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全2册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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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PDF电子书全2册,由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了: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业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会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彙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目录:
表文
職名
凡例
卷一 经部一易类一
卷二 经部二易类二
卷三 经部三易类三
卷四 经部四易类四
卷五 经部五易类五
卷六 经部六易类六
卷七 经部七易类存目一
卷八 经部八易类存目二
卷九 经部九易类存目三
卷一 经部一易类存目四
卷一一 经部一一书类一
卷二一 经部二一书类二
卷二二 经部二二书类存目一
卷一四 经部一四书类存目二
卷一五 经部一五诗类一
卷二八 经部一六诗类二
卷一七 经部一七诗类存目一
卷一八 经部一八诗类存目二
卷一九 经部一九禮类一周禮
卷二 经部二禮类二仪禮
卷二一 经部二一禮类三禮记
卷二二 经部二二禮类四三禮总义
通禮
杂礼书
卷二三 经部二三禮类存目周禮
仪禮
卷二四 经部二四禮类存目二禮记
卷二五 经部二五禮类存目三禮总义
通礼
雜礼书
卷二六 经部二六春秋类一
卷二七 经部二七春秋类二
卷二八 经部二八春秋类三
卷二九 经部二九春秋类四
卷三 经部三春秋类存目一
卷二二 经部三一春秋领序目二
卷三二 经部三二孝经类
孝经类存目
卷三三 经部三三五经总义类
卷三四 经部三四五经总义类存目
卷三五 经部三五四书类一
卷三六 经部三六四书类二
卷三七 经部三七四书类存目
卷三八 经部三八乐类
卷三九 经部三九乐类存目
卷四 经部四小学类一训诂
卷四一 经部四一小学类二字书
卷四二 经部四二小学类三韻书
卷四三 经部四三小学类存目一训诂
字书
卷四四 经部四四小学类存目二韻书
卷四五 史部一正史类一
卷四六 史部二正史类二
正史类存目
卷四七 史部三编年类
卷四八 史部四编年类存目
卷四九 史部五纪事本末类
纪事本 末类存目
卷五 史部六别史类
别史类存目
卷五一 史部七雜史类
卷五二 史部八雜史类存目一
卷五三 史部九雜史类存目二
卷五四 史部一雜史类存目三
卷五五 史部一一诏令奏議类诏令
奏議
卷五六 史部二诏令奏議类存目诏命
奏議
……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囊括百家,统驭万类。卷帙之富,成就之高,为古典目录学之绝无仅有者。学者莫不资其津逮,奉为指南。
清人张之洞就曾有言“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其学术价值一直在吸引我,可并没有时间很好的阅读,希望这次通过导读,以史学的视角能更深一层的认识它
,更多了解古代学术和乾嘉时期的史学观念。
二、《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以来,有三个研究时期。
第一,19世纪。乾嘉学人评价普遍较高,如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如钱大昕、姚鼐等。道、咸以后,“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
第二,20世纪前半期。以陈垣对《四库全书总目》佛教史籍部分错误的纠正,余嘉锡主要对史、子、集部的纠补,王重民以目录学家的眼光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补正、杨家骆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此外,郭伯恭、周云青、钱穆等也有研究。
第三,20世纪后半期。80年代前主要还是余嘉锡,王重民等人为主。80年代后有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此外如周积明,曹之,黄爱平,张新民,司马朝军等也有研究,具体见后面附录。
三、《四库全书总目》编纂
(一)背景起因
1、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明末清初以来学风的嬗变和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对《四库全书总目》编撰的影响
3、纂修《四库全书》工作本身的需要。如书籍的辩伪,价值的判断,书籍内容的介绍等。
(二)作者考辩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作者问题,已有许多人进行过研究,大约有三种意见。一是馆臣集体作,二是纪昀作,三是清高宗“钦定”。司马朝军对此论述较为客观,笔者同意他说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官修集体所作,但没有注意到历史演进中的互动关系。故笔者认为:皇上、总裁、总纂官、分纂官互动过程中几经修改而完成的,各有其作用。
1、清高宗主要贡献为定分类,定大例;定是非,决疑似;定去取,定存毁。起作用在先而不在后。
2、总裁官裁正如于敏中曾与陆锡熊、纪昀反复讨论,他提出的凡例、褒贬、编撰标准分类等问题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得到体现,并且他还与其他总裁官进行过讨论,如刘统勋,李友棠等。
3、总纂官修订。总纂官人数有争论,但主要贡献为纪昀和陆锡熊争论不大。纪昀主要贡献:一是主持《四库全书总目》分类,二是主纂总序,类序。三是主纂案语,四是安排排列顺序,五是修改提要稿,六是主持《四库全书总目》校勘工作。陆锡熊也做出了极大贡献。
4、分纂官起草。分纂官人数很多,此处仅介绍几位主要人物。一是翁方纲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他的主要工作为一是抄序目,二是签禁毁,三是撮大要,四是拟等次。二是姚鼐《惜抱轩书录》但他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与《四库全书总目》重考据不合。三是邵晋涵的《南江书录》,他以史学著称提要稿也以史部为主,特别是正史。另外余集,戴震也各有作用。司马朝军对戴震作用的被夸大所做的考证也有一定道理。
四《四库全书总目》之我论
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目的明显不在于藏,而在于“用”。然而不同于现代信息资源理论,四库全书的“用”不仅是为了标榜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以昭其朝文治之盛,而且隐藏在“稽古右文”之下的是乾隆帝实行文化专制,延续其民族文化扼杀政策图谋。作为配合和加强《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实现编纂目的而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也就被统治阶级利用目录的揭露并宣传图书艺术的作用来掩藏其删节改窜、重编和清洗旧本内容的工作,进而驳斥其中的进步思想,为清朝统治服务,因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虽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却“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也正因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既是我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者,提要体例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里程碑,又是通篇反映着封建正统思想于分类思想、著录原则、类目设置的政治工具。
