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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鼻祖张少鸿:相忘于江湖

(2018-08-07 10:56:07)
分类: 学习交易1
       在许多圈里人看来,张少鸿称得上是证券期货业的顶级操盘手,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概念的始作俑者,更是市场上公认的“庄家鼻祖”的概念级人物,《操盘手》《风云录》《私募》等书和影视剧无不以他为主角原型。

      资本江湖,每天有无数创富神话或成或败,每天有无数神龙大侠或沉或浮,但总有一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令人难以忘记。

  张少鸿,曾经的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公司董事长、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儒、他的神秘连同他在中国期货市场中的狠和张扬,在20世纪90年代,曾那么深刻地牵连过广大投资者紧张的神经。

  从巅峰跌入低谷、从传奇滑向现实,他后来入了狱。岁月的磨难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体和处世态度,但不太容易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情怀。从2009年4月到现在,我与他在北京数次相见,眼见得这个中年男人为人处世变得沉静和平淡,爱惜身体、珍视家庭,但同时又在纷乱熙攘的投资世界中创建自身的路数,养家不糊口、赚钱不贪财,独自享受于那份天才手艺所带来的满足和快感。

  所谓的雄起、复出都已不再重要,那只是外在的客观反映而已;所谓的豪言、壮志也已不再重要,因为所有的成功都是执著、坚持的结果。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张少鸿,他也许早就明白,时代永远是强大的,个人纵然曾经创造过历史,但根本上却是渺小的;男人们所孜孜以求的事业,说到底,应该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其所衍生的荣耀和地位,皆可在红尘滚滚之中付诸笑谈。

  没有英雄的年代,人们期望壮举;英雄辈出的年代,连英雄都想做一个普通人。张少鸿,他与我们相忘于江湖。

  桃花深处

  白色的球鞋和遮阳帽,运动衣,一个背包,当张少鸿站在北京某公园的门口迎接我们时,我没有认出他来。

  他经常在这个公园里锻炼。因而,事先我们电话中约他相见,他定了这个地方。我们送给他端午粽子,几个人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坐在窄窄的凳子上,满面笑意。他明显享受这份温馨的问候和看望。

  “我现在顺其自然,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做一份事情,养养家。30岁那时没想过生活,只顾往前闯、往前冲,赚了一些钱,但没有生活追求,现在人生后半场开始了,就要注意这些事情。”张少鸿轻声细语,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那份平淡。

  今年,他50岁,知天命。假如时光倒流,曾经搏击商海、叱咤风云的他,与我们交谈的地方肯定是豪华气派的办公室,而他,一定没有时间同我们谈如此“奢侈”而又“无用”的人生。

  我想起两年前,也即2009年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郑州郊外的某处桃园,一个中年男人在淡淡的花香中漫步,眼神忧郁,表情淡然,久久不愿离去。那时,没有人注意到他。而这,也正是他所需要的。

  “我这阶段要先歇息一下,稳定情绪,恢复心态。”当时,在电话中他对我说,“我现在在北京给一个朋友帮忙,做职业经理人。一般是周末回到郑州,周日再回北京。”

  这个人就是张少鸿,民间称其为“张社长”。2005年6月,他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彼时,张已在监所待了近4年)。2009年前后,数年的牢狱生活过去,张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回到芸芸众生的正常世界里。

  但他并没有被那些关心他的人所忘记。2008年7月的一天,他和北京朋友宴毕,步行回宾馆,他在街上顺便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上面一篇来自德国《南德意志报》的题为《货币紧缩,地下钱庄再度活跃》的报道称:

  自从中国1978年经济开放以来,地下资金来源就对私人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司法部1988年就对中国地下钱庄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大量的资金通过一个基于传统和信赖的网络进入国际市场。”

  张少弘(音)20年前是曾经引起轰动的首家地下钱庄的老板。他曾在央行工作,1985年辞职后在郑州建立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位成员每个月交5块钱,年底分红。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接受更高数额的会费。他巧妙地进行投资,并支付最高达20%的红利。2005年7月,张少弘因从事“非法资金交易”被判10年刑期。当时他的月销售额超过1亿元。

  曾在央行工作?后来在地下钱庄当老板?此地下钱庄等同于原来的“三读”?

