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念：用鲁迅精神来评价胡适

去年八月，我在网上读了孔庆东先生的《胡适与鲁迅——另关于二者语言问题的回答》，觉得孔先生保卫鲁迅其情可嘉；但是就“胡适与鲁迅——关于语言问题的回答”这个学生提的问题来说，孔先生却是“答非所问”了。后来读了苏育生先生的《历史不能随意歪曲——评孔庆东之“正说”胡适》（《西安晚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４日），受到启发的同时，还感到苏文没有把孔庆东的问题全部指出来，有不解馋的感觉。再后来，读了《西安晚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７日国家玮先生的《孔庆东的话就能随意歪曲吗——与苏育生先生商榷》，深感震惊，因为此文大有誓死保卫孔庆东之意，其境界与孔庆东保卫鲁迅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此文，促使我也想参加进这场讨论，并与国家玮先生商榷，以就教于方家。

孔庆东之文我觉得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是他的“所答非所问”。

孔文开头说：有一个同学提问，问的是语言的问题，说鲁迅的语言为什么这么别扭，还是觉得胡适的语言好。

其实这种问题背后暗示着另外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不如胡适？这是个具体问题，背后反映出当下一种不断涌现的思潮，不断有人举出另外一个人来打倒鲁迅。

本来学生的提问是个纯粹的知识性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面前”、“背后”的复杂意思在内，更没有“鲁迅为什么不如胡适”的含义。不管怎么说，鲁迅、胡适都是现代白话和现代文学语言的奠基者。他们的语言风格确实不同，这与他们不同的生活、工作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鲁迅主要用杂文作武器与新旧残暴的统治者斗争着，文辞尖锐，又多曲笔，这给不明白当时战斗的青年人以“语言别扭”的感觉是不奇怪的；反观胡适，他与当时的统治者不是敌对关系，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行文风格自然显豁明白些，现在的学生“觉得胡适的语言好”，也很自然。读懂鲁迅要比读懂胡适略微难一些，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经验的积累，即没有一定的文化准备就不易读懂鲁迅。但就语言的表现力和准确、鲜明、生动上看，无疑鲁迅的贡献要比胡适大一些，似乎成就更胜一筹。孔庆东置学生的问题于不顾，更换命题，提出“鲁迅为什么不如胡适？”大力反驳“不断有人举出另外一个人来打倒鲁迅”，答非所问，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吃力还不讨好。

其次，多次利用贬低胡适来捍卫鲁迅，出现文学史常识性错误，直接违背了鲁迅精神。

孔庆东在评价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时说，胡适在这场改革中最大的功劳是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就是说文学要改良，有他一定的功劳。“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胡适这个人，历史便也这么过。胡适的作用就相当于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大家便也这么过。’五四运动可以没有胡适，但是不能没有陈独秀，不能没有蔡元培，不能没有鲁迅，不能没有周作人。”把胡适在当时的作用比做咸亨酒店的孔乙己，可有可无，这不是一个严肃学者应该有的看法。

季羡林先生在给《胡适全集》写的长序中说：“１９１７年，胡适石破天惊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新青年》１９１７年１月号上。这是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第一声炮响，影响深远。……总之，第二阶段的后半期，胡适意气风发，主宰了当时的文坛和学坛。”“大名垂宇宙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

胡适执大旗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主宰了当时的文坛和学坛”，请问蔡元培、周作人谁能成为这样的领袖人物？鲁迅把自己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自选集〈自序〉》）。鲁迅把自己摆在战士的地位上，这是真实的。这无伤于鲁迅的伟大。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孔庆东认为“五四运动可以没有胡适”，假若真的是这样，我想就没有《文学改良刍议》及时发表，新文化运动就会推迟出现，新白话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也会推迟发表，《呐喊》也会推迟出版，朱自清、叶圣陶、冰心也会推迟出现，影响所及，孔庆东先生的语言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第三，治学不严谨，文风太油滑。

