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本《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周汝昌先生序言

发现的经过与定名的由来

一九六一年之春，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吴闻女士来访于京城无量大人胡同小舍，告知我一个新喜讯：又一部《红楼梦》古钞本发现了！我听了她的简述，喜不自禁：原来，她是刚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处得悉，近日收得一部旧钞本《石头记》入藏，很有特色。于是她赶来见告，盛情令我十分感动。

吴闻女士是温州人，素喜诗词，尤爱《红楼》，所以有时枉顾寒斋，谈文论艺。这次，她建议我到馆去亲自看看本子，有无可贵之处。我欣然依从她的叮嘱，于次日独赴那处琅嬛秘府，过了金鳌玉蝀桥，看见殿门紧闭，门外芳草如茵并无人迹，方悟今天乃是闭馆休假之期。虽有些怅然，却也不悔此来无益，于是转身进入北海公园，正可小憩而理一理我的“红学”思绪，并筹划哪一天有空再来访此“新”书。那时，北海园中正值细雨如丝，满园不过二三游人，静无声息。后山一枝小桃，不多的红蕾，含苞欲绽——独它一株，只我一人，相对无语而立于雨中者久之。

我登上白塔，坐揽翠轩中品茶，即作七律一首：

几春琼岛见春阴，霏雨纤纤更着林。

数武琅嬛芸绿静，一襟珠玉砚红深。

小桃立久无人语，清茗烟微要我吟。

身在蓬山山绝顶，海门应念此幽寻。

这首诗，记载了我初访此本的情景，至今俨若昨日，然而已四十七年逝水年华了。

这是用的曹雪芹所遗的韵脚，饶有意味。

我将此经过函沽四兄祜昌，邀他尽快抽暇来京，一同考察此本的详情。果然，不久他就为此而晋京了！我们两个到馆初步翻阅，大为兴奋。

《蒙古王府本》这个名称是怎么拟定的呢？在我目验此书之前，我先询问过了赵万里先生，因为我们自一九四七年即已相识而学术交谊不浅了。他告诉我：此本出自一个清代蒙古王府的后人之家，并无题名，不知如何定称方妥。为此，我们函札往还与晤面商谈多次，没有找到很合宜的简便的本子名称。我说，就先暂以“蒙古王府本”为名吧。由此，沿用下来，今则简化只称“蒙府”本了。

概况与特色

这个本子共装四函，连史纸，朱丝阑，中缝有印就的“石头记”字样，可见是特制专用的纸张，工楷精钞，很考究。书的题名，不似甲戌、庚辰等本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不似梦觉本用“红楼梦”，而是用“石头记”三字，和戚本一致。卷首有后人钞配程小泉序，八十回后又配录了续书四十回。原钞和配录的人名年月，都未留一丝痕迹。

此本的最大特色，可粗列如下：

一，封面用黄绫装订。

二，书是专用纸，中缝刻有“石头记”三字。

三，全书一百二十回，但前八十回是专用“石头记”之印制抄书纸，后四十回则是并无阑框与中缝书名的素白纸。

四，因此，后四十回总目录也非原有之旧抄，同为素白纸抄配而楔入者。

五，八十回中，五十七至六十二回亦系后来楔入痕迹，而素纸配抄者全无书法可言，十分丑劣。

六，此本与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基本一致，唯亦偶见异文独出。

七，除“戚序本”与脂批相同外，又有独出侧行罕见墨批。

版本源流

《石头记》的本来面貌，即钞本形式，自乾隆末年程伟元印本《红楼梦》（增僞续四十回拼配为百二十回本）出现，即逐渐湮没不传；一百二十年后，直到清末民初，方才有一部《戚序本》（“有正本”）钞本《石头记》石印问世，这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除鲁迅先生外，长期无人给以应有的重视。对《戚序本》的认识和评价，不过是近年来的“新”事态罢了。这个《戚序本》的印行及其意义，它的引人注目的特色与优点，竟然是习见“程本”（及其无数辗转翻刻翻制本）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了。

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戚序本》石印出齐之年算起，到这部《蒙古王府本》的入藏京馆并为人所知，已是整整半个世纪。我们将《蒙府本》与《戚序本》比照而观时，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对“姊妹本”，可说是各种特点都很一致。

