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讲到，在汉代，欧洲的琥珀沿着丝绸之路辗转到了中国。而哀劳，也就是如今缅甸的琥珀，随着汉武帝时期的归顺，也进入了皇宫贵族的手中。可以说，两汉时期，人们对琥珀已经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并且从目前出土了文物来看，汉代已有大量的琥珀制品出现，并且以饰品为主。比如南京博物馆收藏的琥珀制司南佩、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琥珀印、琥珀兽形佩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琥珀制品仍延续了汉代的风格，品种除了当时广受喜爱的琥珀饰品之外，也出现了实用器。不过因为材料的稀缺，造价也十分昂贵。据《南史·齐本纪下第五》记载，齐国君主东昏侯萧宝卷，曾为宠妃潘玉儿打造一支九鸾琥珀钗，价格竟超过170万金。原文这样说：“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这个时期，人们对琥珀的形成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但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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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郭璞《玄中记》中认为琥珀是由枫树的树脂落入地中千年而化成。原句是：“枫脂沦入地中，千秋为虎珀”。西晋张华《博物志》中有两种见解，一是松脂千年入地为茯苓，而后茯苓变为琥珀，另一种认为琥珀可能是燃烧蜂巢而成的。而梁代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说：“琥珀，旧说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据这些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我国古代先民已经认识到琥珀是松柏科植物的树脂，埋入地下经石化作用而成。同时，琥珀的药用价值也在这一时期也被记载，陶弘景所著的《名医别录》中说：“虎魄，味甘，平，无毒。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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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赞美琥珀的诗文便流传开来。最有名的当属李白的《客中行》，诗中这样写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个时候，因为晶莹剔透的琥珀的颜色诱人，与酒相似，于是就常被作为杯子器皿。据说，中国自古流传的夜光杯传说，便是琥珀制成的饮酒杯具。所以，刘禹锡的诗《刘驸马水亭避暑》也赞美道：“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杜甫也在《郑驸马宅宴洞中》中说：“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而白居易也有“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的诗词。李贺在《将进酒》中也留下了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的美句。除了诗词的赞美，由于当时佛教在唐代的盛行，琥珀作为佛教七宝之一，也被制成了佛像和佛塔使用。在法门寺的地宫中，就曾出土了两件琥珀瑞兽圆雕。

这一时期，人们对琥珀，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开始探求它的成因。在《全唐文》中，曾收录一篇《琥碧拾芥赋》，对琥珀进行了相当详实的的记载和描述：“天地之根，孰知其源，忽而化化，尔存存。琥珀拾芥，凤形精蕞，物之冥会 出乎意外。于是气以冥合，物由化造。础因云以积润，燧取火而就燥。伊琥珀之为珠，亦凤形而吸草。既璀错以琼艳，又荧煌而金藻。尔乃探其至赜，持其自然，手与心惬，视与目全。美宝擢色以临矣，飞芒乘虚而附焉。此见机而作，间不可省。彼因感而应，道不可传。故能异质吻合，殊途元通，播形的，透影玲珑。似乎月含桂以贞明，泉泛箨而映净，云发彩于虹玉，竹乘阴于鹊镜。”对于琥珀的成因，也有了许多说法。《本草》的作者苏恭说：“松柏脂人地千年化为茯苓，又为千年为琥珀，再千年为璧、为江珠。”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咏琥珀》中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曾为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蛟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觑”（《韦江州集·卷八》）。在这首诗中，诗人生动而科学地描述了琥珀的成因，对保存在琥珀中的蚊蚋化石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完全正确地解释了琥珀的成因，即琥珀是由松树的汁液（松脂）石化而来这一客观事实。这也充分说明了诗人对自然界敏锐的观察力和渊博的学识。但是，他把茯苓和琥珀看成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显然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在唐代，有关琥珀，在我国河南南阳地区还有一个离奇的传说。据说，当地一个孕妇，产后暴死。在埋葬时，恰巧当时最著名的医学大家孙思邈路过。他见到从棺材缝里渗出几滴鲜血，便断定死者尚存生机，可以救活，于是就叫死者的丈夫打开棺材。他先以红花烟熏死者的鼻孔，然后用神药急救。不多时，死者便苏醒过来。三天后，病竟霍然而愈。而那味起死回生的神药，据说就是当时的名贵中药——琥珀。有关这一传说，目前尚无文字记载，不过个人觉得，相对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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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宋代，对于琥珀的使用也更加广泛。到了南宋初期，琥珀已被当作“商品”用来交易，并可“骤之大富”。而这一历史，记载于南宋初期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七》中：“琥珀-人云茯苓在地千年，化为琥珀，钦人田家锄山，忽遇琥珀，初不之识，或告之知：此琥珀也，厥直颇厚，其人持以往博易场，卖之交址，骤致大富。”这一时期，有关琥珀的记录也开始更加丰富和详细，

