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口中剿匪记》阅读训练及答案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直称为“匪”。而我的牙齿则不然：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我天天洗刷它们；我留心保养它们；吃食物的时候我让它们先尝；说话的时候我委屈地迁就它们；我决心不敢冒犯它们。我如此爱护它们，所以我口中这群匪，不是普通所谓“匪”。 　　

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A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因此，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牙膏来孝敬它们呢！

我以前反对拔牙，一则怕痛，二则我认为此事违背天命，不近人情。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有文王之至德，宁可让商纣方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诛戮。B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医师的一次劝告，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了。C而且这一次革命，顺利进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纣要“血流标杵”，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见血光，不觉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许钦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来看我，他满口金牙，欣然地对我说：“我认识一位牙医生，就是易昭雪。我劝你也去请教一下。”那时我还有文王之德，不忍诛暴。便反问他：“装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夫妻从此不讨相骂了。”我不胜赞叹。并非羡慕夫妻不相骂，却是佩服许先生说话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伟大，后来有一天，我居然自动地走进易医师的诊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经过他的检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D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我方不伤一兵一卒，全无苦痛，顺利成功。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一九四七年冬于杭州 （选自《丰子恺随笔精编》）

1. “口中剿匪记”其实就是“拔牙记”，说说作者用“口中剿匪记”做标题的妙处。（4分）

2．作者把口中的十七颗牙齿比喻成官匪，二者相似点是什么？说说这一比喻的表达效果。（6分）

3.联系上下文，从文中四句划线句子任选两句进行赏析，并归纳出本文的语言特色。（提示：可从内容、语言、写法等方面任选角度）（6分）

我选  句：

我选   句：

语言特色：

4. 想一想，作者写的仅仅是自己的拔牙经历吗，从作者的描述中，你还读出了什么，你认为本文主要想表达的主旨是什么？（2分）

5.有人说，文章最后一段写许钦文先生来访和拔牙的情节是多余的，你对此有何看法?（4分）。

答案：

1.（4分）“口中剿匪记”是作者运用比喻手法，将“拔牙”比作“剿匪”， （2分）形象生动，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2分）

2.（6分）相似点： A.都是被袒护，被生养的。（2分）B.都作恶为非，害人不浅。（2分）这个比喻贴切生动，形象而又一针见血地描写出口中牙齿为害甚烈的情形，为口中剿匪的描写作了充分铺垫。（2分）

3.（6分）

示例一：A句：用排比对牙齿为害之苦进行描写，用排比，控诉病牙罄竹难书的罪状，如江河奔流，一发不可收。

B句：用典故如武王伐纣等，写出拔牙的决心。

C句：语言幽默诙谐，写出拔牙的痛快。或用典故，曲折地表现了很好的夸张效果。

D句：用夸张，写拔牙斩草除根，痛快淋漓。

语言特色：（幽默风趣。幽默诙谐，痛快淋漓，语言通俗、简洁、老练。）

4.（2分）借控诉口中的坏牙骂腐败的政府，称之为祸害人民的“官匪”。文章全程比喻，一石二鸟。写坏牙的种种罪恶，其实也是处处联系实际，指桑骂槐，表现出对社会腐败的痛恨。

5. （4分）示例一：文章最后一段写许钦文先生来访和拔牙的情节是必要的。写许钦文先生的来访，交代作者“拔牙”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与前文相呼应，使情节更完整。补叙拔牙的情节，表现当时官僚腐败、贪官林立的现实，“拔牙”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突出主题。补写拔牙后，另选“好牙”，实际是对以后的执政官员提出了要求，表现作者向往国家安宁、天下太平的愿望，升华主题。

示例二：文章最后一段写许钦文先生来访和拔牙的情节是多余的。许钦文先来访仅仅是交代一下拔牙的起因，与文章主题关系不大，可以删除。前一段已经写到拔牙成功了，再插入的拔牙的起因和拔牙的具体情节，显得生硬而混乱。将最后作者对国家安宁、天下太平的向往直接写在前段后面，合理自然，所以插入这些情节完全没有必要。

赏析一

《口中剿匪记》 是丰子恺先生1947年在杭州时所作。大家知道丰先生在八年抗战中以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共存亡，曾颠沛流离，吃尽苦头。但是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他早已不是远离尘世的缘缘堂隐士了。1945年抗战胜利局势形成，他原可及时返回上海和浙江故乡，但当时“陪都”重庆，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达官贵人霸占，一般文化人要买到飞机票或轮船票，比登天还难。因此，子恺不得不乘着公共汽车离开重庆，取道绵阳、广元，出汉中，经宝鸡，由陇海线到开封，他带着家眷，沿途卖画，备尝艰辛，在郑州甚至曾因当局的“戒严令”，全家不得不在街头露宿一夜。当时交通拥挤，购买火车票还得依靠权势，而生活拮据，几致流落在半途，无法返乡，困顿程度竟超逾战时逃难。幸而子恺盛名四传，人们一旦知道这位年近半百的美髯公，原是丰子恺，就多出力协助，这样就终于到了武汉，在那边举办了一次画展，解决了盘川问题，在1946年深秋才回到上海。过了年，到杭州在静江路定居。《口中剿匪记》正是他从实际生活中深切认识到贪官污吏统治下的社会真相后，写出来的作品，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的“劫收”大员在全国各地丑闻百出的期间，子恺应声而起，写下这篇很有时代影子的小品文。

子恺作画，常强调“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他的散文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口中剿匪记》显然是这样的作品。他借着自己患牙病的机会，陈述自己怎样下决心把所有的病牙全部拔除。他痛陈他的十七颗牙齿“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哪知道它们“渐渐变坏”，“一味对我贼害”，“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 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 他还说他以前反对拔牙，因为怕痛，又怕不近人情。现在他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终于下了决心，“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宣告“全部贪官，从此肃清”。