（一）、前八十回与戚本最为相近

蒙本前八十回，与戚本最为相近，是脂本系统。不但题名同，中缝格式同（上标“石头记”，中标卷数，计每十回为一卷，下标每回叶数）。连每叶十八行每行二十字都相同。它和戚本之间的异文，有的是在每叶固定字数之内有所变换，有的则是紧缩钞写而增字，象是在原行款中挤进去的。

（1）与戚本共有的总批和夹注批

蒙府本前八十回每回前后有总批，批语有散文、有韵文，都和戚本大体相同，（仅有个别词字上的些微差异，如“叙”蒙本作“绪”，“总冒”蒙本作“总帽”等）。

此本的双行夹注批也和戚本大体相同，仅有个别词字上的些微差别。夹批中不见“脂砚斋”字样，但我认为：夹批都是脂批。

（2）与戚本同源的正文

戚本独出的异文，大部分蒙本与之相同。如第二回：“今岁鹾政”同作“今岁盐政”；“墙垣朽败”同作“墙垣折败”，“罕然”同作“骇然”；“老爹”作“老爷”；“冷子兴笑道”作“子兴冷笑道”……这些蒙、戚共有、与众独别的异文，是蒙、戚所据底本曾经改动的地方。

（3）也有独出与戚本及他本全不相同的文字

《蒙府本》与《戚序本》文字之异，祇选二三小例，以见一斑：

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向宝玉编述茗玉小姐的故事，说村上人要毁了像，平了庙，宝玉急言不可，要募钱财“把这庙修盖，再装〔庄〕严了泥像……”。“庄严”一词，明是雪芹借佛家语意，用为动词，而他人不懂，就妄改为“妆潢”（《己卯》、《庚辰》两本同）和“装塑”（《戚》、《程》两本同），却是大非芹笔本来意味了。

又如现在通行的“逛”字，雪芹时代尚无用者，《甲戌》作“【彳狂】”，《己卯》、《庚辰》、《戚》作“俇”，而此《蒙府本》作“旷”（《杨藏本》作“旷”或“矌”）。可见其底本为时甚早，其时对此俗语聆音记字，尚无已定的“规范化”办法。（“俇”字着録于《谐声品字笺》己集，收入“诳”字条下。此书为虞德升撰，康熙间刊。）

第五回隐迎春的那首《喜冤家》曲词：“一味的骄奢淫佚贪还构”，此本与《庚辰本》合，《戚序本》改“贪顽彀”，王希廉本又改“贪欢媾”，盖皆不懂原语是说后文孙绍祖贪婪搆陷、诬害贾家——所以为中山狼者在此，岂一淫徒而已哉。

余若第二回叙贾雨村，诸本“却又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而此本独作“自己担风袖月，却去游览天下胜迹”，觉句法特胜。如此种种，殊难备举。可知此本是更能多存雪芹真笔之善本。

总起来看，蒙、戚二本虽偶有分歧之处，其为同出一源，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二）、蒙本独有的行侧墨批

蒙本与戚本同，无甲戌、庚辰二本之眉上和行间的朱批。但和诸本又不同的是：其独有许多行侧墨批，蔚为一大特色。行侧墨批的分布在卅四回之中，粗计共存行侧墨批七百一十八条。除去与庚辰本侧批重出的七十九条（七十九条里面，同时和甲戌本重出的有二十条），净剩六百三十九条，都是蒙府本独有，历所未闻于世的参考资料。

六百多条批，内容牵涉很广，其中有援引其他小说名著，对比对照。以见本书用笔的、有以画法或其它艺术手法以喻行文的、有以韵语形式出现的。这在双行夹注批和朱批中很少见，却与总批之末的韵语相辉映、有表出或揣度作者用心的、有指出后文伏脉的、有涉及生活体验与创作之关系的、有抒发批书人的特殊感情和隐痛的。有披露批书人对特殊事件的感慨的。有借题发挥议论的。有透露批书人“身份”的。

和戚本相同，蒙本里面也找不出一个“脂砚斋”字样。双行夹注批可以以庚辰本带有“脂砚斋”字样的批来相对照而证明是脂批。至于蒙府本的行侧墨批，到底是脂批呢，还是出于他人呢？