北宋梅尧臣在其诗《尹子渐归华产茯苓若人形者赋以赠行》中对琥珀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写道：“外凝石棱紫，内蕴琼腴白。千载忽旦暮，一朝成琥珀。既莹毫芒分，不与蚊蚋隔。拾芥曾未难，为器期增饰。至珍行处稀，美价定多益。”

南宋张元千的《紫岩九章章八句上寿张丞相》也记述了琥珀作为祝寿佳品来出现，即“结为琥珀，深根固柢。愿公难老，受兹燕喜”。此外，

南宋张洪在《酬答鄱阳黎祥仲》中把香珀一词引入文中：“六丁护香珀，千岁以为期”。当然，有关人们对琥珀的认识，也有了更深一步了解。北宋著名医士陈承对琥珀和茯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正确的阐述，他这样说：“两物皆自松而出，而所禀各异，茯苓出于阴着也，琥珀生于阳而于阴”（见《别说》）。其大意是：琥珀是石化了的树脂，而茯苓则是寄生于松树根部菌类的结聚体。这里他所指的阴阳就是地下与地上。即茯苓生于地下，而琥珀生于地上而在地下形成。以我们现在对琥珀的认识，显然，陈承的看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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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之后，辽金时期，琥珀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时期。这主要是由于西方琥珀之路的开通，波罗的海一带的琥珀传入中亚，而当时辽代国力强盛，西方各国每年都会派使臣进贡各种奇珍异宝，自然包括琥珀。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记载：“高昌国、龟兹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琥珀、玛瑙器。”当然，史学家也认为，契丹人受用金器，更爱琥珀，应该和契丹人信奉佛教有关。在挖掘出的辽代的陈国公主墓中，曾挖出两千余件琥珀配饰，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公主与驸马身上所佩戴的琥珀璎珞，外围是由257颗琥珀珠，5件螭龙雕件及2件瑞兽雕件以细金线串制而成。将琥珀的工艺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但数量庞大，做工更是细致华美，令观者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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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琥珀贸易的繁盛，琥珀艺术的发展，琥珀被广泛应用到首饰、服饰、器皿及文房用品中。同时，人们对琥珀的来源、形成、分类、药效都有了系统的了解，并对如何鉴别琥珀，有了一定的经验。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记载了琥珀的产地：“今金齿丽江有之”说明琥珀产于即今云南腾冲一带。而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物部四》中的记录也说明了人们对琥珀的品质有了初步认识，文中写道：“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人以拾芥辨其真伪，非也，伪者傅之以药，其拾更捷”。明末清初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珀类条中记载：“韩保升日：木脂皆化，而松枫为多，红如血者琥珀，出云南者上。金珀、密蜡、水珀则闽广舶来，久亦油坏。或云：近有药炼木脂蜂巢而埋土成者。辰珀色暗不香，则黔阳以青鱼造者也。广中以油煮密蜡为金珀。太西有黄石发光，谓之密蜡，则宝石也”。不但对琥珀的成因，作了科学的描述，还印证了用加热处理来使不透明的蜜蜡变为金珀的方法在清初就已有之，并一直沿用至今。清代谷应泰在《博物要览•卷八》对琥珀的产地、颜色、块体大小、成因、质量优劣和真假鉴别等作了极为详细、系统的描述。他在对琥珀质量优劣的评判中说：“琥珀之色以红如鸡血者佳，内无损绺及不净粘土者为胜，如红黑海蛰色及有泥土木屑粘结并有莹绺者为劣。”这时，与琥珀相关的词也渐渐增多，如蜜蜡、 琥珀、金珀、龙油珀等。清代叶梦珠《阅世编》中写：“近来闽中有寿山石，其白者如玉，黄者如蜜蜡，红者如琥珀，精光明透，胜于冻石。”而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将琥珀和蜜蜡区分，这样说：“簪之为色，宜浅不宜深，欲形其发之黑也。玉为上，犀之近黄者、蜜蜡之近白者次之，金银又次之，玛瑙琥珀皆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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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看出，琥珀，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一度陈伟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为皇家贵族所使用。琥珀虽然大多为舶来品，但在中国文化的熏染中，变得更加生动和传神，丰富而美丽。中国的琥珀文化，是世界琥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当今琥珀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从此，琥珀在琳琅满目的宝石中，更加耀眼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