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版十三行》在北京内府收藏了一百三十余年，其后的流传，在王壮弘先生的记录中颇为详细，兹录原文如下：

王壮弘《崇善楼笔记》之《玉版十三行（原石）》条中记云：

十三行贾刻本，万历时于半闲堂旧址得之……康熙末期进呈。康熙时未进呈以前拓本，有杨大瓢、翁嵩年石刻题跋……入内府后一百三十余年极少椎拓，故原石较进呈时丝毫未损。圆明园一役遭兵火之灾，该刻又复流传民间，初为安徽旧家所得，邹景叔曾见之……

一九六二年冬原石流于一无知青年之手，售于上海博物馆。此为紫色端石，曾来朵云轩求售，尤老误为翻本，余当时有事外出，未见之深以为恨。后上海博物馆有人以拓片示余，余细审之，确是世传所谓玉版十三行者。

王壮弘《帖学举要》之《晋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记：

此刻一九六三年余曾见之，乃一水苍色之石（与端石无异），非玉。”后又记：“一九六二年冬一无知青年求售于沪上，为上海博物馆所得，近转归首都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之《晋王羲之洛神赋十三行》1981年2月第一版的《前言》末尾指出“原石藏上海博物馆”，时间标为“一九八〇年五月”，可见之前这件刻石还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3关于后来此石入藏首都博物馆的过程，可以参看以下新闻。

2001年4月的《北京晚报》上曾刊登了一则新闻：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所写的小楷《洛神赋》自宋代以来只残存中间的十三行，所以被称为“玉版十三行”。1982年，吴氏兄弟将“玉版十三行”以1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文物商店，如今他们又来到北京打算讨还这件文物。

吴氏兄弟目前暂住在崇文区一家招待所，据弟弟吴先生说，这件“玉版十三行”是他们家的祖传之物，1979年落实政策发还他们家之后，父母让他们兄弟来京出售。1982年他们兄弟两人带着“玉版十三行”来到当时的北京文物商店，可是文物商店对他们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当时是按照旧物价格将其收购的，价格为18000元，并载名为“旧刻王献之书”，隐瞒了它是文物，具有文物价值，而且是国家珍贵文物。在后来的十多年间，他们多次找到文物商店，要求补偿损失，可是都被拒绝了。吴先生还说，文物商店明知这件文物的材质是玉石，却以“旧石刻”认定，材质不同，价值也相差甚远。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当年来卖“玉版十三行”时，哥哥患有精神病，有医院的证明，因此双方的转让行为不平等、不公正，他们要求文物商店返还这件祖传文物。

当年的北京文物商店已经成为现在的北京文物公司，据他们说，当年收购“玉版十三行”是根本不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事，收购商品四联单上写明“南宋王献之洛神赋刻石”，吴氏兄弟都签了字。据了解，已故的原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先生在他撰写的《秦说碑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书中说“玉版十三行”实际是块石头，不是玉，所谓玉版实际是一种美称，当年花18000元收购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但这是国宝，后来捐献给首都博物馆收藏。

吴氏兄弟在讨还无果的情况下已经把北京文物公司告到了宣武法院，昨天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但没有作出判决。这件文物命运如何将等待法官的裁决。

次月，《人民法院报》刊出了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结果：“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南宋王献之洛神赋刻石十三行仍为北京市文物公司所有。”

秦公所著的《秦说碑帖》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收购时间标为1981年。

也就是说，《玉版十三行》在北京内府收藏了一百三十余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从圆明园中劫掠出此石，使此石流入民间，此时杨、翁跋已失，玉版被安徽吴氏所收藏。1962年冬，吴氏后人将玉版带至上海，求售于朵云轩被拒后，出售或寄存于上海博物馆，1979年落实政策发还原主，1982年吴长生兄弟以18000元的价格将玉版出售给北京文物商店，后北京文物商店捐献给首都博物馆。

《玉版十三行》原石，长295毫米，宽270毫米，厚12毫米，石质细润，为青黑色河南石，并非碧玉，现藏首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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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版十三行》原石，首都博物馆藏。

历史迷雾中的真相

（一）《玉版十三行》是否贾似道所刻

杨宾在其《铁函斋书跋》卷三《王耳溪再赠玉版十三行》中就对《玉版十三行》为贾似道所刻的说法提出怀疑：“夫似道既以于阗玉刻十三行，岂有“宣和”印而无“悦生”等印及小米跋，则非悦生堂所刻明矣。”

其在《翁萝轩玉版十三行》中再次质疑此说：“陆说余亦未敢深信，盖此刻独有“宣和”印，而无“悦生”“长”字印，又无小米跋，与《容台集》所载秋壑家晋时麻笺不同，岂秋壑所刻非麻笺耶，抑此玉不刻于秋壑而刻于宣和耶？”