第十六回书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之旁，蒙本有墨批云：

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徒以顽石土堆，为〔惟〕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惟知乱作山石树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误事。

这批与甲戌、庚辰朱批重出（诸本异文不赘列），庚辰本末尾原有“脂砚斋”三字，这三个字到甲戌本、蒙府本便不见了。

这是很重要的证据，使我们可以下初步断语：蒙本这些侧批如果不都是脂批，至少肯定当中就有脂批。

《蒙》《戚》抄本与佟氏之关系的推测

欲识蒙古本之真价值，须知两点：一是曹家败落，实缘佟氏大案；二是此本之最初整编钞传者，正是佟氏后人。深悉清史的人都知道，佟氏诸人是关系清代兴衰隆替的一个重要家族。佟氏原是因明朝在辽东开原地方开市与满人贸易而兴起的人家，后移籍抚顺；佟养真（清代官书避雍正嫌讳作“养正”）为明万历间辽东总兵，叛明降清（后金），与从弟佟养性（统领汉兵）、养量，皆以武职起家（佟养真之下一辈人中，有佟卜年，原是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臂佐，熊失事，传首九边，卜年同入狱，作《幽愤先生传》，实为明之忠义，衔冤而死）。养真之幼子盛年，入清后更名图赖，生国纲、国维等弟兄。图赖有女，入宫，是为顺治帝之孝康后，即圣祖康熙帝之生母。而康熙帝之孝懿后与慤惠妃，又皆国维所生姊妹。犹不止此，康熙帝之九公主，乃是雍正（胤禛）之同母妹，下嫁与国维第三子隆科多之子舜安顔，——如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已有“元妃”佟佳氏，并佟养性已是太祖时之额驸（俗称驸马）算起，则佟氏（后“抬旗”即称佟佳氏）与爱新觉罗清皇室实为五世儿女亲家〔至道光朝，又有一佟佳氏为嫔。按佟家之真正衰落，第一关键是隆科多的失势，第二是其弟庆复的获罪。庆复于乾隆朝膺重用，遍历内外文武诸要职，却于乾隆十四年以失误军机而赐自尽。从此佟家遂无重振之望〕。此一家族抬入满州旗，充满族人，改用满语姓名，贵盛至极，当世方有了“佟半朝”的俗语“口碑”。所以他们与清室关系至极密切，其家族命运亦与清室政局互为表里，息息相关。康熙之称佟国维，雍正之称隆科多，皆用“舅舅”为官称，势倾朝野，为帝王以下的“首姓”。

到了康熙朝，发生了立太子、争嫡位的重大纠纷。佟家一门都是支持皇八子胤禩的主要人物，以至遭到康熙帝的严厉谴责（如舜安顔因此以至削去额驸，加以禁锢；后来纔得释放）。但在雍正夺位事件中，隆科多由于己子是胤禛的嫡亲妹丈而别有打算之故，却忽然独自站在胤禛一边，与年羹尧合作，以兵力实权帮助胤禛克制了政敌，谋得了皇位。

隆科多的“拥戴”之殊功，换来了极端的荣华富贵，以雍正二年为达到顶点。从三年起，情况逐渐有变，雍正早已安心要“收拾”年、隆二人，以免后患。种种寻衅，迤逦至五年十月，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将隆科多严酷惩治，禁锢斗室，不久殒命。“狡兔死，走狗烹”，略如汉家故事。

简叙至此，即须指出：雍正于五年正月治年，十月治隆，于隆科多败事，祇两月后，便下令将曹頫革职籍産！

这缘由何在？祇因：

一、佟氏兵势先助满人（原称女真）攻下抚顺，次陷铁岭，曹氏原从河北丰润迁来辽东，其时已着籍铁岭，即随佟入旗，两姓家人丁众，皆自抚、铁随势南移，以至辽、渖，而建后金。两家关系最早最密。曹世选之“令沈阳”，曹振彦之任“侍臣”（包衣），皆与佟氏同列之时。