  ——面对如此哭笑不得的报道,被译成“张少弘”的张少鸿终于明白,他再低调,也逃不脱时间和记忆这张“网”。

  到了2010年9月,国内某家知名财经媒体嗅到了他的行踪,以《私募新秀新亚太系暗夜疾行,猛庄张少鸿归来》为题,披露张少鸿伙同中投新亚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干人,在二级市场上对ST洛玻、新纶科技(002341)、梅花伞等近10家上市公司进行短炒的内幕,一时间,张的行迹归宿广泛为外界关注。

  实际上,张少鸿只在这家公司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待了八九个月,就因“人生理念、经营理念不同”而选择了离开。他不愿让自身“残存的名声”被别人利用和绑架,而是想让一滴水汇入大海中,从此有个独我而又非我的存在。

  跌宕岁月

  “我是一个失败者,是先烈”,这,常常成为张少鸿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一句开场白。看起来发自真心。

  这往往不被外人所理解。2004年1月被法院一审判决后,他提出上诉。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中,他曾极力为自己辩解:“我将用我毕生的努力,来洗脱因体制转轨时期个别部门滥用法律而强加给我的不实的罪名!我将在后半生中,以百倍的奋斗精神,并用多种方式和成效来证明世纪交替时期发生在郑州、发生在张少鸿身上的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个滑稽可笑的冤错惨案!”但仅仅数年过去,他的言辞和内心认识就发生彻底改变。

  我曾就此向他询问发出此“呐喊”的具体情形,他只有淡淡一句:“那时年轻……”

  该退让时就退让,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的确不是当年年少张狂的张少鸿所具有的风度和气度。

  1977年,16岁的张少鸿考入河南省银行学校(现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4年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1985年,待不惯机关生活的他毅然辞去国家公职,开始自主创业,1987年,他在郑州市金水区工商分局注册了个体性质的“读来读去读书社”(简称“三读”),规定任何人只要交10元押金、2元租金,即为读书社社员。这种新颖的运作方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给“三读”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1992年,张少鸿在河南省工商局注册“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注册资金1000万元。到次年年底,“三读”在郑州已拥有8家分社,期刊总藏量超过600万册,注册读者7万名,每年接待读者超过350万人次。张少鸿被誉为“当代青年的楷模”、“传播知识的使者”。1994年,他和当时感动全国的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等人一起,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并当选为河南省青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常委等。

  此时的张少鸿,内心的情感还比较质朴,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比较重。1990年,“三读”举办了全国首届汉字识用大奖赛,张少鸿在序言中指出,当时中国还有2亿人因为不能正确使用汉字而成为文盲或半文盲,本届大赛正是着眼于提高大众汉文水平,帮助每个人检测自己使用汉字的能力,以推动使用汉字规范化。

  “1994年评选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我和张少鸿在郑州吃过一次饭。感觉他的话不多,人很朴实,做的事也很有社会意义。当时候选人很多,但他入选几无争议。”《长城》月刊社社长、当年曾在团中央参与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工作的杨蔚曾这样对我说。

  但许多人都忽略了,张少鸿本质上是一个时刻寻找发展机遇的不安分的人,尤其是他专业学习金融,其特长即在于财务运作。

  1993年前后,中国两家证券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先后正式开业。由于是刚刚建立,各种规则秩序并不是十分完善,众多所谓的“庄家”“操盘手”,正是在这时凭着自身的胆识进行资本冒险投机,在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下,他们搅动证券、期货市场翻起惊天巨浪。

  张少鸿感觉他的机会也来了。

  1993年,“三读”下属公司获得了期货公司从业资格。1993年5月,张少鸿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在随后的经营过程中,“三读”像其他许多公司一样,超出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相继进行了期货投资、证券投资、家庭理财、物业管理、国际租赁等所谓的“跨行业公司经营”。

  在郑商所成立初期,市场相对平淡。张少鸿创立了一种新的机构盈利模式:每次交易,他集中手下的人,不准接、打电话,统一住在宾馆里,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步骤去实现自己的盈利目标,直到一次“伏击战”彻底完成。运用这种有组织的风险投资,他和他的游击军团只用了4天时间,就把国有粮食部门为主的空方打垮,也把期货市场上的大鳄四川汉龙集团的刘汉击溃(后者仿照前者的战术,把另一位操盘手北京建昊集团的袁宝璟打得落花流水)。

  “安阳帮”声名远播,引得北京期货主力手心痒痒、蠢蠢欲动,意欲出其不意来劫一票生辰纲。其领军人物邓某为了慎重起见,先派了个探子去试试水。探子回来说:“钱多、人傻、快去。” 邓某大旗一挥,其下属信托公司的一队精兵强将就携带巨资秘密地兵发郑州。(战鹰注:此段在花荣所著的操盘手小说里有提到)

  但他们显然小瞧了张少鸿和他手下的那群“土豹子”。在旷日持久的绿豆期货拉锯战中,双方“几乎都杀红了眼,血战达到了肉搏的地步”,但最终,张少鸿聚集当地所有“地头蛇”,逼得北京“过江龙”全线爆仓、溃不成军,张的期货霸主地位随之确立。