另外，再从镌刻的材质上看，也与贾刻的说法不符。《玉版十三行》刻于水苍色河南石上，此种石质在北方刻石中较为常见，但在江浙一带的刻石中极少见到。

2009年北京翰海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拍品《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为太湖石质，此刻石明代在杭州西湖葛岭贾似道半闲堂旧址出土。另外2007年在杭州文澜阁旧址发现了南宋翻刻《淳化阁帖》原石二十五块（部分双面刻字，实际共四十六面，浙江图书馆藏），当代碑帖鉴赏家仲威先生通过与传世宋帖比对，确认这是南宋贾似道“世堂本”《淳化阁帖》原石，刻于宋度宗咸淳间，由贾似道门客廖莹中摹刻，而这批帖石也同样刻于太湖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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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北京翰海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拍品《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为太湖石质。

浙江是太湖石的主要产地，太湖石质地细腻，石质坚韧，笔者至今所见江浙一带刻帖，几乎都以太湖石刻成，几乎可以排除用河南石刻帖的可能。

故而这方《玉版十三行》刻石应该是从北地带来，并非刻自杭州，也并非贾似道所刻。

（二）《玉版十三行》与《宝晋斋法帖》的关系

在《洛神赋十三行》的各个版本中，《玉版十三行》与《宝晋斋法帖》最为接近，无论是字形结构还是章法位置都极其接近，尤其前端的“晋中书令王献之书”楷书标题，两者如出一手。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几种可能：第一，《宝晋斋法帖》翻刻自《玉版十三行》；第二，《玉版十三行》翻刻自《宝晋斋法帖》；第三，《玉版十三行》就是《宝晋斋法帖》的帖石。

《宝晋斋法帖》每卷前都有楷书标题，标明作者，书法与《玉版十三行》前的标题完全一致。若将此笔迹与《宝晋斋法帖》卷十末尾的曹之格跋稍加比对，即可发现，此标题书法应该出自帖主曹之格之手。故而排除了《宝晋斋法帖》翻刻自《玉版十三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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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晋斋法帖》标题与《玉版十三行》标题对比图

首都博物馆叶渡先生在《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考》一文中认为《宝晋斋法帖》是《玉版十三行》的母本，即《玉版十三行》翻刻自《宝晋斋法帖》（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86第三期），这是首次提出的《宝晋斋法帖》与《玉版十三行》的关系，具有创见。

为了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将《宝晋斋法帖》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两页重新拼合。宋代时书帖大多装为蝴蝶装，中缝不用截断，而《宝晋斋法帖》目前已装成册页，《洛神赋十三行》已经截断后装为两页，重新拼合可以使之恢复原貌。

仔细观察《宝晋斋法帖》的《洛神赋十三行》可以发现，篆书卷题“宝晋斋法帖卷第六”与《洛神赋十三行》部分不属于同一张纸，之间没有相连，而每一页拓片上下左右均有黑色接纸。我去除图像上的接纸部分，加以拼合，第五行“懼”左上角有一小块石花，贯穿两页，我以此为基准，将两页拼合，这应该是《宝晋斋法帖》的《洛神赋十三行》割裂前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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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宝晋斋法帖》卷六中的《洛神赋十三行》拼接图

为印证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将此图像反色，使之显现黑色字迹，再半透明叠盖于《玉版十三行》原石平面图之上，然后对应字迹与石花（图13）。通过校对，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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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晋斋法帖》卷六的《洛神赋十三行》与《玉版十三行》原石的对应关系图

1、文字位置基本可以对应，局部有微差，考虑到《宝晋斋法帖》历经七百多年中的多次重装，纸张受到局部牵拉变形和撕裂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文字和石面的相对位置吻合。

2、《宝晋斋法帖》中，从第三行“託微”，至第四行“人之”， 至第五行“而为”， 至第六行“棄”， 至第七行“自持”， 至第八行“擢”， 至第九行“衡”， 至第十行“迺”， 至第十一行“明”，有一道自右上至左中的斜向沙痕，这道沙痕在《玉版十三行》上已经磨平，但从石面上依然可以见到此处位置石质稍显粗暗。

3、《宝晋斋法帖》第五行“懼”字左上方有一小块石花，在《玉版十三行》上可见这块石花向右上扩大。

4、《宝晋斋法帖》第十行“雜”字“木”部上横的破损完全吻合，第八行“而”字右肩破损完全吻合，但破损反而减少。

5、《宝晋斋法帖》第八行“踐”字、第九行“兮”字下方有小块空白，似非石面凹陷所致，从图片来看，很可能是拓片纸面与下部粘连后，表面撕裂所致，并非石面残缺。

6、《宝晋斋法帖》第一行末尾“湍濑”二字因纸面撕裂，装裱时右部上移，有错位现象；第二行“悵”字捺脚部空白为纸面破损。

以上情况证明，《宝晋斋法帖》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与《玉版十三行》出自同一石，即《玉版十三行》原石很可能是南宋《宝晋斋法帖》的残存帖石。但此石表面已经经过打磨，部分笔画已经经过剔剜，笔画反而比旧拓更丰润。