一、清太宗皇太极之孝庄后，生顺治帝，地位最为重要，后实掌“上三旗”兵，为曹家（正白旗）之实际“旗主”。世祖顺治帝之婚配佟佳氏孝康后，亦孝庄实主之。孝康生康熙帝。当时满洲风俗，凡生儿先择乳保，最为要事，其人选（多由新生儿之外家推荐）亦实由孝庄主之。及顺治帝病危议立嗣位人，选择其第三子玄烨而力争于顺治之他议者，又实孝庄一人之意旨。康熙帝生母早亡，其自孩提教养成长，悉赖保姆孙氏抚育，即是康熙帝之真正慈母，其感情终生难忘。而此孙氏，即曹雪芹曾祖曹玺之夫人。此种关系，奠定康熙六十年曹家地位，——也帮助了佟、曹两姓旧谊的渊源久远。

一、雪芹祖父曹寅，寅妻兄李煦，分任宁、苏织造兼两淮巡监，由于历史的以及宫廷职务的关系，皆属于胤禛之争位敌对党，又身为皇室世仆，洞悉胤禛私祕，故胤禛登位后深防忌之。而由于曹家诸门亲戚，多有崇贵膺用之人，又特蒙佟家世谊之维护，得苟延至雍正五年。其年，曹氏诸戚谊如平郡王纳尔苏、尚书傅鼐、织造李煦等，先后获罪。至十月，隆科多覆灭。于是曹頫被连，更无遁解之余境，遂于十二月抄没逮问。

佟氏一门是清代足以左右皇室及政局的强有力的戚里豪门，他们的命运，又牵连着“老亲旧友”曹家的升沉否泰。——而这种升沉否泰，纔正是曹雪芹黄叶著书、写作《石头记》的兴感与历程的真正的源头。

必明此义，方能读懂“蒙”、“戚”两本中独有的回前绝句诗：

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

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

——第四回回前

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

可怜立业英雄辈，遗脉谁知祖父恩。

——第五十四回回前

祇这两首诗，便将题咏者的身份作了准确的规定：

第一，敢称自己家门为都城中旺族之首（旺族，实质是说望族，但因自言有所未便，故改用“旺族”，实婉词耳），这种口气，非佟氏莫属（就连另一满门富贵的李荣保、马齐、马武、傅恒、明亮、福康安……这家富察氏，也都没有资格这般讲话呢）。

第二，明言题诗人之泪——身世之感、家门之痛，是与雪芹全然一致的！这也正是佟国纲、国维的子孙后裔的声音。到雪芹这一代，还能有佟家的子弟与之交往过从或“遥闻声而相思”吗？我看是完全有的。雪芹与敦敏、敦诚交往，其实就是由于敦家属于“年党”，与曹家同是受雍正之迫害。所以雪芹如与佟家子弟有所往来，便毫不足异，正所谓“人以群分”了。再还可能兼有其它的因缘。试举一例：隆科多之二兄法海，是有名的八旗进士翰林（一六九四），风雅博学，因与兄鄂伦岱同属不直雍正之所为者，虽高官至兵部尚书，亦正在五年八月，革职流放于蒙古。至十年（一七三二）方得赦还，乾隆改元（一七三六），入咸安宫官学为教习，年已六十五。咸安宫官学者，专为“教育”内务府子弟而设之学校也，雪芹时年十二三，正入学就业之时。这层渊源，尤可注意。参互多种关系而看，“蒙、戚系”钞本的题诗制批人，如果推为法海、鄂伦岱〔鄂伦岱，佟国纲长子，康熙间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因拥护胤禩、雍正谪放之于关外，至四年，与阿尔松阿并诛，仅免籍没与妻子入官，为胤禩事件中重要人物。〕等人之子孙后嗣，就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了。