(一)《四库全书总目》思想体系
《四库全书总目》共200卷,其中圣谕一卷,凡例二十则,分经、史、子、集四部,部有大序,统分四十四类,类有小序,共子目六十七个。其中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小序“详述其分并隶属,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透过其目录体系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四库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体系。
“四库法”是泛指一种在分类代码、分类构架、分类原则等多方面坚持了传统分类特征的分类体系。而《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即是四库法的伊始。“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序所言,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封建文化之根源的经部理应居首位,而史部始于三国,后来兴盛一直仅次于经,因此位居第二。子部始见于《七略·诸子略》,以思想性为渊源。在一个注重思想统治的社会里,集部理应先于出现较晚,直到东汉才出现于《七录·文集录》,以文学性为特征的集部。这即是四库之由来。
在二级类目上的类目设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体系的严谨性作了进一步阐明。如经部,《汉书·艺文志》中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以表也;《诗》以正言,义以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著,概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所以易类成为了经部的首部。又如子部,虽被认为是立类最不科学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论述到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数“皆治世者所有事也”,方技、艺术“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旁资参考者也”,释家、道家“外学也”,以及各学科各派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而大致勾勒出了一幅以儒家为核心的百家知识发展体系。并且在同类部次中又依照时代先后为序,且以帝王著作冠以首。
(二)《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原则
《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了图书10254部172860卷,是我国最大的古典目录。而因书设类是我国古代历代采取的图书整理的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收录图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其书目的费分类。
就《四库全书》图书来源来说,有内府书、采进本、进献本、赦撰本、通行本,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善本珍本。而其收书著录情况主要是:元代以前的著作,著录是比较全面的;明代的著作,重要的基本著录了;清代前期的重要著作,也大致著录了。[3]深究其收录标准,乾隆帝定下标准是“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不受外,“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评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指出是凡儒家学说的书籍优先收录;凡官吏之著作,大多收录;收录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诗文和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的收录原则声称“兼收并蓄”和“协中”,然而实际上这是建立在除了“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之作的,也就是离开封建的经、背叛封建正统的道的民主思想、进步思潮、反封建主义的书籍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的书籍。对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明显要严于《隋书·经籍志》和《永乐大典》。再加上,《四库全书》修撰时销毁的大量书籍,统治者的“寓禁于征”政治目的立即暴露无遗。黄爱平认为19年禁书中大约毁书3100种,15万1000多部。
相对于清王朝当时的文化和学术发展水平而言,《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涵盖的面是不全的。一则它贵远贱近,收录清代书籍较少,二则学术偏见重,突出表现在文学艺术上重儒轻杂、重诗歌散文轻戏曲小说、重写实文体轻虚构性纯文学作品等。如集部就不收戏曲小说,用纪昀对《聊斋志异》的评述为代表,认为小说“令燕妮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三则忽视科技,鄙薄科学。《四库全书总目》的凡例中明确规定“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名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在这种思想下,“但就四库所储,则其稍古者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也因此使得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如《天工开物》、《种艺必用》未被收录。四则对西方学术、科技介绍较少。《四库全书》未收录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来中国的传教士的学术著作,因此《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只有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1573-1722)西方传教士的书籍,共涉及乾隆以前的西方作者17人,学术著作29部,但这与当时的西学东渐的程度是既不相称的。此外对于西方的思想,清朝统治者是极为排斥的,因此关于宗教及思想性的著作基本是不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即使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总是以贬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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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 全2册 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