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底，我爹第一次中风。这次中风没有影响他的肢体行动，但严重损坏了他的语言能力：不识字了，当然也不会写了，理解不了别人稍稍复杂一点的话，自己的口语词汇只剩下最底层的那些，如吃，喝，饿，要，不，等等。也就是说，他的语言能力回到了牙牙学语的孩童时期。他叫不出我这个儿子的名字，明白我跟他的关系，却无法表述。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了。
这对他打击非常大。这之前，他几乎每天早上去公园，除了锻炼身体，另一件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比锻炼更重要的事情——是和一帮大爷、大叔议论国事。他是主讲之一。为了这每天的演讲和辩论，他订了报纸，在地摊上买了很多盗版的历史、时政类书籍，头天阅读学习、做笔记、拟提纲，为第二天做准备。有家电视台做了一个相关的专题片，用了三分多钟介绍他，这使他很得意，激发了他更大的干劲。他一定是以有知识、有见识自豪、自负的。我曾劝过他，说，你别在外边乱说，小心犯错误，他根本听不进去。这是他晚年的重要精神支柱啊。可突然，一眨眼的工夫，烟消云散了，他成了一个文盲了。
虽然他从小体质就好，虽然第一次中风对他肉体的健康影响似乎不大，但如此打击之下，他身体的衰弱速度，明显得也如孩童的成长般。本来就八十多岁的人了，于是对他剩余的生命，我们不得不开始以月计算。于是我从以前一两个月去看他一次，改为每周去看他一次。
刚出院回家的时候，我去看他，他总会说谁谁谁来过了。他说的谁谁谁，都是已经离世的亲人，有的已经离世很多很多年了，多到我都从未见过。显然，那是梦，或是幻觉。显然，死亡的阴影把他给笼罩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不这样说了，大概对正在走近生命的尽头，他慢慢地坦然了。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讲述往事。没人跟他说话，他就回忆。有人说话，比如我去了，他就把那些回忆讲出来，词不达意地、反复地唠叨。那些事，我从他及亲朋那里，大都听说过，所以连蒙带猜地能大致明白他在讲什么。
像其他老年人一样，越是眼前的事越不记得，越遥远的事情他记得越清楚。渐渐地，随着衰弱的加剧，记得的事情越来越少，近些年的差不多忘光了，极类老年痴呆的症状。
关于在公园的演讲辩论，先是每次必说的，还数次让我们带他去那个公园，重温一下，后来忘了，不说了。
年轻当兵时，有一次重病，不明病因，部队束手无策，都让他回家等死了，却被一个抗日战争结束时解放军收编的日本军医，用一个礼拜治好了。
部队在武汉的营地，在哪儿哪儿，让我带他去，我始终没弄清楚他说的是哪儿，未能成行。
他大哥年轻时如何风流快活，生活不检点，因而死得早——意思是即使他马上死了，也比他大哥多活十几年。
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得很快，日本人看到了，喜欢，要他转到日本人的学校去上学，回家一说，我爷爷大怖，赶紧把他从潜江带到武汉。
他姑姑，很好看，很喜欢他，他常去姑姑家玩。姑父有一把手枪，有一次他偷偷地把手枪拿着玩，姑父知道了很生气，可姑姑护着他，不让打也不让骂，姑父很无奈。
这位我从未见过的姑奶奶是我爹提到最多的。他和他姑姑的故事是他最后遗忘的，是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最后的往事。我不仅没见过这位姑奶奶本人，连她的照片都没见过。据我了解，他丈夫是国民党统治时的一个县长，四九年，带着她和几个比较大的子女跑到台湾去了。他们走的时候，要我爷爷跟他们一起走，我爷爷舍不得离开家，随他们一起到了湖南，又调头回来了，并且带回了他们未满周岁的小儿子。我见过他们的小儿子，小名叫毛毛，我叫他毛毛叔叔，很帅，由此推断，他妈妈，我爹的那位姑姑，我的那位姑奶奶，可能确实很漂亮。病后的我爹，不断地说，她走了，坐一条船，走了，再也没有了……
我爹最后的时光再次证明，人的记忆是有筛选的，记得越清楚的，越是其愿意记下的。愿意记下的，当然是美好的。我爹生命中最美好、最重要的人，不是我妈，也不是我，而是他姑姑。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爹第二次中风后，彻底丧失了意识，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一个月十几万，维持着他了无生趣、只有苦痛的躯体苟延残喘。重症监护室里，很多他这样的所谓老干部，其中有一位姓高的前某局局长，真正的老年痴呆，跟他说什么都毫无反应，唯有叫他“高局长”，他会“诶”地应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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