这位敢于整订评题《石头记》的佟家子弟，却也不敢留下真名实姓，他只在第四十一回的回前诗（七绝）下，记下了他的一个别署：

任呼牛马从来乐，随分清高方可安。

自古世情难意拟，淡妆浓抹有千般。

——立松轩。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蒙、戚”本即是“立松轩本”。

假若“立松轩本”之名实俱符历史真相而无差误的话，那麽从立松轩的各体评题（诗、词、曲、骈、散皆有）所显示的特色来看，则其人应是：

一、出身大家富室。批语中时常提及“富家长上……”、“贵家奴婢……”、“富室贵家”、“大家规模”、“大家威仪”、“大家气象”、“望族序齿録”……；

一、身是宦门子弟。故特此体会“富贵子弟”、“荫袭公子”、“公子局度”、“富贵公子，侯王应袭”的事情；

一、饱经盛衰荣辱。其韵语中每言“好将富贵回头看”、“梦破黄粮〔粱〕愁晚”、“万种豪华皆是幻”……；

一、对“世途”、“宦途”屡寄感慨；

一、深有感于“有势者”之不自警戒，自贻伊戚，不知将来“时衰运败”，“及风波一起，措手不及”。常有“示警”、“宣教”之语；

一、极恨“大奸巨猾”、“大奸大盗”一类人（似不无隐指雍正之意）；

一、以为《石头记》作者“他深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美如玉’等语误尽天下苍生，而大奸大盗，皆从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结，为五阴浊世顶门一棒喝也！眼空如箕，笔大如椽，何得以‘寻行数墨’绳之哉！”极为厌恶世俗礼教而又杂有道、释思想；

一、其文笔造诣（从第四十回以下显示得愈益突出）很是高超，精谙我国民族传统行文用笔的种种特殊技法与理论，在赏析方面写下了多条极为精彩透辟的批语；

一、多次指明“痴情”、“至诚种子”、“真情种”一义，又屡用“幻情”、“幻境”等词语表意。也深能领略书中宝玉的“痴”心“呆”气；

一、极佩作者曹雪芹，对其人的文学、风度、“妙心妙口”、“锦心绣口”、“灵心慧性”……表示惊叹、倾倒、崇拜。

这些特点，对佟氏世家来说也是对榫入卯，略无凿枘参商。但其重要的是，此人对书中的探春、熙凤，尤具备极高的干才智能，贵宠倚重的条件，尚且困难重重、掣肘种种的处境，深致叹慨，至言“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如以寻常眼光看待，这岂不是与芹书意旨正相违逆而当厌其迂谬之笔？然而若知其为佟氏后人的特殊心境，便恍然恝然了。

这位佟氏批书人留下了两处“自表”的痕迹，一处即是署名“立松轩”，书写地位是第四十一回开卷的最前面。这是因为，佟氏所得原钞本，尚是祇有前四十回已经作好了双行夹注和总评并且一切款式定了下来的本子（例如孙楷第先生就曾着録一种四十回本单行）。其主体仍属脂批本，佟氏不肯攘善掠美，祇在第二个四十回的卷端记下痕迹，以表区别，帮助以下的批语纔算是继脂而撰，换言之，也许祇有这四十回纔是真正名符其实的“立松轩本”。十分谦谨得体。第二处是第五十四回回后总评，此评之末幅，特笔书写：

……噫！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按“圣叹”是“脂砚”的代词，因此本已将“脂砚”字样埽数删去，只能隐语示意〕，愚不自谅[量]，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这个地位，又正好与“都中旺族”一诗同回，那是《石头记》前半部的末尾（原书全部是一百零八回，前后各五十四回书。这段重要的话，帮助了他之批注编整，是为了继承雪芹和脂砚的遗志而从事的。

然而奇怪的是：他是佩服芹脂、继志而作之人，如何在他的“立松轩本”中却又对雪芹一名只字不提，对脂砚又将其无数处署名痕迹都删削得一丝毫不可再见了呢（由《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书名变为《石头记》即由此始）？他既不肯攘善掠美，又焉能掩人之名，羼己之笔？于此，便知其中又隐含着难言的事故与内幕。

了解这种内幕的关键，必然就轮到了脂砚其人的身上。

我们早曾论证过：脂砚实是李煦家的一位女子。这一主张虽然不为若干研究者所接受，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者。我们已知，雍正二年严治李煦时，雍正即命隆科多负责办理，并下令将李煦家口人众赏与年羹尧为奴。年、隆原甚密切，又有“换子”之谊（隆以年之子为义子），且隆本是暗中维护曹、李的人，因而此女即有机会设法，得以辗转移让而入于隆府，——也就是说，脂砚完全可能与佟家有了一层特别的关系。我以为，要想理解“立松轩”何以会继承脂砚之志而批注题咏、编整钞传《石头记》的奇异现象，应从这一内幕中去寻求缘故。