孔庆东在文中说：“做人也要永远记住这个，决不能轻易贬低一个人，除非你对他有非常多的了解，掌握了很多的材料才行。”这话说得很对，可惜他本人在贬低胡适时没有做到。在学术史上评价胡适，不读季羡林的《为胡适说几句话》《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还胡适以本来面目》（即《胡适全集·序》），就谈不上掌握今人的研究资料，更谈不上对胡适的了解，所以他的贬低胡适就难免“信口开河”。

孔庆东胆子大，对自己没有研究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也敢“信口开河”，例如他说：“鲁迅那代人在他们那个年代开始使用双音词，双音词都是从日本来的，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绝大多数双音词都是日本人的功劳。”这同我国双音词的历史完全不合。在我们的古代汉语中就有许多双音词，在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双音词；其实我们正在使用的双音词，大都产生于现代汉语。其实真象是我们古代、近代的大量双音词传入日本，后来又从日本回到中国，只有极少数双音词才是日本人的创造。把我们民族的双音词的创造权双手奉送给日本人，其治学严谨与否，于此可见一斑。

在评价胡适的诗歌成就时孔庆东说：

胡适有一首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另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全部能背下来的也许就我一个吧，那些吹捧胡适的人没有一个能背出这么糟糕的诗，我是学现代文学的，怀着一种敬业精神，这样的东西也得背呵。

孔庆东一再称自己是“学现代文学的”，而且“怀着一种敬业精神”。可是用“这么糟糕”这种油滑、轻浮的语言评说胡适的诗歌成就，是有失公允的。分析任何文学作品，都应该把作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讨论，绝对不能用今人已经达到的水平去要求古人，批评前人。我们老祖宗曾经写过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八个字，两句话，描写了古人制造弓箭和打猎的情景。我们很难说它有什么高深的意境，它的语意甚至都不是很清晰的，但是我们只觉其好，而不能说它很“糟糕”。我们对胡适《尝试集》的诗歌也应该这样去看，不能对初创时期的白话诗歌提出过高的要求。他的“蝴蝶诗”是一首就眼前景写实的诗，“剩下另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实际表现了人的感情，一对相爱者分离的孤独感情。虽然没有很美的意境，但思想是健康的。正是有了这种尝试，才为我国新诗歌的发展铺垫了第一块基石，才有了以后的郭沫若、艾青、臧克家，才有了以后新诗的繁荣。

当我们弄清楚孔庆东故意贬低胡适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后，国家玮的“孔先生对胡适并没有什么贬低或者嘲笑，恰恰是把胡适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坐标上，公允地衡量了一番”，就显然不符合事实了；同时他说的“苏先生在为胡适张目”，质问“在先生那里，孔庆东的话就能随意歪曲吗？”我认为苏先生对孔庆东的批评不仅没有随意歪曲，而且还很不够！

国家玮在保卫孔庆东失误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失误，这就是他说的：“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开启了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但时至今日，大家所读的考证研究著作也基本上是俞平伯先生的那部。”这种贬低胡适《红楼梦考证》研究价值与影响的做法，与孔庆东贬低胡适的“信口开河”如出一辙。

诚然如国家玮所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精辟深湛的论述，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成为每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的必读书。”遗憾的是国家玮忘记了正是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给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很高的的评价，“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名”。后来鲁迅到西北大学作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长篇学术演讲，又一次高度评价了胡适的曹雪芹家世研究和自叙传说。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的时候，冯其庸先生这样评价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找到认识《红楼梦》的正确途径，使人们能从猜谜的歧路上走出来，这是红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贡献，这个贡献是永恒的。”（《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３年第四辑第８页）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特别要对孔庆东、国家玮先生说明：“你们热爱鲁迅先生，我们是同道。胡适的文学成就远远不能同鲁迅相比，胡适思想的高度也远远没有达到鲁迅的水平，能用胡适打倒鲁迅，那鲁迅也就不成其鲁迅了。用鲁迅精神来评价胡适，恢复胡适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是为胡适张目：不知二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