  1997年,张少鸿更是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证券市场,操控深发展(000001)、湖北迈亚、川化股份(000155)、金杯汽车等多只个股,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格48元。此后许多期货小机构跟随他的大旗在沪、深证券市场驰骋。

  但股海反复无常,从2001年开始,沪、深证券市场国有股减持带来的狂潮打垮了很多像张少鸿这样的操盘手,代表张少鸿身家性命的满仓股票在国泰君安郑州营业部被强行平仓。因为拿着读者的押金做期货、股票,“三读”当初承诺的根本无法兑现,百姓不断向上级反映情况。2001年7月27日,郑州市公安局对张少鸿立案侦查,张少鸿潜逃。8月9日,专案组赶赴邢台将其押解回郑。随后,经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张少鸿被正式逮捕。

  一代金融枭雄,就这样以悲剧性的入狱结局而告别他的前半生。

  余生何期?

  以张少鸿入狱为标志,2004年,郑商所凭借绿豆期货执全国期货交易所之牛耳的局势,陡然发生逆转:由于绿豆期货的过度投机最终受到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绿豆期货烽烟刚散,期货市场热钱便挥师北伐,中国期货中心从郑州北移到大连,进而又东移至上海。

  而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在波澜壮阔的绿豆行情中,不少机构和炒家都走向了破产,或被抓,或改行,或出走。号称“郑州三红”的另外两个人——格林期货的王栓红和赵运宏将公司总部移至北京;2003年7月,原鑫福期货董事长蔡平及相关责任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亿多元,以及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多项罪名,被郑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同样,2004年7月,就在张少鸿被判刑之际,一份名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也在网上广为流传,唐万新、花荣、赵云、张海等皆在其列。论者指出,这29名操盘手的结局不外乎7种:其中窘迫的有8人;逃亡的有7人;入狱的有5人;转行和赔光的各有3人;剩下3人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

  时代造就了这些人的疯狂,时代也毁灭了这些人的荣光。一位曾接触过张少鸿的市场人士曾见过这样一个场面:在一个高尔夫球场边,一辆丰田面包车停稳后,下来3个戴墨镜的保镖,往车门两边一站,一个瘦小的年轻人缓缓下车,马上就被工作人员请进了贵宾室。他一眼认出这就是张少鸿,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暴发户,太张狂。

  “张少鸿输不起,因为他的资金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的存款。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这是他的判断。

  事实印证了这一切。事实也印证了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并自觉“赎罪”,是多么的不易:在狱中的岁月,张少鸿曾长期“分送报纸”,并利用自身所长为狱友的家庭理财出谋划策;他带进去一只和他女儿一同长大的乌龟,而正是这只乌龟,伴他度过了最为难熬的寂寥岁月;他还坚持锻炼身体,期待着出狱后能够“东山再起”。那时候,逢到过年,郑州房地产界一位赫赫有名的老总就会到狱中看望他,送上一点钱,说上一会儿话,让他体会到人间自有一种温情在。

  “性格决定成败,思想决定出路。作为知名的投资家,张少鸿的性格可谓沉稳中见激情,平和中见剽悍……当然,作为凡人,他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期待也有失落,有风光无限也有内心交困。”

  这曾是张少鸿的一个朋友描述他出狱以后的话,有溢美的成分,不过,大抵还算靠谱。正如某次晚宴散后,朋友开车送他,他却执意徒步数里自回宾馆。朋友赞他,“多年来刻意修炼的徒步功夫了得”,“这个曾经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经过了几年的卧薪尝胆,一定会涅槃成‘全国十大杰出中年’”。

  这样的中年,是将人生功名看淡了的中年。不过,这也是期待继续有所作为的中年。张少鸿出狱后,浙江、山东、上海、河南等地有几家企业请他去做CEO,或者聘请他在北京做PE、VC,但他都借故推托,他的想法是,“老路再让我走,我不喜欢走,有点吃剩饭了”。

  他现在为一些相熟的客户做“家庭理财保姆”,期货、证券、基金,等等,组合着做,成效斐然,甚至令人吃惊。对于其中的心得,他一天又一天地作总结,往往在锻炼、散步过程中,拿笔在本上细细记下。他现在已经思考成熟并设计出了一套关于投资理财方面的商业模式,准备等到合适时机就全力去做,作为人生下半场的“长期选择”。

  “这个计划能对外透露吗?”在北京的公园里,我这样问他。他说:“你最好替我保密,而且,别来写我。”