如所推接近史实，那麽脂砚自入隆府后，又几番患难，无限辛酸，最后与雪芹重会，助其著书，并为评注，但是终不敢显示真姓名。脂砚于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八月作“泪笔”一批，实即绝命词之性质，不久下世；她因境遇异常不幸，打击沉重，精神体力，早已难支，故仅仅理出前数十回，即无力续做，此时雪芹已逝，孤苦伶仃，无所依赖，遂向佟府旧识子弟行中觅请可以继志之人，付托重任，务使芹书不致湮废。于是方有“立松轩”出而承担，——是为“蒙戚系”钞本之真正编整、批閲、传録者。“作者已逝，圣叹云亡”的沉痛语气，隐涵着无限的閲历沧桑、身世命运的共同悲感。

以上仅仅叙明了我们推考“立松轩”继脂砚斋之后而工作的来由。但事情的复杂远不止此，还须了解这种“佟批本”出现的另一种历史因由。

原来，雪芹的《石头记》，其性质、其撰作情况、其传布经历……，如用今日之“文艺常识”去笼统揣想比附，那是事事抵忤难通的。由于雪芹家世、遭遇都与政局密切牵连，其所撰作与钞写流传，皆有避忌，并非公开授受，列肆买卖之一般“闲书”可比。其时贵室富家以“数十金”的高价争求一部，避人独赏，此书此事，声动朝野。不久，乾隆帝亦即知之，索观，情势急迫，仓猝“删削”，以为“进呈”。此一传闻、记述，非止一家一书之言，显有所本。壬午年重阳节脂批中，也特别记下了“索书甚迫”的重要语言。因此，作者、批者、编整钞传者，为了保全大局，遂不得不将“碍语”删改，一面应付迫索，一面顺势谋一“公开对外本”。“蒙戚系”钞本的共同特点是：删净了“脂砚斋”字样，改去了讳忌之嫌字（如“藩郡余祯”改成“藩郡提携”），净化了露骨的秽语，除掉了很多硃笔批注，统一了款式规格，等等，可以为证。但这部“蒙古王府本”的两个特点，更令人注目，就是：第一，它是朱丝栏精楷抄写的，这种专用纸的中缝上方，有刻就了的“石头记”三个大字；第二，封面用黄绫装裱，为他本所未曾有。这种迹象，帮助了此乃“官本”的规格，而断非一般肆售小说野史之商品性书物〔据见者陶洙、张次溪俱云：“另有一种《石头记》钞本，黄绫装面，尺寸极大，閲时须置于八仙桌上方能展开。”此种巨册，当与进呈事有关。〕这一切，都为雪芹著书的特殊历史情状提供了重要标志与线索，也就正是此本的价值和意义不同一般的证据。

至于戚蓼生一序，也非同一般文字，其笔墨、见解，已俱不凡，但其字里行间，深意微词，见于言外。戚氏系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进士，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在京都者十余年方出外任。在他刑部服官期间，有机会与佟家子家直接间接地结识过从（佟氏已有多人在刑部任过尚书等职，也可谓刑部世家。其门生故吏，在此部内的“遗绪”自然历久犹存）。戚蓼生的序，察其语气，可能即是为佟家后人立松轩而作。

然而这部“蒙古王府本”，开卷却并无戚序。但此本经过改装，卷首拆移了原抄卷五的朱丝阑专用纸，以程伟元序文移録抵充原序文，所以还不能认为此本一定原无戚序，可能即是改装时被有意拆掉。

此本不但序文是后加程序假冒，而且中间所缺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六回书文（早期《石头记》钞本每二回分钉一册，故所缺实是三册），悉用白纸録程本文字补替。又，前面的“全”总目，八十回后的“全”书文（即高续四十回僞书），也都是白纸劣字补抄拼配的。这一点，我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即曾撰文指明。

