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机构:文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5－6

《中国边疆丛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兼任台湾师范大学、淡江文理学院及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毓澍主编。

该丛书共两辑、三十种。

目录如下：

01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1钦定盛京通志(全4册)
02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2吉林通志(全10册)
03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3黑龙江志稿(全8册)
04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4东三省政略(全12册)
05中国边疆丛书5东三省沿革表(全1册)
06中国边疆丛书6蒙古源流笺证(全1册)
07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7皇朝藩部要略(全2册)
08中国边疆丛书8蒙古游牧记(全1册)
09中国边疆丛书9筹蒙刍议(全1册)
10中国边疆丛书10外蒙近世史(全1册)
11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11钦定新疆识略(全2册)
12中国边疆丛书12西陲总统事略(全1册)
13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13新疆图志(全6册)
14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14补过斋文牍(全6册)
15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15卫藏通志(全2册)
16中国边疆丛书16西藏图考（(全1册)）
17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17朔方备乘(全2册)
18中国边疆丛书18蒙古志(全1册)
19中国边疆丛书19西藏志（藏程纪略）(全1册)
20中国边疆丛书20西藏图说(全1册)
21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1西域总志(全1册)
22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2西域考古录(全2册)
23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3西域水道记(全1册)
24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4回疆通志(全1册)
25中国边疆丛书25西宁府新志(全3册)
26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6甘肃通志(全6册)
27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7广西通志(全18册)
28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28续云南通志稿(全14册)
29中国边疆丛书29钦定热河志(全6册)
30中国边疆丛书30察哈尔通志(全3册)

清朝政府重视方志的编写，所以从一统志到州县志，几乎全部是官府修纂的，只有极少量的县志和村镇志系私家撰著。
皇帝将撰修方志当作一件政务，间或下令兴修一统志，康熙中命修一统志，刑部尚书徐乾学奉命主持编务，及至徐氏被迫休致，回原籍江南昆山，得到康熙帝的批准，以书局自随，继续修志。参加他的志局的有历史地理专家顾祖禹和有名的学者文人黄仪、阎若琚、胡渭。鉴于这样强大的阵容，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卷三特写〈一统志〉条云：“一堂宾从之贤，皆九等人表之最。官书如此慎重，岂复私家著述所能比肩。”（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58页）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病故，遗疏进其所主编的《一统志》。（《清史列传》卷10〈徐乾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三册第683页）因为纂修一统志需要各地的有关材料，清朝政府注意于省府州县志的编修，形成六十年一修州县志的制度，并推行一统志的体例。州官县令纂成方志之后，必须经学政审核批准，方能成为定稿，可见重视的程度。
官修方志系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本地的或外地的学者总纂，他们再邀请当地绅衿参与局务，分任编写和采访。要而言之，方志的兴修一定要并且必须要本地人出力，如清初灵寿县令陆陇其修志，与县人傅维云往复商讨志书凡例。（《文史通义》外篇〈书灵寿县志后〉，第224页）嘉庆间修的《宿迁县志》，乃“县之士君子合谋为之”。（《惜抱轩集·文后一·新修宿迁县志序》，第124页）东流吴县令不满意旧县志的繁简失宜，“乃招延文学，咨访耆旧，辑而新之。”（《养一斋文集》卷2〈东流县志序〉，第27页上）安徽泾县知县李德淦修志，聘请江苏阳湖人洪亮吉总修，请本县上连都人陈宝泉、茂林都人吴台等十七人任分纂，本县南隅人郑金、东隅人左廷桂等十人为采访。（【附录4，3页；中国方志丛书本第1册第17页】）
本地人参与修志对人物传记写作的好处是熟悉人情，便于调查，能够大量掌握传记素材。观附录三泾县志局的采访人员名单，系邑人庠生、监生和候选佐吏，既有功名，又有社会地位，分赴县境东西南北四路搜集资料，写出《采访册》，为编写县志的一种基本材料，因此我们今日能在《泾县志》看到许多人的传记，下注“采访册”字样，即系据采访册编写，可见访问调查对传记写作的用场。当然，从事采访的不一定是本地人，外地在本地做官的也有有利条件，同样做出好成绩。如道光四年安徽省修通志，命州县采访资料报省，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董汝成在石埭县任儒学训导，因而进行调查，采择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四年（1824）的事情，写成《石埭县采访录》，多记叙职官事迹。这部著作除了应命交差之外，也为后日修志的纂写人物传提供素材。（此书今有1935年印本）再如光绪间修成的《慈溪县志》，提调杨泰亨、总修冯可镛皆是本县人，分修陈继聪和孙德祖二人是外地人，此外的刘凤章等三人为本地人，采访周锡年、陈锦荣等六人全是本县人。具体人名及籍属见附录五。（【附录5，1页；中国方志丛书本】）江宁人金鳌于道光四年撰《金陵待征录》，以补官修上元、江宁县志的不足，全书十卷，志地四卷，志人三卷，志事、志言、志物各一卷，也就是说人物传记占书中的十分之三的篇幅，其中列女传分量不小，有一卷之多。
本地人修志对传记的写作常常产生负面的影响，即容易受人请托钻营，不该立传的作了传，或者美化被立传的人，夸张其行事。正如方苞指出的：官修的郡州县志，“其识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势利请托，又杂出于其间，则虚构疑似之迹，增饰无征之言，以欺人于冥昧者不少矣。”（《方望溪先生全集·文集》卷4〈畿辅名宦志序〉，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一册第70页）或如章学诚所说：“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文史通义》外篇〈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193页）一县之人，对同样的人和事会有异样的看法，参加写作，就难于得出公允的结论，为县志的编写增加难度，也可能影响到志书的质量。本地人捐资修志，为此而记录入志，虽不是作传，然与传记相关，今日从留存传记资料来看，未必不是好事，但从当日修志原则来说，则不免为一种弊病。如道光间兴修《（无）锡金（匮）续志》体例中增设“捐赈议叙”一项，，记载出资修志的人，随后周有壬作〈书道光续志后〉批评这一现象，说把这些人与名贤大儒并列，不伦不类，何况捐资二三百缗的人朝廷已给予职衔，表彰其义行，何必还要载入县志。（《锡金考乘》卷11）
如果将边疆史地丛书算进来，还有一些，如光绪间出版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中有萨英额的《吉林外记》、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本世纪六十年代发行的李毓澍主编的《中国边疆丛书》，内有《西宁卫新志》、《察哈尔通志》、《西藏志》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