作者的笔调机警又幽默，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子恺对当时的政局的忿怒。这里，他早已不是看破红尘的佛教徒，而是嫉恶如仇的战士。

像《口中剿匪记》这样“弦外有音”，而笔锋却直指黑暗现实的作品，在25年后的1972年，子恺笔下曾又出现过，不过那时在“四人帮”统治下，社会更黑暗，统治的手段更残酷。子恺经疯狂“批斗”之后，早已失去写作的权利，他是在谁都不曾发现的情况下，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偷偷地写下来的。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歪鲈婆阿三》，写农村一个在店门口包豆腐干的阿三，平时好赌，又贪吃懒做，有一次出一角钱买了一张彩票，大年夜竟中了头彩。到了年初一，他顿时阔绰起来，褴褛的衣服换了一身花缎皮袍皮褂，到处大吃大喝，滥吃滥用，许多穷汉追随他，称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向他要钱，他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当时子恺的母亲对对门豆腐店的主妇定四娘娘说：“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果然，到了正月底边，阿三又穿着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子恺先生这篇散文最后说：“我年逾七十，阅人多矣。凡是不费劳力而得来的钱，一定不受用。要举起例子来，不知多少。歪鲈婆阿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自古以来富贵荣华难于久居，大观园不过十年，金谷园更为短促。我们的阿三，把它浓缩到一个月，对人也可说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一种自动的现身说法。”子恺作此文，正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处在炙手可热时期，他写这几句话，弦外有音，针对的正是当时这批政治上的恶棍赌徒。

子恺散文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尽管思想有发展，但笔调始终潇洒超脱，语言始终富有情趣，感情始终诚恳真挚，形式也始终朴素无华。宋代洪迈写的 《容斋随笔》，它的序作者李瀚曾称赞这些作品：“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而且使人“大豁襟袍，洞归正理，如跻明堂”，使人“胸中楼阁四通八达”。我想子恺散文，不论是《渐》，还是《吃瓜子》；是《口中剿匪记》，还是《歪鲈婆阿三》，也都应该当得起这样的盛赞和美誉。

（徐开垒）

赏析二

俄国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语言的“陌生化”（又译作“奇异化”）。他认为，诗歌史其实就是诗歌语言不断陌生化的历史。语言的陌生化的好处在于它提供给读者新鲜的感觉，于是翻新出奇的审美感受也就寓于其中了。本篇的篇名“口中剿匪记”，就绝对是语词的新鲜的组合，是陌生化的比喻。作者将“口中”与“剿匪”这两个词硬性搭配在一起，按西方的诗歌修辞学术语来说，就是“暴力性嵌合”。虽然读者对这两个词分别很熟悉、很理解，但对这陌生的词语组合的意义却不甚了然，于是就急于想弄明白它的完整的意思，产生了阅读的兴趣与接受的期待。还有一个“记”字，它的意思是在暗示“故事”，这就更加强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了。

文章的第一句话就点了题：“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原来“剿匪”是个比喻，“匪”就是“病牙”，“剿匪”就是“拔牙”，“剿匪记”就是拔牙的经历。这比喻是新奇、独特的，但作者是否有点“小题大作”呢?对病牙的痛恨是否能与对土匪的厌憎等量齐观呢?读者可能产生类似的疑问。作者针对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的策略是：干脆“小题大作”到底，彻底地把病牙/土匪的比喻扩大化。于是病牙成了官匪、贪官污吏的比喻，人的身体成了社会、人民的比喻，拔牙成了治疗社会弊病的政治性比喻，拔牙治病的正当性成为改革社会与根治劣政的合法性理由。

作者的叙事策略是“以小喻大”，用人人皆知的日常生活的小道理喻指一般老百姓并不十分明了的政治的大道理，从而收到深入浅出、说服力强的效果。从议论文的角度说，作者运用的是类比推理，即病牙要除，贪官污吏就像病牙，所以贪官污吏必须“拔除”。这样的观点，老百姓容易明白，容易感同身受，也易于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比喻的力量。一个好的比喻有时胜过反复、严密的逻辑论证。

一个较为复杂的比喻也是有逻辑的。当作者将“我身体”比喻为社会有机体与全体人民时，便有了好牙、病牙、拔牙、装牙的过程，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比喻意义即好官、贪官、惩官、换官的社会变动和政治理想的描述。其核心是关系比喻，即用“身体”与“牙”喻指“社会”（人民）与“官吏”（政治）。牙是为身体服务的，因此官吏也应为人民造福；病牙是身体一部分的变坏，贪官污吏也是社会机体的异化，必须医治。这样一来，作者谈的是治牙病，影射的却是当时的政治。本篇写于1947年冬，国民党统治区内政治腐败，贪官盛行，像丰子恺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平则鸣”了。他把自己的十七颗病牙，比作贪官污吏，“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一连八个排句，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或许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得生存。这也是当时老百姓生存状态与心境的一种写照。

丰子恺以比喻的方法言政，也是当时言论控制下可行的策略。他谈治牙的详细经历与感受，似乎是身边琐事，偶感而发，从而增加了一定的安全系数。但其影射意味，读者们心知肚明。最后指出一点，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说，比喻都有不恰当的引申的一面。比如，作者把医生给他装上的一口新牙，比喻成好官，“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副“假牙”而已，它的功能是抵不上真的好牙齿的。因此以假牙喻好官是有缺陷的，这就是所谓“蹩脚”。

（朱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