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聚禾城

5月17日，接到同学沈泉荣的电话，对我说，师范同学姚祖兴与张福良在嘉兴沙龙宾馆参加温州师专的同学会，姚祖兴打电话给姚奎顺想要和我们嘉兴的师范同学在19日晚上聚一聚。姚奎顺同意了，要叫我们一起参加。这我当然答应。同时也问了泉荣关于费用的事，他说问一下姚奎顺。

我们是77届湖师语文班同学，我们嘉兴共6位，姚奎顺，周来法，柳水华，吴惠泉，沈泉荣和我。

姚奎顺是王店的，他毕业后先在王店中学任教，后来调到效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校长，再后来任了郊区后来为秀洲区教育体育局局长，又转去了卫生局、国土资源局。退休后曾被朝聚眼科医院聘为院长。他是我们秀洲区几位同学中行政级别最高的。

周来法，凤桥人，师范的时候与我上下铺。毕业后好像被分配到了净相公社的一个大队学校，后来调到了凤桥职业中学。担任过中学校长。我女儿中专毕业后，我曾请他帮过找工作的忙。他二话不说，在数码照相机厂里中帮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是可惜我女儿没干几年就辞职了。非常对不起我的老同学的付出。退休后，身体不太好，聚会时，眼睛看起不有些浮肿。我安慰他注意保重身体。

柳水华，也是凤桥人，毕业也分配回到了自己的公社，后来调动到了王江泾中学，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在一所民办学校里任教。他比较乐观，喜开玩笑。说话也比较幽默。

吴惠泉，新塍人，说起话来乡土口音很重。毕业后，我们聚过几次，他少有参加，退休后随女儿住在上海，联系就更少。这次也没有参加。

沈泉荣，我与他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我们是一个公社的，他是联合大队，我是勤丰大队。他比我小3岁，也是我们这届同学中年龄第二个小。他毕业后被分配到自己公社的杨溪大队学校教初中语文。后来调到了嘉北中学，嘉北中学与嘉北小学合并后更名为洪兴实验学校，他在那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在家领孙女。清楚地记得， 1980年2月，我从新丰中学调回自己公社，也到了杨溪大队学校，因为我是学期中途去，学校的课在上学期都已定好了，那时的学校还缺一位数学老师。学校里要安排我数学课。说出来难为情，我这个人数学非常差。师范读的是语文专业。所以不敢接数学的教学任务，他主动地提出来转教数学，将他的语文课让给我。真是感激。这种同学情至今难忘。

姚祖兴，桐乡高桥人，是我们这届唯一一位桐乡人。他这个人蛮有特点，读书时，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且特别喜欢读有关马列主义的书藉。到现在还是初心不改，在群里总能看到他发的关于意识形态、时事政治方面的评论。毕业在家乡高桥教了二年书，后来考上了温州师专，毕业后仍回高桥教高中，后来调到宁波奉化工作，且定居于奉化。

张福良，海宁人，毕业后和我一起分配到新中公社，我在新丰中学，他在新丰公社东方红大队学校。那时，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玩。我的学校在新丰镇上，他的学校要新丰乡下，不过离新丰镇不是太远，有时我放学后就去他那儿玩。他的学校四周均为田野，西边与南边是小河。在那静静的校园里聊些无厘头的事。1980年，我调回老家，后来一直没有他的消失。两次同学的大部队活动他都没有参加。直到我们都退休后的一次活动，才碰到了他。他像老大哥一样的稳重。这一次的禾城小聚，就是他与姚祖兴两位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刚好在嘉兴参加同学会。

姚奎顺还把离嘉兴不远的海宁的另外两位同学也请了过来，一位是黄加平，一位是张炜芬。

黄加平，毕业后先做老师，后来到了海宁教研室做教研员。他最明显的特长是会写，诗歌、散文、小品、报告文学、演讲稿都能写，而且都很有文彩。

张炜芬，是我们这几位同学中行政级别最高，是海宁市政协主席。退休后在杭州管带孙子辈。这次接到姚奎顺电话后，虽然远在杭州，还是赶了过来。同学之情呀！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19日下午，我4点30分从单位出发，骑电瓶车20多分钟，来到沙友宾馆。黄加平，张福良、姚祖兴、姚奎顺、柳水华他们已早在了。寒喧、握手、互致问候一翻。聊聊过去、聊聊现在。

周来法、沈泉荣也来了。

来得最晚的是张炜芬。虽然我们等了些时间，但却感到的是温暖，因为她是特地从杭城赶来的。只是为了同学的小聚。这样的酒宴对于她来说不算什么的，这大家都知道，她在任上时，难免会有应酬。

6点多点，她来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从杭州赶来，辛苦了！她说：“同学聚会呀，一定要来的。”

小聚结束后，我们几位也相想支付一点费用，姚奎顺极力地说：“见外了！见外了！”一定要他一个人承担。前几次也都是他一个人承担的，我们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坚决地说：“下次一定要我们来承担！”

同学，是一个没有血缘联系的称呼词，却有着比血缘更亲切的关系。真如黄加平同学事后在文章里写的那样：曾经的青葱岁月，已触手难及；曾经的悠悠往事，却历历在目。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不管经过多少风雨，不变的，便是那“湖师”同学的深情，便是那留在心底的笑声。