综覈而论，我纔敢说此本在红学史上是极有关系的一种特殊本，它所保存的种种痕迹牵引着而且“诉说”着许多与作者、批者、传者的重要政治经历。

如果再讨究当时这种“特殊本”的读者范围的问题，则又有事例可举，而且异常重要：曹家老旗主睿亲王多尔衮无子，以弟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又五传至耳孙淳颖。多尔衮得罪削藩去封典，乾隆四十三年始予恢复睿亲王封爵，即以淳颖袭。淳颖自幼失恃，寡母能文，教以诗学，抚之成长，文笔高秀，有刊本诗集。可注意者，淳颖诗稿中有《读〈石头记〉偶成》七律一篇，其中颈腹二联，词意多与《蒙府本》题评及侧批语句相关相通，而淳颖之母夫人正是佟佳氏。所以淳颖于“程甲本”活字摆印以前所读之《石头记》，可能即是来自他外家佟氏的这种“立松轩本”。淳颖此诗极有关系。由此可见此种“特殊本”的作用与意义，绝非一般钞本刊本可以同日而语。它在清代皇室宗亲中辗转传布的背景与情况，影响与声势，俱非后世之人所想象的那般简单轻易。

独特的价值

一个问题也许会为人提出：既然《戚序本》于数十年前已经石印行世（七十年代又有了影印本），那麽这部《蒙府本》还有什麽独特价值可言呢？回答此问，十分简单：

一、前文已述，《戚序本》之款式面貌，长期不为人所理解，甚或有疑，今得《蒙府本》而获得有力的参证，“蒙戚系”钞本乃脂批本中一大支系，真相大白。

一、《戚序本》的文字，在石印之前之后，都又经过后人的改动，虽然数量或多或少，但总之已非原来之全部真文。《蒙府本》与之相较，显然并未遭受《戚序本》中同样性质之后改，更为接近原本的真文字。

一、《戚序本》已将脂本眉批、侧批删净。此本却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墨笔侧批，成为研究“脂批”与“佟批”的重要材料〔“佟评本”的存在，在清代似有传闻。如孙桐生（小峰）误以张新之所批《妙复轩本》为“仝卜年批本”，仝、佟音混，传闻致讹，即一旁证。又刘铨福自跋《甲戌本》云：“惜不得与佟四哥三弦子一弹唱耳”，其中亦有可资玩味之线索。《蒙府本》现存墨笔侧批，至少包括着脂批与佟批两部分批语，而佟批中所包括的也许又不止一人之手笔。研究者宜细加分疏〕。

一、此本专用刻印朱丝阑纸，黄绫装面，深可注意，已如上述。

我们已经指出过：“蒙戚系”本子，编整定型年代较《甲戌》、《己卯》、《庚辰》等本略晚（应在乾隆四十年稍后），但其所据之底本，却比《己卯》、《庚辰》二本犹早。有一个可能，即所据原是“丙子三閲本”。因此，其文字尽管多有后笔改动之处，却又时时保存有十分宝贵的早期正确高明的字法句法。在大规模总校勘上，我们发现《蒙府本》独与《甲戌》、《杨藏》等古本文字相合之处甚多，祇要善于审辨抉择，其校勘价值仍然是很高的。

《蒙古王府本》的首次影印，事在一九八六年。如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决意重印新版，不独是给研究者提供影印质量更好的文本，而且要以两种形式同时问世：一种是删除后人拼配后四十回续书以及相关的目录等处痕迹，完全恢复旧钞的原貌真相，勿使真伪杂揉，不伦不类。另一种是照一九六一年收购入藏时的现状， 一百二十回拼配本不加变动。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让读者、研者展卷了然于前八十、后四十的假“全璧”是如何的面目之“难看”与本质之迥异——足以打破至今仍有误信程、高序文的谎言，不再受其蒙蔽，使学术研究上发生无谓的混乱纠缠。至于初印本的拙序，其中有二处失误，此次得以改正，应向读者说明：旧序提到曹雪芹高祖曹振彦之官职是“教官”，是未经详验，是盲从别家之说。二是所列佟氏世系简表有误，深表愧歉。如今按佟氏宗谱另加简叙。

回顾自从《戚序本》石印初出行世，至今将近一百年之久，红学研究的缓慢曲折但是不绝如缕的潜力进展，使我们对《红楼梦》的许多问题获得了较前大为提高的认识。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在收购、庋藏《石头记》古钞本方面，贡献实多；此本于一九六一年出现后，事实上将当时已然陷于停滞的真正红楼梦学术研究工作重新推动了起来。如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将此本影印以飨学人，深可感谢。贡此芜辞，表我敬意。

一九八六年七月丙寅六月初伏

首次影印序于北京东城棠絮轩

二零零八年二月戊子正月新版序言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