  第一个要求,我遵守;但第二个愿望,我没有满足他——他在我们身旁,从一个枭雄变为一介凡夫,但他的人生经验,起伏跌宕,与我们许多人有多么大的不同!也许从此以后,我们就真的如他内心所愿的那样,彼此,相忘于江湖了。

  他有他的生活,不该被打扰。

  【记者手记】怀念那个枭雄辈出的年代

  14年前,也即1997年的3月,是亚细亚原老总王遂舟离职出走的日子。近来,我和原亚细亚不动产的掌门人、他的“紧密合作伙伴”晋野谈起他,谈起那段岁月,谈起中原商战,言语之中不胜追念。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前期,是中原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那时,郑州出了许多商业上的典型,成功的、失败的,名声远扬,如今大多成为国内MBA课堂上的教学案例;那时,也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两腿带泥、登堂入室,一个个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枭雄。

  这里面,最典型的莫过于红高粱快餐的乔赢、“三读”读书社的张少鸿、交通银行(601328)郑州分行的邓世敏和董文标、郑百文的李福乾、花园集团的谢国胜、思达集团的汪远思等人了。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行业论短长,那么,这个单子还可以列得更长。其中,以可值得反思的内涵和事后产生的影响来看,王遂舟和他治下的亚细亚商场,最具有代表性。

  1997年,是郑州商界开始整体分化的一个分水岭。是年,随着王遂舟的黯然离去,郑州二七商圈整体陷入沉沦;曾公开叫板麦当劳的乔赢带领红高粱由事业高峰跌入低谷;曾创造巨大社会效益的“读来读去读书社”开始公开吸收社会公众存款;被树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的郑百文在表面的繁荣之中开始大肆造假……

  在这个过程中,金博大(现大商新玛特)、丹尼斯等新面孔陆续登台亮相,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枭雄们先后淡出了历史舞台。

  第一次“见到”张少鸿是在2004年1月,他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透过电视,我望着那张虽年轻但十分憔悴的脸,禁不住感慨万千。

  而最值得扼腕长叹的,是张的沦落并非个例,乔赢、李福乾、李国法、“张大鼻子”(张学勤)、王遂舟、尹爱萍、谢国胜、汪远思等人或入狱或出走,整体上的宿命色彩意味深长。

  这,究竟是谁之过?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郑州商业的掌门人在全国起到了急先锋作用。他们或祭起理念和模式创新的利剑,或扛起超常规发展的大旗,一时间在中原、在中国闹得风生水起。举世闻名的“中原商战”,就提供出观念、机制、体制、管理、营销、服务等方面的综合坐标。

  但是后来,在高速膨胀的欲望之下,一些枭雄大多触及了法制的杠杆,因而不得不为自身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他们毕竟还留下了一些宝贵的“遗产”,比如亚细亚的王遂舟,由他亲手打造的亚细亚管理风格和服务理念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原,而由他带出来的那些人才也早已成为河南商业的中坚力量(部分做投资或咨询业务)。

  某年10月,有一次在上MBA课时,老师问我:“三读的张少鸿后来因为炒期货出事,但他所做的委托理财、机构投资在当时情况下算不算一种金融创新?”

  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老师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企业家有“原罪”,但不可避免地,那种与企业家创业相关的机制或环境,也存在着某种“原罪”——而这,目前已成为国内诸多经济学者的共识。

  离事实太近,人们无法看得太清。如今岁月的刻刀飞快划过,一些久违的人、远去的事,已如浮雕一般展现出遒劲的力度。

  从2003年开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开始广泛接触河南商界的人物。有许多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涌现出的“新人”,总体感觉,他们多生活在一种严格的“规则”或“制度”之下,常显世俗气和平常心,缺乏一种鲜明的个性和霸气。相对来讲,那些早期的曾活跃在中原商界中的枭雄,他们却因自身的粗犷、莽撞、胆大、一往无前而被许多人深深记忆。

  2005年,张少鸿被判刑时,他曾扬言等将来出狱后 “东山再起”,因而,“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500圈,计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连续做仰卧起坐1000个”。2008年年底,他“出来”了,我在北京看到,他又重操旧业、再战江湖,看上去充满精气神。而即使是患病的王遂舟,目前也在积极治疗,在友人眼里,这个“浪子”充满回到故乡“重新做一番事业”的渴望。

  一个个“枭雄”,又陆续在我们的视野中“复活”了。他们痛定思痛,但依然豪情满怀;他们心事苍老,但仍旧勇往直前——面对着这些人,我无法在现实中嗅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但我可以低头俯视我那曾经与他们十分相似的、十分盲目和敏感的年少情怀。

  伸出手来,满把流年碎影中,命运的纹络如小小的激流一般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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