当一方碑石被多次椎拓、打磨、剔剜之后，以比对石花校碑已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时，可以通过校验字迹、石花的相对位置来确定是否翻刻，因为以古人的手工摹刻水平，要做到相对位置的精确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经多次打磨和剔剜的一些名碑，如《九成宫醴泉铭》《集字圣教序》等，到清代时的拓本基本已经面目全非，若以校勘石花与笔画校碑，无疑是行不通的，好在这些名碑我们可以找到其历年演变的中间样本，找到其历代的考据点。但《玉版十三行》却缺失了从南宋末至明末之间的演变样本，所以我们唯有通过校验其相对位置才能发现端倪。

《玉版十三行》末尾有“宣和”印，这个位置在《宝晋斋法帖》中被裁去，加上《宝晋斋法帖》是宋拓孤本，这方印到底是刻帖时就有的，还是后人妄添的呢？

按“宣和七玺”的钤盖位置来看，此处应该盖“宣和”印，但这方“宣和”印与真正的“宣和”印相比，不但缺少边框，字形也不相符。另外，此本《洛神赋十三行》未曾入藏宣和内府，故而这方“宣和”印后人伪添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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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版十三行》中的宣和印对比

《玉版十三行》末尾“宣和”印的“宣”字有明显的铲损痕迹，铲损时间当在明万历年间此石在杭州出现之前，因为之后的流传中，从未有“宣”字未损的记载。

杨宾在《翁萝轩玉版十三行跋》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玉版十三行》之前的信息：

……甲申三月，于维扬吴禹声家见宋拓本，与此纤毫无异，但“我”字戈法尚细，“宣和”印“宣”字尚全耳，始信宋时已有此刻。

杨宾在在《再跋玉版十三行》再次叙述：

……甲申三月过芜城，见新安吴禹声宋拓，与此较对，毫发无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劲，而“宣和”印“宣”字则比余本完好，始知康饴所得确系原物，不然何与宋拓本符合如是耶？

康熙甲申（1704）三月，杨宾在安徽芜湖吴禹声家里见到了《玉版十三行》的宋拓本，古人所谓的宋拓多有水分，但至少是明代以前的，与清拓本相较对，完全吻合，毫发无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劲，可知明代以前尚未剔剜，“宣”字也完好无损。

（三）《宝晋斋法帖》的来源

《宝晋斋法帖》每卷后题有帖子的来源，分两种：“右曹氏家藏真迹”和“右曹氏家藏帖”。《洛神赋十三行》编于卷六，末题为“右曹氏家藏帖”，可知并非源自“真迹”，而是来自其它刻帖。

据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考证，《宝晋斋法帖》所据底本主要为：曹士冕刻《星凤楼帖》、薛绍彭刻《清閟堂帖》、单炜的襄州刻石等。

《宝晋斋法帖》王献之书部分大多摹自《星凤楼帖》，而《星凤楼帖》之王献之书部分，摹自单炜的襄州刻石，这可在曹士冕《法帖谱系》中得到证实，因而可以确定，《宝晋斋法帖》中王献之书部分，应该就是单炜襄州刻石的再翻本。也就是说《宝晋斋法帖》的《洛神赋十三行》本身就是屡次重翻的翻刻本。

结语

南宋曹知格刻成《宝晋斋法帖》后，石版留存在安徽无为州学之中，明代已陆续散失，据明代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记载，明宣德九年（1434）王佐尚见无为州学中有残石六七块，今已片石不存。

明代万历年间，其中的《洛神赋十三行》一石被人携到杭州，以贾似道旧刻的名义出售，更附会出“碧玉版”“篙痕”的传说，使这件宋代帖石罩上重重迷雾。事实上，这只是一件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的宋代翻刻本，并非真迹上石，再加上后人加以打磨和剔剜，早已仅存形骸，无复晋韵，无怪乎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认为：“不似晋人之笔！”而《宝晋斋法帖》中的《洛神赋十三行》应是《玉版十三行》真正的宋拓。

当贾刻本的这件华丽外衣褪去后，我们再来对比《玉版十三行》与柳跋本《十三行》，柳跋本无疑有着更为显赫的身世，有唐柳公权题跋，曾被北宋周越、宣和内府递藏，其可靠性更强。而赵孟頫关于真迹本与唐临本的判定，是否一定正确呢？是否包含着矜贵自藏本的意识呢？

《玉版十三行》华美秀逸，柳跋本《十三行》朴拙古茂，两者之间，可能柳跋本更接近于晋人小楷的风貌，而被我们奉为圭臬的《玉版十三行》却是经过后人篡改的翻刻本，或许这就是《洛神赋十三行》的真相，真相令人遗憾，但探寻真相、破除谎言是我们接近书法真谛的不二法门，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