取景是不是全面的问题。文学的自身宗旨更要比镜子高一些。它不能停留在‘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这不过是镜子的功能，文学一定要表达‘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表达每一个人的主体意识。我想每个人主体的意识，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善良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天天琢磨着怎样变坏。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不去表达的话，也不会是全面的现实主义。”

一句话，就是文学创作，要高于生活，去创作一种好的东西来。

而这样的理念，在《叶尔绍夫兄弟》中也借助了小说中的一位作家的思绪，作了阐述：“有的人在任何方面看到坏的，有的只看到好的。一般说来，这两者都不正确，但如果要我挑选，我宁愿挑后者。只看到好的比只看到坏的要好得多。……如果理想的英雄还没有的话，艺术就应该把他创作出来。没有理想不能生活。艺术不是照相，艺术什么都能办到，它有责任创造理想的英雄。”

比较梁晓声的文学观，可以说就是对《叶尔绍夫兄弟》里的文学理念的一次翻版与学舌。

如果论“好人文学”的鼻祖，应该追溯到《叶尔绍夫兄弟》作者柯切托夫借小说申说的文学观念 。

综上所述，《人世间》里三次在重要的场合，都出现了《叶尔绍夫兄弟》这本书，并不是一种偶然。

《人世间》里提到描写现实生活的苏联小说，唯一的一部就是《叶尔绍夫兄弟》。

可以看出，梁晓声对《叶尔绍夫兄弟》的印象是何等之深，所以屡次在小说里提及到苏联这部小说。

这也就可以理解，梁晓声在创作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叶尔绍夫兄弟》里的一些构思与主题因素，融入了他自己的作品之中。

当然你可能会说两书出现的相似现象，不过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能存在的一种现实，但是，我们要明白，《人世间》里的一些情节构思，在中国的现实场合下，并不具备成立的可能，比如秉义与冬梅的跨越阶层的爱情，连梁晓声本人都认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小说里写到秉义去世后，冬梅很快改嫁了，这就是用严酷的现实扫清小说里的浪漫幻觉。

现实是冰冷的，但在文学作品里，却可以借助一个前辈作家的妙笔生花，具有了一种纸面上的浪漫主义华彩，从而洇染到承继者的后来创作中。

梁晓声屡屡加以提及《叶尔绍夫兄弟》，正是不打自招地说明了他的创作轨迹受到了苏联这部小说的规定与引导，有些在中国文化氛围里难以理喻的情节，如周蓉嫁给冯化成这种一意孤行部分，如果放置到异域文化的情境下，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与承受。

因此，梁晓声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叶尔绍夫兄弟》中的一些观念与理念，是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世间》为什么会确定了现在这样的调门与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